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罗亦农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罗亦农（1902—1928）　湖南湘潭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任第一、四届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5年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候补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负责人、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等职，与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指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前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在上海被捕就义。主要著作收入《罗亦农文集》。

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节节胜利时，北伐战争的主要打击目标由直系军阀吴佩孚转向了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1926年9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委员罗亦农最早向区委提议：“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进军江西，浙江省长夏超宣布浙江独立，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并令其所部进击松江，准备袭取上海。为响应北伐军占领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利用孙传芳军队败退的有利时机，举行武装暴动。10月15日，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上作政治形势报告时，强调：“我们要准备民众流血，民众暴动，准备武装，以使所有民众都有政治觉悟。”

是时，上海已有工人纠察队2100余人、国民政府驻沪全权代表钮永建的流氓无产者队伍3600人、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指挥的商团500人。但这些武装，缺乏足够的武器和统一的暴动计划与指挥机关。10月17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成立暴动指挥机关，李震瀛为公开总指挥，罗亦农为秘密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施高塔路。

起义前，罗亦农除在市区大量活动外，还挤出时间赴外地检查工作。在准备过程中，传来夏超进攻上海受阻，夏军为孙传芳军队击败的不利消息，但上海区委仍决定于24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参加者仅200余工人。因时机不成熟，准备仓促，组织不周密，群众未发动起来，致使起义很快失败。

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连续开会，总结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并决定立即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罗亦农参加了所有的会议，他一面认真总结失败原因和教训，一面对未来满怀信心。10月24日，罗亦农在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上说：“我们决不因此失败而失望，因我们原为初次尝试的暴动。”“我们要对群众大大解释，积极组织，使群众不致对党失信仰，而失掉自信心。”26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暴动的第一幕的经过及我们所得的教训》报告，指出：“同志不应消极，要更积极的来做革命工作。”“同志要利用这个经验，准备第二次更积极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取得相当的成功。”11月12日，罗亦农在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东南的军事政治情形及上海自治运动的现状》的报告，指出：“我们目前要做继续宣传民众的工作，维持原有的宣传力量，不要只凭主观冲动。”12月18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今后为促成上海市自治，要积极准备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

是时，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已由广东秘密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区委军委书记，与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共同组织领导第二次武装起义。上海区委决定，罗亦农多负军事责任，军事组织要多以民众为主体。罗亦农在1927年2月中旬中共上海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上海区委书记。

为帮助北伐军的胜利，2月19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令》，发表了《总同盟罢工宣言》，号召全上海工人即日宣告总同盟罢工。短短几天，上海总罢工人数由15万人迅速增至36万人，动摇了旧军阀统治势力。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21日晚，上海区委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暴动。22日，区委宣布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罗亦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委员。但由于未能在罢工斗争高潮时将罢工转为武装暴动，也未能按原计划采取一致行动，加上北伐东路军白崇禧部队奉行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对上海工人援助的请求，所以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告失败。

第三次起义的最高领导成员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指导这次武装起义，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以应付一切工作。特委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周恩来等8人组成。同时，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等5人（后罗亦农参加）组成特别军委；由尹宽、郑超麟、高语罕等5人组成特别宣委。

罗亦农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一面同国民政府代表钮永建进行谈判，一面参加并主持上海区委会、部委书记会、特委会、党团书记会、活动分子会等各种会议，每次都要作报告或发言，除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外，还要通报当前形势和各方面情况的准备。2月24日，罗亦农在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上，强调今后要“集中力量准备武装暴动”；“注意秘密，加紧宣传工作。”3月2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作《上海总同盟罢工及其前途》的报告，阐述了党领导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及第二次武装暴动的意义，要求更紧张、更猛烈的去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准备和领导武装起义的过程中，罗亦农已成为反动当局追捕的对象，但他临危不惧，沉着镇定，仍全身心地投入领导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对武装起义及时给予有力的指导。3月5日，特委会议讨论第三次武装暴动问题，根据罗亦农的提议，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4人负责。会议还通过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名单，罗亦农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市民代表会议。

正当蒋介石走向公开反共的危急关头，3月15日，罗亦农在全上海活动分子大会上，作《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长篇报告，郑重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间，尤其是最近的东南，已为全国革命的第一个重心。我们党要积极取得民众革命领导的地位，领导工农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很坚决的、很能与右倾的军事势力、改良的资产阶级决斗，直接取得民众政权，实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同时要更加严密我们党的组织，扩大我们党的力量，以接受这正在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希在很迅速的时期中完成我们党的重大使命。”他还提出在北伐军未到上海以前，“我们应积极为各阶级共同行动作准备，罢工、罢市、罢课与民众的武装暴动”。而在北伐军到上海以后，应“召集市民代表会议，建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大会认为，罗亦农的报告“对于全国及上海革命运动的认识非常得当”。“议决一致拥护并执行”。19日，罗亦农代表区委下达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和《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拟定了《各部作战计划》。此次行动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打倒直鲁联军，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革命民众市政府。”

3月中旬，直鲁联军毕庶澄部接替孙军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部驻防上海。白崇禧部趁机进占上海郊区龙华；南京方面也已打下常州、苏州。在有利的形势下，经过充分准备，3月21日晨，特委决定举行上海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暴动。正午12时起，上海总工会颁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80万上海工人在3小时内一致举行罢工，并开始转入武装暴动。至翌日午后6时止，在南市、沪东、沪西、闸北等全市7个区，经过30小时的巷战，共歼敌5000余人，终于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起义胜利的当天，召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等5名共产党员当选由19人组成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

“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

第三次武装起义实现后，蒋介石指使白崇禧提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问题。在此关键时刻，特委会议讨论应对办法。罗亦农在3月26日上午召开的区委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心问题就是上总的武装纠察队的问题，上总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蒋在江西已开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并将吴淞及南市大部分的兵力调来，四周布防，保护上总与俱乐部。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在下午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罗亦农又指出：“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区委策略，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不稍退让，如胜则全国政局可大变，如败则我们全上海工人为全国革命而奋斗，也很有意义。”4月6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报告，指出：“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我们的策略，惟有与蒋介石争斗，“我们决定不收缴枪械，坚不缴械。”“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

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勾结下，4月11日，白崇禧发出布告，勒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禁止罢工，随后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同一天，受流氓头子杜月笙的诱骗，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惨遭杀害。接着，蒋介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大屠杀，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实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它的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在中国革命史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起义失败了，作为上海区委主要负责人罗亦农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认为不要责难中央，因为上海区委过去犯了许多错误。随后，他离开上海赴武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