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思想理论研究篇
习近平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上海《社会科学报》的特约访谈
一、关于习近平纪念毛泽东讲话的创新和发展
《社会科学报》: 2014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相比较100周年、110周年的讲话,您认为这次讲话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创新和发展?
石仲泉: 我很有幸参加了纪念毛泽东诞辰的100周年、110周年和这次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因而也先后聆听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三次重要讲话。习近平的这次讲话,既在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功过评价方面与前两次讲话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些新说法、新表述、新论断、新思想。我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有这么几个显著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新和发展。
首先,对毛泽东增加了一个新的评价,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因为这些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宣传空前加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而作为党的领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推进和取得显著成就者,就是毛泽东。因此,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乃理所当然、势所必至。为了说明这个论断的正当性和科学性,习近平还论列了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五个创造性贡献:一是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是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革命精神的新型人民军队;四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凝聚了最广大的同盟军;五是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前进。这五个“创造性”地解决或提出与实施,是新的说法。
第二,对毛泽东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既有新的表述,也增加了新的内容。第一次讲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这是一个十分准确的表述,有了这个“基础性成就”,才有后来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讲话更加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和指导地位,引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对那种认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否定、贬低、淡化毛泽东思想的糊涂认识,是个有力的辨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澄清作用。
第三,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从理论层面作了新的阐释。比如对实事求是强调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四是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此外,对于怎样坚持群众路线也讲了四点,对于怎样坚持独立自主讲了三点。像这样从基本理论乃至哲学视域来阐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进而延伸到党和国家当前的政治路线和战略要求,这在过去少见。因而,这一部分成为习近平讲话的一个重要亮点,凸显了讲话的理论深度和政治力度,使其具有厚重感、深沉感。
第四,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待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观点。习近平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强调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二是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三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这三个观点,虽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由于多年来没有这么集中地强调,更没有以鲜明、清晰的语言来表述,因而又有几分新鲜感。
第五,讲话的文风有明显个人特色。一是语言平实直白、简约精炼,口语化大众化,尽管讲话政治性、理论性强,但听读都不感到审美疲劳。二是一些关键词语坚定有力,不含糊,倾向鲜明,彰显政治自信。三是比较多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和论述,使纪念毛泽东的讲话更贴近毛泽东、更显亲切感。
正因为有以上一些特点,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同志普遍感到这篇讲话显“抓铁有痕”的感觉,将对毛泽东的纪念讲话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关于习近平讲话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
《社会科学报》: 学术理论界对毛泽东研究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您如何理解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所作的评价?
石仲泉: 习近平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的评价,既坚持了1981年《历史决议》,又与时俱进地有新的发挥和阐发。
首先,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作了一个新的总结。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这个概括简明扼要、全面准确,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
其次,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坚持了《历史决议》的评价,强调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提出了“四个不能”,即一是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二是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三是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四是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状况、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四个不能”,不仅对评价毛泽东应当坚持,对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应当坚持,具有普遍意义。
第三,强调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性、继承性、统一性和完整性,从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待党的历史和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史。习近平讲了三个视点。一是强调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二是强调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持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这样,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即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以一个时期来否定另一个时期,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三是强调改革开放以后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这包括了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艰辛探索。习近平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的充分阐释,也是讲话的又一个亮点。
三、关于对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的解读
《社会科学报》: 请您解读一下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石仲泉: 这三句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尽管这样的思想在过去的文章和讲话中也有,但以这样简明的语言来表达却罕见。在我看来,这也不无针对性。因为无论在学界还是坊间,对毛泽东存不存在晚年错误,如何看待他的晚年错误,一直是热门话题,并有两种极端看法,针锋相对。即一是片面夸大其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是不承认他有晚年错误,坚持全盘肯定。这三句话既否定了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这样那样的不正确看法,也表明了党中央一以贯之的正确态度。这也是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应当坚持的科学精神。《历史决议》早就指出,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不愿意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怎样辩证地看待,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习近平讲的“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正是对邓小平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习近平的这段讲话,博得了与会学者们的热烈称赞。
四、关于“中国梦”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联
《社会科学报》: 实现中国梦和毛泽东思想之间有何关联?毛泽东在中国梦问题上有哪些基本思想?
石仲泉: 习近平的讲话也谈到了实现中国梦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联问题。他说:我们的先辈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付出了巨大努力,今天可以告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他们带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于毛泽东在中国梦问题上的基本思想,习近平的讲话没有展开讲。我们参会学者有一些文章已涉及这个问题。我参会的文章就是《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即一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奠定了领导核心力量的历史基础;二是毛泽东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奠定了国家安全的历史基础;三是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奠定了根本制度的历史基础;四是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五是毛泽东的“中国梦”思想,即他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提出的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构想(尽早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用100多年时间使中国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邓小平开启的新时期历届中央制定实现民族复兴科学发展战略目标奠定了历史基础。因此,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中国梦”,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发展。
五、关于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国深化改革
《社会科学报》: 前不久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毛泽东思想等关键理论为指导,请您谈谈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国深化改革?
石仲泉: 我以为习近平的讲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为什么用了占全篇讲话三分之一的篇幅讲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呢?就是为了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在当下具体来说,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贯彻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比如,他讲坚持实事求是,就非常强调推进改革发展一定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对于坚持群众路线,他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我们要下最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对于坚持独立自主,他指出:这就要发扬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又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更不能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具体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国深化改革的根本指针,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把握正确方向。
六、关于毛泽东的群众观和反腐倡廉的思想对党的执政理论的影响
《社会科学报》: 当前我党正自上而下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能否请您整体总结一下毛泽东的群众观有什么样的特点?毛泽东同志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对当前党的执政理论产生什么作用?
