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刘伯承与泸顺起义
刘伯承（1892—1986） 四川开县人。早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参加过护国、护法、讨伐吴佩孚等战争，有“川中名将”美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与发动领导泸顺起义。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等职。长征中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第五军团参谋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与邓小平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1948年以后，参与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西南战役，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总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要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著有《刘伯承回忆录》。
主持四川军事工作
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四川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来。1925年10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通过四川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莲花池省党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持续发展。
四川的军事形势历来十分复杂，军阀林立，连年混战，为全国之冠。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田颂尧等，是较有实力的四川军阀，总兵力共20余万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四川的一些军阀乘机打起“归附革命”的招牌。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北伐的进展，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运动方面。负责四川军事工作的刘伯承，刚加入共产党不久，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四川的军事活动中去。
刘伯承足智多谋，机警过人，是军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和吴玉章、童庸生等共产党员，利用多种关系，对顺庆（今南充）、合川、泸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开展军阀部队的工作。刘伯承通过在川军的旧部关系，与泸州的赖心辉部旅长袁品文、团长皮光泽等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促使赖心辉部旅长陈兰亭与中共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使之后来成为泸顺起义的主力。
1926年8月初，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交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份报告。随后，刘伯承与吴玉章经上海去广州，又当面向党中央报告了四川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情况，重庆地委建议：“在川军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泸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设想。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四川军阀的争取工作，希望利用军阀投机左倾的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策划川军倒戈易帜，以促使川军早日响应北伐，特指示四川党组织：“我们的军运当注意刘文辉部及杨森部，尤其是杨森方面。”并且预言：“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
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的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的代表谈判，签订了《六条协定》，主要内容包括：川军将领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国民政府对川军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川军应一律实施政治训练等。《六条协定》，标志着刘伯承等运动四川军阀的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川军各路起义总指挥
杨森、刘湘、刘文辉等川军头目从10月起，纷纷“易帜”，归顺国民革命军。此前，中共北方区委已派陈毅（后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政治部主任）到杨森部队开展工作；陈独秀也派遣朱德（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到万县作杨森部队的工作。
为了钳制川军，保证北伐军迅速北上，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根据吴玉章的提议，派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回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川军将领倒戈易帜，拥护国民革命。
刘伯承接受任务以后，将国民党中央的委任令等密件藏匿在线装书《左传》中，经上海、武汉入川。11月上旬，刘伯承和欧阳钦一行抵达万县，与朱德会面，随后又回到重庆。中旬，刘伯承在紧急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川组织暴动的最后决定和组成重庆军委会的指示。会议决定由杨
公、朱德、刘伯承3人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军委书记由重庆地委书记杨
公兼任。
在第一次军委会上，决定努力争取四川所有军阀向革命输诚，倾向国民政府，抑制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在策略上则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倒戈易帜，配合北伐进军。
会后，重庆地委初步确定，以顺庆、合川方面的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3部；泸州方面的袁品文、皮光泽、陈兰亭3部举行起义。具体起义方案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发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3个旅起义，以相策应。为了加强统一，决定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起义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起义时间预定在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一）。
11月中旬，刘伯承、杨
公到合川，对起义作了最后的检查与部署。25日，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杨
公、刘伯承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刘伯承在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介绍了北伐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号召四川方面应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北伐。指出：“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是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圈而与破裂有痕直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大会选举杨
公、刘伯承、朱德等9人为省执行委员。刘伯承的《军事报告》，成为发动泸顺起义的指导性文件。
举义泸顺
鉴于时局千变万化，泸州起义提前发动，12月1日，袁品文、陈兰亭等率起义军5000人宣布起义。经过一昼夜激战，于第二天占领泸州城。起义军发出安民告示，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四、五、六路司令。3日，又爆发了顺庆起义。4日，秦汉三、杜伯乾指挥起义军约7000人全部控制了顺庆城。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一、二、三路司令。
泸州起义消息传到重庆时，刘伯承奉命准备赶赴泸州，率起义军前往顺庆，随后又传来顺庆起义爆发的消息，遂决定接原计划由刘伯承于5日急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可是，刘伯承于当日傍晚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离开驻地驰援顺庆。于是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2000余人，于9日到达顺庆。10日，起义军7 000多人举行誓师大会，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泸顺起义后，由于川军的包围，未能实现泸州义军和顺庆义军会师的计划。13、14两日，敌人以8个团的优势兵力，分3路向起义军猛攻。根据新的情况，刘伯承提出撤出顺庆，会合泸州义军，整编后入陕的作战计划。16日，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率领起义军余部2000余人激战半日，并提议起义军放弃顺庆向开江转移整顿。
起义军经过长途跋涉，于22日到达开江。起义军在开江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广泛展开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并且有良好的革命纪律和作风，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与拥戴。
一代名将战孤城
为了巩固起义的成果，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在万县召开会议，决定刘伯承即刻赶到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驻开江的起义军由黄慕颜代行总指挥权。
刘伯承受命于危难之际，冲破险阻，于1月下旬赶赴泸州，他采取有力措施，全面进行整顿。1月24日，刘伯承颁发《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明示“从事整理一切”。中共中央陆续调来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分赴各起义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刘伯承建立了总指挥部，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全面改善税收、财政机构，制定一系列新政策，严厉打击和惩治破坏财政、税收的违纪行为。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理，使原来混乱的泸州面目一新，社会秩序井然。
此时，刘湘等反动军阀在蒋介石的直接指使下，将泸顺起义镇压下去后，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泸州。其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死200余人，伤700余人，使革命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田颂尧等联名通电拥蒋反共，川军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刘伯承为保卫泸州，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宣布全城戒严，召开万人声讨大会，发布《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讨贼檄文》等。《汉口民国日报》称赞：“刘伯承为川中将领之最革命者，其对刘湘之种种反动行为，早已怒发冲冠，有必讨之决心。”5月上旬，刘伯承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他决心率部坚守泸州。起义军虽然多次击退了7万川黔联军的围攻，但因反动军队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且对泸州久困长围，在经过41天的泸州守城战之后，刘伯承因孤军无援，于5月16日被迫放弃泸州。刘伯承冲出包围圈后，北越秦岭走出四川，经西安、郑州，脱离敌人重重包围的危险，历经千辛万苦，于7月中旬抵达武汉。刘伯承率领军民坚守泸州的英勇奋斗事迹，被留传“一代名将战孤城”的佳话。
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军委领导的泸顺起义，长达167天。这是党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高举反帝反军阀的旗帜，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掌握武装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