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1891—1977）　浙江义乌人。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最早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年参加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首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二大后，退出共产党。先后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上海大学兼任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长。1932年出版《修辞学发凡》。抗日战争时期任迁移重庆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新闻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1957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1年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四届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主要著作收入《陈望道文集》。

浙江一师风潮

五四运动前，陈望道已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受他们的启发与帮助，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并积极开展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

在五四运动的召唤下，1919年6月初，陈望道毅然返回祖国。途经杭州时，新派人物、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聘请其为语文教员，并与该校的3位进步教师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话文，从事新文化的宣传活动，被仇视新文化运动的顽固势力称为“四大金刚”。正当此时，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非孝》一文，宣扬“孝是一种奴隶道德，孝子是奴隶的别名，忠不过是专制主在政策上的一种利用”，提倡“改造社会，非从根本改造不可”，主张推翻封建家庭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这篇文章，在浙江文化教育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而这4名教员因支持新思潮而受到牵连，被反动当局以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而撤职查办。然而，这种行径却遭到校长经亨颐和进步学生的坚决抵制，经亨颐因不接受省教育厅的命令被撤销其校长职务，学生们愤起抗议，紧紧关闭学校的铁门，将新校长拒之门外。反动当局竟然出动大批军警包围该校，制造了流血事件。这就是风靡一时的“浙江一师风潮”。事态逐渐扩大，激起杭州、北京、上海等城市广大师生的声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纷纷来电，表示“誓为后盾”。风潮过后，陈望道和其他3名教员再也不能在杭州任教了，只好“自动离职”。但是，陈望道经过这场风潮的洗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变得更加成熟起来。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问世

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已有一些进步报刊上陆续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译文的片段内容，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渴望能早日见到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以进一步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陈望道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勇敢地承担起试译《共产党宣言》的重任。

是年4月，任教不到半年的陈望道离开浙江一师，回到了景色秀丽的家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他躲藏在一间破旧柴屋里，夜以继日地伏案译文，平日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陪伴。南方山区的早春，依旧寒气袭人，冰冷潮湿，有时手脚被冻得酸疼发麻。因手头缺乏足够的资料和必要的工具书，只根据“星期评论社”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和陈独秀提供的英文本进行转译，后来又以俄文本校对。在这种环境恶劣和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深夜，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黎明，依靠顽强的毅力，花了很大心血，终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中文本，全部译成。

《共产党宣言》之所以能够翻译出版，还得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陈独秀的大力资助。5月中旬，陈望道被邀请来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是时，他将试译的《共产党宣言》带到上海，原准备在《星期评论》周刊上发表，可是该杂志已于6月上旬被迫停刊了，故将“宣言”译本交给了陈独秀。此事在《俞秀松日记》中有详细记载：陈望道此时得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已经成立，6月27日委托上海党的发起组成员俞秀松，将译好的《共产党宣言》送到陈独秀家里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次日，俞秀松“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谈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译书的人，每天以译书度生活，总许有八千字，才能生活”。

8月中旬，陈独秀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交送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陈独秀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由维经斯基拿出一笔经费，帮助建立了“又新印刷所”，负责承印《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这个版本比小32开本略小一点，是平装本，用3号铅字排印，封面上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坐像，上端印有“共产党宣言”5个大字，下面印有“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的署名。这就是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

非同凡响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出版后，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这个伟大历史文献的全貌，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投书《星期评论》，询问“宣言”的出版发行情况。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星期评论》的编者之一沈玄庐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的公开信，写道：“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亲自校勘一道！”同时，上海发起组成员还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口号抄录在1921年贺年片的背面，陈望道等带到“大世界”和南市一带公共场所散发。

《共产党宣言》是当年各地党团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必读书目之一，极大地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转变。陈望道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鲁迅在《新潮》上发表“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的意见，十分赞同，特地把一本《共产党宣言》寄赠给了鲁迅。鲁迅当天就把这本书翻阅了一遍，对它备加赞扬，说这是“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为了表达对陈望道的谢意，鲁迅将一册《域外小说集》回赠给陈望道。青年毛泽东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在1936年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共产党宣言》当时是被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禁书”，可是真理的声音是无论如何也封锁不住的。该书1920年8月初版，只印刷奉送1000余册，又于9月再版，而后又多次再版，有很多地方翻印，有的书社翻印近20余次。仅平民书社一家，从1926年1月至5月就翻印了10次。《共产党宣言》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和发展，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必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