石仲泉: 毛泽东群众观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也由此引申出它的基本特点。
首先,毛泽东群众观在理论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一个时期,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受到非议。其实,只要不钻牛角尖,不去片面地加以曲解,这个观点不仅符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本意,而且是对老祖宗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这个观点的一个原生形态就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基于这个观点,他提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共产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若问毛泽东群众观的特点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将人民群众置于至高地位,视人民群众为真正的上帝,因而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群众观达到如此境界,除毛泽东外,很难再找到第二人。目前全党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重铸“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还有政绩观等。所以群教活动的本质内涵首先是“为民”。这把握住了毛泽东群众观的灵魂,因而也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第一要义。
其次,毛泽东群众观在实践层面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这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概念虽然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但赋予群众路线以丰富的内涵,并提升为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却是他的一个伟大创造。这是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因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既是血肉联系,又是鱼水关系。怎样建立这种联系,除了指导思想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外,在实践方法上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个过程的无限循环,从思想认识上说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与群众的关系上说一次比一次地更密切、更亲近、更心连心。因而能建立血肉联系,形成鱼水关系。基于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党有根本区别的三大作风之一。也因为如此,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因此,“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目前全党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又一要义“务实”,从工作作风方面说,就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只有从理论上端正了一心为民的价值观,在实践上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才能真正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夯实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既很丰富,也很深刻,是个蕴藏量极大的富矿。前些时,我讲过:毛泽东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实施的四大工程之一就是走“民主”新路和坚持两个“务必”,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清廉、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从抗日战争后期直到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有三次重要对谈,提出两个重要观点,都关系党的建设的生死存亡。这就是1944年3月和11月与郭沫若的“甲申对”。即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毛泽东两次函郭,表示务必以骄傲致败引为鉴戒,一定兢兢业业工作。这次笔谈,即为“甲申对”。再就是1945年7月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周期率”问题,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史称此为“窑洞对”。三是1949年3月与周恩来的“赶考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后,党中央迁往北京,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誉为“赶考对”。这“三对”提出的“民主”新路和包含的两个“务必”思想,对于共产党今天执政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习近平在纪念讲话中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的谆谆教诲,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弘扬,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要求。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华民族是个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个善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既是民族基因的传承,更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在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的新时期,党领导又一次伟大的革命——改革开放。在这个新的革命进程中,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坚持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作出了他人难以替代的伟大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同时又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之基,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一、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
在粉碎“四人帮”后,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态度,无论党内外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提出“两个凡是”,肯定了毛泽东晚年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另一种是片面夸大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前者是一个时期的主导思想,后者则是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潮。
邓小平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1977年四五月间,他还未恢复工作,就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恢复工作后,多次发表讲话,全力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否定“两个凡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从1979年春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始到1981年领导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他多次讲话批评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他对写好《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且,他以坚定的立场明确表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其间,他提出一个富有远见的重要观点,“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
根据这个思想,《历史决议》重新界定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则是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这样就解决了一个时期没法解决的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又要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难题,为理直气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正确方向。这是邓小平领导起草《历史决议》的一个很大功劳。
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历史决议》时还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这也为新时期党的各项工作把了脉、定了位。此后,无论领导人讲话还是主流媒体宣传或学术研究,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三大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认为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建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时,还强调了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那时党中央考量较多的是怎样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十三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的概括——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的雏形,这个思考的轨迹是比较明显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首先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创立的,这既是邓小平本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工作的认识,也是那个时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普遍感受。
怎样解读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即是说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共同点是什么?就宏观言,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思路的连续性。在根本思路上,都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说过:“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二是理论性格的连续性。尽管两者间有相异一面,但就相同面言,至少有两点很突出:民族特点、中国气派,简言之中国特色,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路;再就是不固守本本,强调发展创新。毛泽东多次讲过,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是不行的,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发展马克思、超过马克思。邓小平也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列理论,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三是理论内容的连续性。从理论渊源上讲,邓小平理论的许多思想观点来自毛泽东思想,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生产力标准等等。当然,对这种继承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照抄照搬,而应当看到后者对前者所赋予的时代新意、注入的新内涵而具有的丰富性。这就是说,应当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两者的继承性。
二、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在辩证地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认识。我曾经打过比喻: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如同有种属关系的生物体存在某种“遗传因素”一样,邓小平理论的许多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相关思想之间也存在某种“遗传因子”或“继承因子”。这种“继承因子”在新的环境下吸收营养成为具有新的质的规定性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发展。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不少是这种情况。
讲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可以看作“继承因子”发生很大“变异”,形成了有继承关系的新物种。产生这种认识,主要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后。南方谈话尽管不到万言,但它所论述的内容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大成,相当全面地论述了他长期思索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诸如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战略步骤、发展速度、发展特点、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廉政建设、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主要倾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几乎都涉及了。这篇著作同《邓小平文选》第3卷其他文献相比较,是篇综合性的将其思想形成了既有很强理论性又具较为完整体系的巨制。不仅如此,它还以异常尖锐、鲜明、透彻和凝重的语言发表了不少“惊世骇俗”的思想观点。比如:
——关于基本路线。“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关于大胆试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关于“三资企业”。“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越高越新,“人民高兴,国家高兴”。
——关于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上述新的观点和论断,现在人们比较熟悉,感觉不到它的震撼力量。但是倒回20多年前这些新的观点和论断发表之际,却震惊中华大地和世界各国。
从理论创新的最具全局统领性和最大影响力言,使邓小平理论发生巨大“变异”,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当数我过去讲过的“金砖四论”。即: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是1981年邓小平领导制定的《历史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基本国情的反思,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此后,这个理论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认识愈益强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既保持快速持续发展,又没有超越阶段犯过去“左”的错误,与坚持这个段理论有密切关系。它的创立,既为构筑邓小平理论体系大厦,也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奠定了第一块理论基石。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在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要求社会主义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据此,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此后的历届党中央,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个理论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这个理论的创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观的重大发展,也是邓小平理论成为一个新的理论形态的根本标志。
三是社会主义主体论。由于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包括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未丧失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其他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非社会主义形式共存并进。这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政治关系上,随着港澳回归祖国,我国的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在少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等等。这种状况会存在相当长时期。这个理论成为国家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四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如邓小平说的,过去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应当包括这个问题在内。南方谈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个新界定,突出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论和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方向。
上述这样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既说明邓小平理论有了重大的新发展,也将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境界。党的十四大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刻。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党的十五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对邓小平理论作出这么高评价,在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这样,邓小平理论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出发,最后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具有同样理论高度、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伟大科学理论。
三、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自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创新理论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就引起普遍关注。十八大在将科学发展观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新的规范表述。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时代的快速节奏,理论的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一起进入了快车道。先后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创新理论,既统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前后相连、彼此接力的统一体。
怎样认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其他创新理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呢?我以为,至少可以讲这样几点:
第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缘起而言,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原本是同一个理论。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后,十三大报告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其实就是指邓小平理论的轮廓。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基础,在南方谈话发表后,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称谓。在报告中,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是同时并用的。报告论述邓小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时指出: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党的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新的提升,指出:鉴于这个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可以将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这说明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那个时候就内涵言是同质的,就外延讲是等范围的。只是从十六大始,有了新的理论提升为指导思想,这两者才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了。到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邓小平理论就成为其本源理论。因此,说邓小平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乃不言而喻。
