43. 刘伯坚与冯玉祥国民军

刘伯坚（1895—1935）　四川平昌人。1920年赴比利时和法国巴黎勤工俭学。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中共旅比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书记。1923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第六届中共旅莫地委书记。1926年9月，与冯玉祥一道回国，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部长。1928年再次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在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红军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参与策划著名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斗争，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被捕牺牲。

在莫斯科初识冯玉祥

冯玉祥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驱逐了贿选总统曹锟，将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冯自任新组建的国民军总司令。但是，在奉、皖军阀的压迫下，冯于11月被迫通电下野，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此时，中共北方区委开始加强对北方工作的重视和领导，经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沟通，中共和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多次接触，关系越来越密切。苏联政府给予国民军大批无偿的军械弹药援助，并派遣顾问团到军中工作；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先后选派30多名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的公开身份到冯玉祥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经过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冯玉祥的政治思想逐步起了变化。

1925年底，郭松龄反奉倒戈失败，北方时局进一步恶化。政治风云突变，冯玉祥的前途未卜，使其苦闷至极，于是下决心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考察。经过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努力斡旋和精心安排，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一行从平地泉乘汽车启程，取道蒙古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于5月9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要及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共产国际希望借冯玉祥访问苏联之机，做进一步团结争取工作，决定委派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等东方大学毕业学生参加接待工作。5月17日，刘伯坚、曾涌泉、武胡景等5人以《前进报》记者的身份，在冯玉祥下榻的欧罗巴旅馆拜访了这位“基督将军”。刘、冯虽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可谓异乡初识成知己。时年31岁的刘伯坚无拘无束地同冯玉祥纵论天下大事，畅谈国际国内时局，给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结束时，刘向冯赠送了一套《前进报》。不久，刘伯坚还特意组织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热烈欢迎冯将军莅临该校参观。

这以后，刘、冯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谈，感情日益融洽。刘经常向冯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红军的建军原则、政治工作方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等问题。通过频繁交往，冯对苏联革命和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国民革命的意义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使其“救国、救民、救世界”的抱负更急切，表示“当勇猛直前，以促其实现也”。

促进国民军的新生

1926年7月，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势如破竹，战绩骄人，而国民军则败退南口。冯得知此消息后，心急如焚，在李大钊等的敦促下，毅然决定立即回国。动身前，他主动邀请具有丰富革命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刘伯坚一起回国，以帮助他主持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共产国际即刻满足了冯的要求，8月17日，冯玉祥和刘伯坚等乘火车秘密离开莫斯科。在归国途中，刘每日孜孜不倦地与冯谈话3次，每次长达1小时半，所谈内容涉及中国国民革命、世界革命，苏俄现状，以及共产党的目的及方法等。这使冯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而且对于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奋斗精神，更敬佩不已，思想认识上产生了新的飞跃。在到达库伦时，刘、冯已初步达成派中共党员速到国民军中工作的协议；刘还为国民军制定了《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共同对全国民众的宣言》、《国民军对全国民众宣言》等7个文件，从而为共产党人尔后在国民军中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次冯玉祥归国，面临着新败之兵，士气不振，财经拮据，强敌在前等重重困难，但有了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以及苏联大量的军援，使国民军如虎添翼，加上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令冯玉祥备受鼓舞，兴奋不已。9月16日，冯玉祥到达西北的荒漠小镇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地）。17日，冯即向全国发布了由刘伯坚参加起草的《五原誓师宣言》，这份长篇《宣言》表示：“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冯玉祥当天在五原召集高级将领开会，议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冯被一致推举为总司令。正午12时，在五原的大校场上举行誓师受旗典礼，冯玉祥宣誓就职。当场还举行了易帜仪式，将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刘伯坚手持大旗威立阵前。冯、刘两人对广大官兵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国民军联军集体加入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力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各军官兵闻后，欢声雷动，雷鸣般的掌声缭绕于耳。五原誓师开始了国民军的新生。

中共中央对在冯军中工作始终保持慎重的态度，10月作出了《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要求刘伯坚“在冯军中工作，万不可贸然自居指导地位，自定计划”。指出：“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使冯的部下能够了解冯，信服冯，使他们相当的愿意执行冯的政策。我们万万不可事事挟冯之威权，强迫其部下多数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强调：“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这些决定，为刘在冯军中工作指明了方向。

开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在冯玉祥赴苏之前，国民军中虽有共产党员，但冯本人和他的将领们反对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冯归国后，情况大为改观，他主动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信，深切地表示：“我本是一个革命者，不过太无学识。所以从前所作，只有几件革命的事实，而无具体的进行。我到了苏联以后，才恍然大悟。所以，我现在毅然归国，从事于革命工作。”信中还请陈独秀经常不断给予政治上的指导。在此前后，中共中央相继派邓小平、王一飞、张兆丰、宣侠父、刘志丹、魏野畴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军各军中工作，从而加强了中共对冯军的政治指导与影响。

五原誓师后的国民军联军约12万人，刘伯坚被任命为政治部副部长（部长高敬亭未到任，1927年4月刘伯坚升任政治部部长）兼宣传处长，因部长空缺，刘实际上领导了国民军联军的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方面工作，开创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他一面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一面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

为培训基层干部，刘伯坚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地创办了多处军政干部学校，并亲自给学员讲授《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课程，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好评。

刘伯坚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将《西包头日报》改为《中山日报》，作为他同北方区委联系的纽带。他还主持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39条，规定了国民军联军的宗旨、政治工作在军中的地位，以及政治工作的目的、职能和内容。刘伯坚积极向广大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每逢部队重大集会，他都去演讲，向广大官兵宣传马列主义，灌输“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辅助工农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等革命思想，鼓励官兵克服困难，保持旺盛的斗志。当年军中就流传着“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的赞誉。

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与关怀下，经过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使一支旧军阀部队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革命武装，为尔后驰援陕西，解救西安之围，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郑州、开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五原誓师到西安解围，是中国共产党和冯玉祥在大革命合作的“蜜月”，刘伯坚功不可没。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冯玉祥在大革命最后关头倒向了蒋介石，将对他帮助很大的友人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礼送出境”，成为冯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尽管如此，冯仍对刘伯坚的工作称赞有加，说他“办事极有精神”，“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