第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言,它所包括的三大创新理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一以贯之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性理论,其他是递进性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们均为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从实质上说,最初源于邓小平。是他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到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时只有邓小平理论。如上所述,那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理论是等质的。到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那时讲党的作为指导思想的创新理论间关系时,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十七大在论述作为重要战略思想的科学发展观时又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十七大报告还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是说,三大创新理论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根据实践的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所侧重,因而形成的理论形态既一以贯之、承前继往,又与时俱进、启后开来。这样,邓小平理论和其后两个创新理论的关系,就是原创性理论与递进性理论关系。就此而言,邓小平理论无疑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第三,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未来增量而言,新增添的创新理论也将与邓小平理论等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一以贯之,是对邓小平理论等的继承和发展。十七大和十八大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体系。随着时代的前进,实践的发展,理论的创新也将与时俱进。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创新理论是对被历史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只要坚持这条道路不改变,那么未来的创新理论也将继续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发展。比如,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及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目标时说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那时讲的“再有三十年”即是建党百年之际。因此,党的十五大最早规划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时,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将时间设计到2020年,按这个时间段提出改革任务,规划到那时能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决定是以实现建党百年的奋斗目标来设计的,这就包括了邓小平讲的“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个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习近平在2014年2月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讲话时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就将邓小平讲的“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内涵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了,从而建党百年的目标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关系更加清晰。怎样实现这一点?那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者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目标和方法的关系。在我看来,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新思维,也是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理论创新。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和总结经验,它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创新理论的增长极。就此而言,邓小平理论也将是未来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固基石。
四、邓小平理论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中国共产党尽管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数十年来一直始终不渝地为实现这个使命而奋斗,但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来说,明确地大量使用这个概念却是从江泽民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的“七一讲话”开始的。邓小平在世时,他的讲话基本没有使用这个概念。那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思想主要通过“振兴中华”概念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的奋斗目标来表达。但是,这种情况既不影响对邓小平矢志不移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也不影响邓小平理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是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
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呢?这是因为邓小平坚定不移地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不会改变。这个思想一直贯穿他的著作始终。例如,他说: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这些方针政策不能变呢?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对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不变的论述还有许多。仅此,足以说明他的这个思想的一贯性和坚定性。他多次讲到对党的“政治交代”,这实际上是昭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人民的政治交代。这些政治交代,实际上属于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沿用江泽民的话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只要这个指导思想不变,那么邓小平理论不仅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而且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也就不会改变。
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两个“守护神”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3个光辉而艰难的历程。谁会想到,当年10多人秘密聚会的一个小团体,竟然在28年后推翻看似强大无比的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又有谁会想到,在90多年后,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奔驰。近百年的中国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发展进步,首先要归功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同时也不能不归功于两位历史巨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他们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用老百姓的话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既是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改变了中国历史面貌的卓越领导人;又是使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现民族复兴,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守护神”。
一、应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切割”论的要害是全盘否定毛泽东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就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因各人的经历、遭遇不同,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相左,各有各的毛泽东观是不奇怪的。极而言之,这种现象一万年以后也会有。但是,作为一个大党、一个大国来说,不能各持己见,一定要有一个为绝大多数人所赞同的共识,统一思想,团结同心,建设国家。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作了客观的科学评价。《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这个评价获得了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成为30多年来实现党的团结、政局稳定、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定海神针”。
当然,还有歧见,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论调一个时期甚嚣尘上。其中有代表性的当数“切割”论,即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切割开来,将“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完全归罪于毛泽东,党不负任何责任,甩开这个历史包袱。这种观点名为“救党”,但不符合历史实际,站不住。
第一,“文化大革命”等的发动,是以党的名义作出的决定,是党犯的严重错误,而不能只由毛泽东个人负全责。尽管毛泽东晚年主观专断作风严重,甚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重大决策,都是以党的决议形式作出的。因此,《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党中央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历史决议》这样结论,是客观的、公道的。“切割”论,将“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完全归罪于毛泽东个人,有悖于历史。正如习近平所说: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仅如此,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来说,“切割”论也是不道德的。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的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党作了彻底否定的《历史决议》。但是,《历史决议》也明确指出:要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发动“文革”的主观动机和在“文革”时期的具体工作区别开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没有任何正确主张和积极举措。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积极举措,《历史决议》作了具体分析,论列了五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长期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深感忧虑,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对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估计,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二是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在其间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领导岗位。三是他领导粉碎了林彪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没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并对后来粉碎“四人帮”起了积极作用。四是他晚年仍然警觉地维护国家安全,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对外关系的新发展。五是党没有被摧毁还能维持统一,政府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国家还能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此,我们决不能因有“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就抹黑毛泽东的形象,将其妖魔化。“切割”论有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实际历史。
第三,党的历史成就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很难“切割”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党的历史也作了类似评价。这说明要将党的历史成就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切割”开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就没有我们党的历史成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不可能有今天。
“切割”论的要害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所谓“救党”,实则是从根本上摧毁党。
二、应充分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特色资本主义”论是否定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策一直有不同声音。反对改革开放,诋毁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言论始终未断。当下,比较普遍的一种怪论是认为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经济社会的乱象和党内腐败皆缘于此。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决维护者,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他着重强调了这样四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要一条。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 二是中国不搞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过去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三是中国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否则,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 他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四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因此,说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毫无根据的。
第二,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曾经犯的“左”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党的十三大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在这个特定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丰富和强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强调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对于这种经济制度的性质和作用,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本要素参加分配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原生形态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有的,但这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社会主义的主体成分和共同富裕的本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特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这怎么能说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邓小平批判这类论调指出: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30多年来,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不断完善这样的制度和政策,从而成为我们国家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第三,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将支流当主流,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伟大成就。毫无疑问,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相当不少问题,有的甚至非常突出。十八大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我个人对于这些问题也痛心疾首,深感忧虑。我曾经将其归结为“四大失衡”:一是权力失衡,即一些官员腐败;二是分配失衡,即贫富差距过大;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一些人或群体没有道德底线,各种缺德乃至伤天害理的坏事都干,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四是生态失衡,即一些地区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和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我还认为,在这四大失衡中,最根本、最危险的是权力失衡,官员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只会愈演愈烈。我非常赞同十八大对于腐败问题所讲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应当说,党中央没有回避、掩饰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
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能否根据这些问题就断然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呢?绝对不能。一则,这些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的不平衡和制度缺失造成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是难以避免的。二则,这些问题尽管相当普遍,有的乃至异常尖锐,但在总体上不是我们国家和党的生活的主流,只是支流。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社会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举世公认。完全可以说: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我以为,这些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那些问题尽管很突出,仍属于支流。这个主次不能颠倒。三则,上述支流问题,党和政府在努力解决或纠正。比如反腐倡廉,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大了力度,“拍苍蝇、打老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已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努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上述问题(当然,有的问题解决还要一个过程),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已初见成效。因此,“特色资本主义”论,不符合国家发展的总体实际。它片面夸大了负面问题,将局部现象视为社会本质,歪曲了党和国家的根本面貌。
江泽民、胡锦涛都对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作过高度评价。他们指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 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特色资本主义”论不仅是否定邓小平个人,而且否定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它以偏概全,混淆视听,危害社会,必须辨析。
三、正确把握新中国发展历史,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
长期以来,将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以毛非邓”,或“以邓非毛”,也有一定市场,困惑部分群体。对许多人来说是认识问题,只要将历史事实讲清楚,将基本道理讲明白,就能解困释惑。
2013年初,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历史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我们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简言之,即“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是从党的历史发展的维度讲的。如果转换成领导这两个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关系了。前面提到的无论“以毛非邓”,还是“以邓非毛”,都不符合新中国60多年历史发展的实际。事实上,邓小平早在1980年领导起草《历史决议》时就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邓小平的这个看法既说明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也说明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
当然,对新中国历史的“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也不能作简单化的直线式的解读。我曾将新中国60年的历史发展,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提出要辩证地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两个“30年”的历史关系。对两个“30年”作辩证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并不是说不承认前“30年”发生的曲折和挫折,更不是要重新评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如果产生这样的认识,则是误读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因为1981年《历史决议》对前“30年”的历史,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已有科学分析和明确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中央都明确地坚持、维护《历史决议》。因此,不能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同坚持和维护《历史决议》对立起来。由于前“30年”的历史主要是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探索的,后“30年”的历史主要是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开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两位历史伟人也是“两个不能互相否定”。
回顾历史,不能将邓小平与毛泽东对立起来,是“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前瞻未来,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两个“守护神”。
首先,坚信这一点:在中国,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这不是武断,而是由中国的历史情势和现实发展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别的任何政治力量既不可能凝聚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各民族人民,也没有能力和经验来把国家治理好。尽管目前党内还存在如上所述的不少弊端,许多事情也不尽如人意,甚至还出现了不少贪腐败类,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个有8000万党员的大党,有宏大的奋斗目标、先进的理论指导、优良的思想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聚集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各类精英。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和民族的脊梁,能够铁肩担道义,妙手治国家。别的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正能量和大优势。多党制轮流执政,不适合现实的中国国情。“文化大革命”成立了数不清的造反派组织,可谓党派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谓“多党”。这些组织最初也是“以革命的名义”招摇过市,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为了所谓的“夺权”,大搞武斗,闹得社会不得安宁,国家大乱无序。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不应当忘记。在当代中国,若要搞所谓的多党制,也必然是这样的结果。
其次,要明确:在中国不能搞多党制,但不等于共产党不需要实行民主政治,不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时代的进步、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逻辑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若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人们比较清楚,勿须赘述。毛泽东在思想很开放时也有这方面的主张。他在1957年4月底对民主人士说过:瑞士也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这说明他并不主张搞终身制。当然,后来他的思想发生变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给党带来了很大危害,迄今仍值得深刻反思。为什么贪腐现象那么严重?从制度建设方面讲,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缺乏健全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这是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体制性原因。过度集中的权力没有一定的制衡机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抵挡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就很难避免权钱交易、恋色滥权。这样,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是必然结果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良方,只能是邓小平讲的“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即一手加强思想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构筑反腐倡廉的精神长城。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在强化教育功能这一手。另一手,就是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善权力机制,将过度集中于个人的权力实行一定的分权。这种分权,就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对共产党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实行分权制衡。比如,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可不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各级政协可加大监督和建言职能,司法审判真正独立,党的纪委加强垂直领导关系,等等。这样分权,可能影响某些决策通过的效率,但由于有制约制衡机制也会使问题考虑的更全面,少犯重大决策的错误。这样分权,既不会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就说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走向制度文明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保持纯洁性、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第三,中国共产党要使自己成为长期执政的党,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科学地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党的90多年历史经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以邓小平理论为本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今后的创新理论若被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将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样,都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既然如此,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坚持维护,不能动摇。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同样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基的邓小平理论这个旗帜也丢不得,丢掉了同样地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毛泽东和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是命运共同体。动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就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也就失去了执政资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各种“非毛”、“非邓”之论,就是要对中国共产党釜底抽薪,因此必须高度警觉。
坚决维护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守护神”,当然也是要科学地维护,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搞什么“大树特树”。对于他们正确的东西,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要允许人家善意地即使是尖锐地批评,以作为历史教训认真记取。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这种科学态度,始终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最大利益,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永葆执政青春。
邓小平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基础
习近平在2014年2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讲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新理念。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尽管邓小平没有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但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开拓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历史基础。这里主要就邓小平的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来谈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以纪念这位历史伟人诞辰110周年。
一、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难抉择。各种思潮汹涌冲撞,各种观点竞相亮剑。邓小平宣告: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事业的正确道路。这就以全新的角度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就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讲得较多的有三个时段。
(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度集权。“文革”的灾难,充分暴露出这种体制的弊端。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比如,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如果不坚决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过去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改革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邓小平谈到党的历史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个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
邓小平认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十分艰巨,而“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为了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这实际上已蕴含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初始因子。这个讲话后,1980年和1985年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和人事进行了重大调整,在逐步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同时,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设立作为过渡措施的中央和省级的顾问委员会,以保证国家治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篇讲话既是启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的标志性文献,也是党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历史起点。
(二)1986年至1987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设想,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
党的十二大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明显。1986年6月至11月,邓小平至少五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他提出,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这就要突破妨碍改革的僵化思想,要党政职能分开。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总的路线、方针来保证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具体操作由政府负责。改革的目的,是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邓小平在规划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时,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又是个新理念。2011年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其肇端正在于此。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内涵(在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思想之后,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已现端倪。
在邓小平推动下,党的十三大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三大后,政治体制改革广泛展开,努力健全和完善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开始实施。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异常复杂性和敏感性,在实际操作层面采取了坚决、审慎的方针,注重试验,鼓励探索,平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朝着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向稳健迈步。
(三)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针,将实际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一个新境界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著作,并及时地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这篇谈话对改革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四个重要思想:一是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变,提出再过30年,即建党百年之际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旨在落实邓小平这个思想。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三是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指亚洲“四小龙”——引者),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是认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如果说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那么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实际上就包含有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因此,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一个新境界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后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相关思想,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作了重要思想积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1996年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针;在1997年将此方针明确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2002年又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2004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可视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的“前生”。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正是在上述思想积累和升华的基础上(当然也包括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探索这个问题的丰富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二、邓小平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四大关系
习近平在2014年2月专题研讨班讲话还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它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在我看来,这个宏大工程中有许多重大关系要处理好,其中四个关系更要把握好,而邓小平对这些关系都有重要论述。
一是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政府的权力要用来为人民服务,为公众谋利益。邓小平指出:改革就是要使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 2012年12月,习近平讲话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就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2013年11月,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解决好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关系。
二是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个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邓小平认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当然,民主的具体制度和形式多种多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采取的人民民主制度,既有选举民主形式,也有协商民主形式。如果说选举民主是民主制度的一种普遍的基本形式,那么协商民主则具有深厚的中国特色。这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培育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运用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拥护的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对协商民主作了理论提升,强调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但这绝不是否定选举民主。邓小平既充分肯定政治协商制度,也非常重视选举民主制度。他谈到大陆的普选问题说:目前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这就是说,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是加法关系,不是以一个代替另一个的减法关系。以选举民主来否定协商民主的作用,或以协商民主来否定选举民主的价值,都是背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导向的。邓小平说的大陆“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从现在算起只有36年了,我们应当未雨绸缪,规划顶层设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三是集权高效与分权制衡。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邓小平认为,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有利于人民充分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集权与分权是集中与民主在权力配置上的表现形式。既然如此,集权就不应否定分权,不应当把集权与分权作为绝对对立的两极。事实上,集权与分权是一对矛盾,两者相辅相成。集权高效,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是权力过分集中也会带来各种弊端,乃至走向它的反面。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尖锐地批评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特别是批评了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把手而变成个人独断专行的现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分权。在经济管理上中央与地方分权,给农民和企业以充分自主权。在政治生活中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经济制度的分权已不成为主要矛盾,但政治体制的分权问题还须进一步完善。目前,贪腐现象的高发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个重要原因与那些单位领导的高度集权且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和制衡机制有密切关系。反腐败斗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其中一个“本”,就是分权制衡。我们坚决反对西方“三权鼎立”制度,它不适合中国国情。但“三权鼎立”不是分权制衡的唯一形式。我们一定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前提下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分权制衡体制和机制。现在调整纪委和党委的干部管理权限,加强权力的垂直配置关系,就是党内分权制衡的一种形式。一些地方的省市地委书记不兼任该地区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一种分权形式。在对国家层面的权力配置顶层设计时,也会探索出更加完善的分权制衡有效形式,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来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四是资源配置的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有一段精辟论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中的“计划”,代表的就是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就是指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手段。这不仅破除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而且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就初步规范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邓小平的思想有进一步发展,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更加明确。它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说,这是“决定”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即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理论突破。这也明确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不起决定性作用。一个时期,市场经济发生的严重扭曲现象,与政府的错位、越位有密切关系。当然,发生扭曲现象,也有市场体系不完善、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为自由市场经济,不承认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的导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制约等问题。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对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应怎样认识呢?习近平指出:市场在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规范到“笼子”里了,是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三、邓小平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问题的把握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关键的是提高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
邓小平早就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 在南方谈话中,有如前述,他将这个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沿着邓小平的思路,习近平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奋斗、创造、积累的基础上,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经济发展路线和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其他各领域的重大方针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既奠定了坚实基础,又开辟了新的局面。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但是,目前党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又说明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这里最关键的是提高各级干部(包括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
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提高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多方面要求,目前需要强调这样四点:
第一,立场坚定,品德高尚。这些年来,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很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怎么看德,过去相当长时间是强调政治立场,对中央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中的态度,比较注重“政治之德”。而“德”的内涵,除“政治之德”外,还有“道德之德”。一般说来,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同向的。但从这些年许多贪腐分子的情况看,不少人表面上看来在政治上没有发现什么反对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但在道德上却很败坏,腐化堕落。这些人往往是因“政治之德”的表现不断提拔重用,但被发现有“道德之德”的严重问题后,则被“双开”,乃至绳之以法。这种“政治之德”与“道德之德”的背离现象,使中央近些年来非常强调“道德之德”。最近,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对“道德之德”作了明确阐释。他说:“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这对提高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非常重要。对“政治之德”与“道德之德”都应有高标准,既要立场坚定,又要品德高尚。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结果。今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仍然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习近平指出: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光有立场和态度不行。要抓住机遇,取得新突破,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这就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而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面而是来自体制内。“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 当然,对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也要辩证把握。那种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看法,如果不是曲解了两者本意,至少是不符合这条思想路线的原意。邓小平讲得很清楚:“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这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讲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与邓小平讲的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勇于开拓,敢于担当。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这些话将勇于开拓、敢于担当的时代精神鲜活地展现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正是坚持这种精神,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不仅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而且为我国实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表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改革的责任担当意识,指出,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地干。“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运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破,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一定要有这种勇于开拓、敢于担当的时代精神。
第四,博学多识,笃行实干。现在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我们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新知识层出不穷。邓小平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落后一年,赶都很难赶上”。 他号召全党重新学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掌握现代化知识,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了解世界发展信息。同时,他又强调,“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 必须真抓实干。这些年来,党中央一直强调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要求他们既博学多识,又笃行实干,取得了明显效果。最近,习近平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引用《礼记》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古训,勉励广大青年既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还“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这对于提高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也是讲的这个道理。
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它对于引领中国人民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学习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很好的营养剂,更是强有力的推进器。努力实现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中国现代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一个近代苦难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所以有此巨变,原因很多,经验十分丰富。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绳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个春秋,大体分为三个“30年”。在这“30年”间,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都与能否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息息相关。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探索现代化之路要解决的一个十分艰难的问题。
一、第一个“30年”:探索作为现代化前提的革命时期经历的困惑与解惑
近代以来,一个曾称雄世界千年以上的“天朝大国”,经过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轰然坍塌,成为由多个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仅仅五六十年间,被夺走的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以上,被掠去的“战争赔款”达十几亿两白花花的银子,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边缘。
但是,中华民族是个不畏强暴、酷爱独立自由、敢于反抗外敌入侵并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100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和腐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斗争;同时,奔走世界,寻找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之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求索中处于迷惘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希望。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使其成为解放中华民族的真理。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之中,就发生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还是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指出了资本主义不能拯救中国出水火,但对中国怎样实行社会主义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没有回答。这是最早的困惑。
党的一大,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制定的纲领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即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党的二大,修正了一大纲领,初步提出中国革命应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战略,并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这是指导思想上的很大进步,但是,二大对于两个革命阶段关系的理解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还缺乏认识。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还需要继续探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问题困惑难解的最突出表现,就是“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两个倾向。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他在领导党的早期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进行了重要探索,但是也有一些错误观点反映了当时党的认识水平。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权力,待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后,无产阶级再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革命论”以瞿秋白为代表,他在批评“二次革命论”的过程中,充分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思想,同时又走到另一极端。他主持的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中国革命要超越民权主义范围,“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因而在反帝反封建同时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据此,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党的历史上的“左”倾盲动错误。随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一次革命论”的继续发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在某些方面推行更“左”的错误政策。他们在理论上归根结底是没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因而三次“左”的错误领导,同大革命后期的右的错误领导一样,都给中国革命造成曲折,乃至严重挫折。
在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后,1935年底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困惑,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二是对于民主革命要否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建立统一战线时的独立自主原则;三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资产阶级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四是关于民主革命的前途和转变问题。在延安时期,通过《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这四个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特别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应当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基本解惑了。
二、第二个“30年”: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时由比较清醒再走向困惑
新中国成立后,党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总的说来是清醒的。尽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期的指导方针和具体工作中有过纯、过急、过粗、过快、过于简单等缺点和偏差,但毕竟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总的方面看,对两者关系的处理基本是妥当的。
特别是在党的八大前后,党已着手对改造过程中的缺点和偏差进行纠正,并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发表了不少振聋发聩的宏论。如:毛泽东在1956年12月讲过可以考虑实行新经济政策,开私营工厂、开夫妻店,雇工也可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开私营大厂,订条约,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在1956年底1957年春讲过资本主义可以和社会主义相比较。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补充。周恩来在1957年4月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上述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的言论表明,当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十分清醒,对于调整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极具指导意义。遗憾的是,随后形势骤变,这些认识未能付诸实施。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光彩熠熠的思想才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
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党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出了偏差,有的发生了逆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认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改变了此前那些金子般的珍贵思想,而且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在确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使党和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而不能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落后面貌和人民贫困状况的改变。“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将资本主义要彻底消灭,进一步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错误认识推向了极端,也使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达到了极端。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就是对这两者关系错误认识最荒谬的表现形式。错误认识达到这种地步,社会很难健康发展。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 这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发生失误后导致的严重后果。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另一个错误认识,就是将资本主义(还有封建主义)泛化,把大量不是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禁止、取缔;将资产阶级扩大化,把许多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员划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普遍地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结果是在政治上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民主法制被践踏,社会肌体和社会成员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广大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在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取缔市场机制,推行“割尾巴”、“根绝资本主义”(其中许多并非为资本主义)的纯而又纯的政策,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窒息了社会主义的许多优越性;在思想文化上,片面强调“兴无灭资”,混淆和颠倒了许多是非观念,大量优秀文化遗产被当作“封、资、修”大加挞伐,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精神食粮极度贫乏,贻误甚至扭曲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
三、第三个“30年”: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实现的顿悟与跨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理论和政治关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方面要批判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的“全盘西化”论,另一方面也要同那种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认为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资本主义,两者非此即彼,不能共存并生的“左”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所谓20年的“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说到底就是这种思想的影响。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搞清楚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所谓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要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顶礼膜拜,而是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大厦不是空中楼阁。它既必须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又只能主要借助于社会化的大生产来建设,而这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不加分析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建设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要利用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不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文化的好的经验。党领导社会主义前期发生的曲折,1957年以后20年在指导思想上接连发生的“左”的错误,都与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密切相关。
其实,只要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两者的关系并不玄奥。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上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它们具有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具有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过去的失误在于对前一方面的关系看得较多、较重,而忽视了后一方面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在充分认识两者的前一方面关系时,又要十分重视两者的后一方面关系。邓小平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数十年之经验,把对两者哲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应用到政治层面,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就社会制度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大量的人会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这样,我们国家“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因此,“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列宁明确指出:“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 基于这个认识,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他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包括利用外国智力、引进外资技术、开办合资独资企业、建设经济特区等等。这就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特点的同时,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他说: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为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邓小平认为,为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我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和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港、澳等地区回归祖国的问题,无论对实现祖国统一,促进国内的建设与改革,还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有利的。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同语言,大陆和台湾,还有港澳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它们的对内政策可以搞自己的一套,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 这个“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多重设定:一是两种对立的制度要和平共处于一个国家之中,“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 二是两种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均衡对等的,社会主义是整个国家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三是还要利用小地区的资本主义来促进大陆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这些设定,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大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辩证法。
——就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相当复杂,要作具体分析。对属于资本主义腐朽和没落的那些东西必须进行坚决斗争。邓小平一直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要向人民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他在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资本主义丑恶颓废的那些东西也在国内蔓延开来。这使不少人产生了忧虑。邓小平一方面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他又告诫全党,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又对克服这些消极影响充满自信。这里所引上面的论述,全面地说明了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时,怎样正确看待资本主义腐朽、丑恶东西的影响问题。
基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上述多重关系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不断坚持和丰富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政策。这是第三个“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中国现代化之路: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三个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反思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放眼世界总结各国发展的新鲜经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走向成熟。它完全改变了过去比较简单直接地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主张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当然也有某种限制和斗争)来建设社会主义。
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有三个问题最为重要:
一是继承和借鉴。有如上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从哲学上讲为对立和统一,从政治层面说为对抗和继承。两者的对立和对抗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只是其一,还有继承关系。对此,我们的老祖宗在论证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有明确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上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列宁讲得更为直接:“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他还说:“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 前面已讲过,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发展它的人。邓小平的认识有如上述。胡锦涛在十七大讲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时也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要继承和借鉴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二是共存和补充。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补充的关系,有如前述,尽管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1956年前后都阐述过这样的思想,但未能作为政策实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除前面介绍的以外,他还强调,在经济制度方面,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还说:“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要“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中国不走这条道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 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是正确的。
三是辨析和吸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尽管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这样的思想,但没有展开。将这个思想讲得最为明确、发挥得最为充分,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广泛运用的,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对此有大量论述。他认为,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有的属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用,一些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他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内属于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最大成果,就是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从而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根本标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邓小平是伟大的典范。这个典范也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充分认识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会激化。在世界范围要以两手对两手,纵横捭阖,绵里藏针。在国内,这种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斗争方法,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努力克服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邓小平同国际上的反华思潮和国内的“全盘西化”论作斗争所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和坚强意志,为世人有目共睹。另一方面,他又绝不因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对社会主义有负面影响而惧怕它和不敢利用它。他既反对“崇资病”,也反对“恐资病”,对资本主义文明加以辨析、剥离,充分地吸纳、结合和利用其积极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甚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要素。在这方面,邓小平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辨析、剥离和吸纳的工作,我们还要继续下去。
中国共产党经过90个春秋的风风雨雨,能取得如今的伟大成就相当不容易。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共产党人创业,使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创业,要使中国发生更大的变化,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纪。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还必须继续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社会主义既然是以资本主义作为母体而诞生的,那么它就必须充分汲取母体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只有这样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道,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文汇学人”访谈录
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取经
文汇报: 建党90周年,在庆祝的同时,也提供了深刻总结90年历史经验的难得机遇。您作为担任党史研究工作部门的领导,长期埋首于党史研究,在您看来,90年党的历史有哪些基本经验可以总结?
石仲泉: 对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可以从多个角度总结。这里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点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就认识理念而言,中国共产党90年给中国带来的历史巨变,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果。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科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它是贯穿党的90个春秋跌宕峰回、波澜壮阔的主轴,乃党之魂、国之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中华民族在21世纪和今后更长时间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么它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党的90年历史表明:最重要的是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中国化”是什么,怎样“化”中国,要“化”成什么样子。
文汇报: 让您做一个具体概括的话,您会怎样概括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加以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经验,具体说来,有以下五点: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二、真正地了解中国现实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三、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四、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五、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改造中国。
文汇报: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向马克思主义那里取经的。取得真经非易事。就如何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言,在党的历史上也曾经经历了许多次的曲折反复。
石仲泉: 是这样的。党的90年历史,始终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下面三个问题:
一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是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的精髓在相当长时间没有规范表述。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提升,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二是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还是采取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直存在两种态度。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指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假马克思主义,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另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在七大,又说:我们历史上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讲的,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纵观党的90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居于指导思想的时期占大多数。这是党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历史启示我们:只有不断摒弃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和弘扬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党和人民的事业才会越来越兴旺。
三是还有一个如何不断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神学。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非科学态度,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中,当数毛泽东提出最早。就全党来说,延安整风运动,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要破除迷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要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强调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永葆蓬勃生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多次提出:全党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既是对党的历史上解放思想的深刻总结,又有着十分突出的时代特色。
二、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一切问题的根据
文汇报: 中国共产党的90年历程,大致可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个“30年”,分别对应着“民族解放”、“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三个关键词。认清一个真实的中国,是否可以被看作是贯穿革命、建设和改革时代的一条主线?
石仲泉: 弄清“中国”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贯穿始终的一种探索。对中国的国情,首先对中国的现实要有真正了解。将党90年历程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三个“30年”,在前两个“30年”发生的严重曲折,就在于那个时期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符合国情实际。
中国国情异常复杂,涵盖了自然和社会、现实和历史、中国和世界等诸多要素;涉及各种矛盾关系,包括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文化教育等方面,以及自然状况、人口构成、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历史发展、对外关系等内容。认识这样复杂的国情,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显然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不能胜任的。
党对于中国国情全面、深刻的认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如毛泽东所说,通过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党“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文汇报: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共产党在认清中国国情过程中出现过的偏差与曲折?
石仲泉: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战争年代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时期还要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挫折,有一个是否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新中国的头8年和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除了有一个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不完全清楚外,再就是与不能正确认识党和国家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对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社会的承受程度和党内矛盾的深度作了不符合国情和党情的错误判断。
文汇报: 后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哪些正确判断相关呢?
石仲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不仅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而且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期还处于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基于对国情认识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基础,也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石。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也不能任何时候固定不变。现实的国情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对国情的认识既有宏观的,也有中观和微观的。这就需要不断关注现实情况的具体变化,对国情问题作出正确分析(无论是大国情、小国情,也无论是宏观、中观乃至微观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3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能保持快速持续平稳发展,既是由于宏观上一直坚持对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识,也与在中观和微观上不断地关注现实情况的具体变化来调整政策有密切关系。
文汇报: 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加以结合的过程。能否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表现在民族化上。一方面要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另一方面要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需要研究这两个方面,也需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好。
中国共产党有着继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光荣传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在相结合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正确对待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双百方针”。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方面树立了榜样,开创一代新的文体。我们至今常用的许多话语都源于他的科学著作,许多观念和认知方式也源于作为文化形态的毛泽东思想。对历史文化的分析态度,既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革命精神的需要。毛泽东指出:过去的历史文化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他明确提出“古为今用”原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求艺术上应有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应当自由争论。改革开放以来,党一直强调坚持“双百方针”,推进文化创新,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文汇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继承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同时,又是如何处理好它与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之间的关系的?
石仲泉: 坚持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中国化具有世界眼光的体现。党的历史经验昭示,坚持世界眼光,辨析人类文明成果,最核心的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取得成就还是发生挫折,大多与此密切相关。
文汇报: 如何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为重大的挑战之一。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否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姓“社”姓“资”的争论了呢?
石仲泉: 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是处理好了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继承和借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两个方面,除了对立、对抗关系外,还有继承、依存关系。对此,在“左”的错误思想占主导时很少讲。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时,就指出了两者的继承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广大发展”的人。遗憾的是,他后来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矫正错误认识。邓小平说: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历史,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科学和技术,积累的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要继承和借鉴的认识有了巨大进步。
二是共存和补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补充关系,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有过阐述,但未作为政策实施。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一国两制”构想变成为现实。在经济制度方面,他说: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三资”企业受到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三是辨析和吸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也有过这样的思想,但将它讲得最为明确,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广泛运用的,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共产党人。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是对立的,但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凡属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用,一些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他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既然以资本主义为母体而诞生,它就必须充分汲取母体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道。
三、全新挑战要求加快制度建设
文汇报: 为什么说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大发明呢?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不断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里的双向结合和互动过程的关键是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实践活动。不断总结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并让理论掌握广大群众,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成功路径。
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理论,要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个任务不是少数政治家、革命家和理论家们能胜任的,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动员千百万人民来参与。这就要将理论交给群众,让群众掌握理论,使之成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群众史观,既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又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使其创造历史的活动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使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获得巨大成功。
文汇报: 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哪些成果,值得今天党的各级干部认真继承和记取呢?
石仲泉: 坚持群众路线,让理论掌握群众,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系列相应的理论创造。主要为: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作了进一步提升,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更加明确了让理论掌握群众的目的性。二是鲜明地提出有无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并形成群众路线理论,为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奠立了深厚理论根基。三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让理论掌握群众,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根本方法。四是重视理论教育,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要求让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哲学理论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使之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以更好地实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不断地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使之掌握群众,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大发明。
文汇报: 历史发展到今天,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走过90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怎样的全新历史考验和挑战?
石仲泉: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都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和挑战,但我以为,最大的考验和挑战,还是共产党自身。90年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既无比波澜壮阔,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一个积贫积弱的苦难中国 迅猛 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GDP还在世界后列,但这仍然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这是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下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我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四大失衡:一是权力失衡,即一些官员腐败;二是分配失衡,即贫富差距过大;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一些人或群体没有道德底线,各种缺德乃至伤天害理的坏事都干,人身安全和食品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四是生态失衡,即一些地区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和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在这四大失衡中,最根本、最危险的是权力失衡,官员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只会愈演愈烈。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腐败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它对党构成了最致命的威胁。没有任何外部的力量能打倒中国共产党,能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就是自身的腐败。因此,加强党的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继续坚决给力预防和惩治腐败,以雷霆霹雳手段来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
文汇报: 在您看来,应当怎样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呢?
石仲泉: 我以为,还是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加强思想教育的自律力度,更要加强制度建设、民主给力的他律力度。十七大以来,胡锦涛在许多讲话中非常强调,坚持治标和治本、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惩治于已然,防患于未然。一方面,不断强调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另一方面,也非常强调以改革精神推进他律的制度建设,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胡锦涛的这些话非常到位。从执行的实际情况看,有关部门虽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不得不承认,在有些单位和部门,思想教育的自律效果不显著;制度建设缺乏应有的执行力,制度漏洞相当不少,有些规定或不那么符合实际,或缺乏可操作性,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易发多发之势,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
文汇报: 怎么样才能解决制度建设的滞后问题呢?
石仲泉: 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环节是民主给力。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上述问题说明60多年前在延安“窑洞对”提出的“周期率(律)”问题还没完全解决,毛泽东指引的“民主新路”探索还很艰巨。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民主给力是一个基本推动器。民主怎么给力呢?至少可在这四个方面给力:一是解放思想给力。我们的政治制度从理论上说是很好的民主制度,但是,某些运作的体制和机制究竟是民主、“官为民主”,还是“官主”?这里既不是说的理论,也不是说的全部,而是讲具体的“体制和机制”,且为“某些”。一定要解放思想,直面现实。只有思想解放了,才有民主给力的动力。二是改革创新给力。不适应时代发展步伐的体制机制要改革,怎么改,就要创新。不创新就无法改旧。思想解放给力,脑子活络了,破旧革新就会有力、有办法。三是执行督查给力。现在有些制度、条例规定得很好,但落实、执行缺力,因而相当不少还只是纸上的,有的也走样变形了,比如不断发生的强行拆迁和违章大建高尔夫球场问题。这就是缺乏刚性的执行力和铁面的督查力。四是公示知情给力。这些年有不小进步,但还要给力。现在网络发达了,能公示的都公示,除涉及国家机密外,凡能在阳光下运作的都暴晒在光天化日之下,给老百姓以充分知情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毛泽东讲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当然,民主给力可能还涉及其他。但无论有多少个方面,要先抓主要的,最好能像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那样,制定一个民主给力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邓小平在30年前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这些年的发展看,前者相对容易实现,后者的难度大得多。因此,要民主给力,争取在建党百年时再有中变化,到新中国成立百年时更有大变化,完全实现这个目标。
论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生命力
——纪念建党90周年
90年前,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在上海一幢石库门的小洋房聚集着10多位中青年“策划于密室”时,意味着共产党呱呱落地于神州。经过近30年艰难困苦的文韬武略、南征北战,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基本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头一个历史使命。在经历一个甲子的艰辛探索后,党领导各族人民使当年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生了翻江倒海、惊天动地的历史性巨变。目前就经济总量言,终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又一历史使命呈现灿烂前景。党本身也由当年只有50多人的小组织,成为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当今世界最大的党之巨人。
党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但走过的历史之路并非径情直遂、一帆风顺。它濒临过绝境,也遭受过浩劫;既经历过大饥馑,也蒙难过大震灾。但是,它挺过了这一切,神州江山岿然不动,政党巨人顶天立地。它何以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在庆祝党的90华诞之际,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也算是献上一份贺礼吧。
这个题目可以从多个角度或不同层面进行论述。这里讲这么几点,抛砖引玉。
一、党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进性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随着封建帝制的推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引进,近代中国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曾几何时,形形色色的大小党派既像雨后春笋似地破土而出,又像走马灯似地闪亮登场后迅即消失。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同盟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曾以“振兴中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推动近代中国走向统一和富强。但是,后继的国民党领导集团没能坚持孙中山的进步思想和政策,反共反人民,最后逃离大陆,偏安台湾。
中国共产党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成立的。那时的国民党已经涣散,革命意志衰微,不可能担当“振兴中华”的伟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肩负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使命。为此,它明确规定自己的性质和宗旨。党的二大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利益先锋军,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旧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既是社会的最底层,也是人口的大多数。所以,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就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进性。党的七大党章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异常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和十分艰难的环境下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成为能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力量源泉。
——大革命失败后,惨遭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0多万人。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如毛泽东所说的,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主力红军进行长征转移后,各个苏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广大游击战士在大山密林深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风餐露宿,饥寒交迫。但是,在广大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乃至牺牲的帮助和保护下,他们坚持下来了。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抗战,一方面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另一方面又使自己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建设成为了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已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大党和拥有100多万武装力量的人民军队。
——解放战争的胜利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淮海战役的军力对比本来是60万对80万,我弱敌强。但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以数十万辆小车支前,实际上形成了300万对80万的局面,充分展现人民战争的壮丽场景。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乡亲父老们用小车推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作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首先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民主建政,使社会很快得到安宁,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新中国的新气象迅即展现在世界面前。在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尽管后来遭受过曲折和挫折,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迅即从挫折中奋起,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过30多年努力,一个在近代以来遭受过深重苦难的国家迅速崛起,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所有这一切,首先都源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毛泽东在七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它的一切言论行动,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要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在21世纪到来之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升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因而,党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先进性,是它的强大生命力之第一能源和决定性因素。
二、党具有着重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性
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十分落后,个体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党自诞生时起,就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长期战斗在农村斗争的环境中,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党员在党内占大多数。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面对这样的党情,怎样使党真正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具有无产阶级先进品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呢?这个难题由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他先是在井冈山,随后在中央苏区,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提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在工作中努力推行思想建党。到延安时期,这个思想成为全党共识。1935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论著中,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这以后,党始终把加强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工作首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整党整风运动,尽管一个时期有“左”的偏差,但其初衷都是旨在加强思想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中央都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持续不断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先进性教育。
着重党的思想建设,或者说思想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也是它的一大优点。思想建党的内容很丰富,包括思想理论建设、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思想作风建设,以及党性修养教育等。过去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将这个话用在党的自身建设来说,着重思想建党,同样是党的生命线。也可以说,这是党之魂建设。没有这个建设,那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
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的人,一般说来,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当然也会有社会背景复杂或思想不纯的。但是,如1935年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指出的,共产党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能够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过去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个时期这个说法被误读或被曲解了。它当然不是讲共产党员应当享有特权,可以特殊化,作威作福。如果是那样,共产党就异化变质了。它的真正含义是说通过党的思想建设,使共产党员永葆其先进性,在任何时候都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虽然不能说中华民族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囊括了中华民族众多精英的,能够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担当民族先锋队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说过: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些人头脑里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他们看来,还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我以为,这段话的精神没有过时。那些贪腐分子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共产党的先进性怎么坚持?它的强大生命力怎么维系?着重思想建党,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一个重要保证。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是我们这样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之最大利益的先进性的奥妙所在。
三、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性
思想路线问题对做好党的各项工作,推进党的事业发展进步,实现党的先进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乃至决定性意义。凡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作指导,党的工作发展顺利,党的事业获得成功。凡在错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党的工作往往碰壁,党的事业遭到挫折,乃至濒临绝境。但是,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是什么,这是经过不断地总结党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才明确和完善起来的。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党的生命力至关重要。
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经历过多次挫折。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主观指导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路线犯了错误,党的指导思想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左”的教条主义路线,不仅使党的白区工作遭到重创,而且使曾经如火如荼发展的苏区陷于绝境,各路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只是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才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并逐渐发展起来。
什么是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将它概括为实事求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了那种认为上了书就是对的,以及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指出,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抗战前期,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这个思想原则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并以这个思路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随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作为整风文献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将这条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对什么是“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作了精辟地阐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须不凭主观想象和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此后,“实事求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通俗化表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
应当指出的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把握不是一劳永逸的,主观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在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实际工作中是否真正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回事。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历的曲折和挫折就是因为违背了这条思想路线。为了克服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毛泽东在1961年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意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但是,“文化大革命”又完全背离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实事求是思想深入人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对其作了规范表述。邓小平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这个表述是科学的,直至十七大党章也坚持了这个精神。
邓小平还对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在理论上作了提升,在其内涵上作了丰富和发展。他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因此,他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分析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还根据“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面对世界发生的变化和我们国家进入新时期的新情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思想路线的内涵,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在他看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那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涵是统一的。也就是说,邓小平是将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动态表现形式,强调要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客观实际进行动态的认识;愈是解放思想,愈能实事求是。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反复指出,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不言而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四、党具有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是个善于学习的党。因为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外来的,而且建立政党从事革命斗争也不是本土政治,何况还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还要掌握各种知识,有世界眼光,有历史学养。这都需要学习,既从书本中学,到国外考察学,更从实践中学。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绝大多数党员来自工农群众,没有多少文化,主要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投身革命参加党的,就更需要善于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学习条件有所改善,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掀起了学习文化知识、政治理论和经济军事常识的热潮。延安整风运动,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它既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打了基础,也为赢得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知识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全党重新学习,学习过去不熟悉的东西,除学习马列理论外,还要学习经济建设和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在1955年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党号召全党系统地学习、了解和研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时期,就是去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新时期。这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我们都要钻进去,成为这些方面的内行。“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后来,党的指导思想有“左”的错误后,学习的科学态度受到干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全党的学习不仅走向健康,而且全方位、多元化地开展起来。邓小平号召全党一定要善于重新学习,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革命。学习的内容,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外,还要学经济、学科学技术、学管理。他特别强调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学习还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激活创造力,弘扬先进性。所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是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敢于突破前人已有的认识,根据新的实践,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这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江泽民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的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他特别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具有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指导思想在不断向前丰富和发展,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空前的伟大成就。它充分显示了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
五、党具有既善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的对人民、对民族的高度负责性
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一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探索如何革命、建设和改革,以期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90年。党的探索复兴之路充满荆棘,异常艰辛,既取得过披荆斩棘、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辉煌成就;也犯过严重错误,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先后犯过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延安整风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运动,也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汲取教训,将其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所以能直面错误,就是因为它是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任的政党。毛泽东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总结了那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策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党先后犯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样以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任的精神,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深刻总结,在充分肯定毛泽东伟大功绩的同时,也对他晚年的严重错误作了精辟分析。《历史决议》指出,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最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十分翔实的材料反映了这段历史,对党所犯的错误没有掩饰和回避。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对人民负责任的党,它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这场内乱。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义无反顾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革之路。邓小平讲到这段历史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这个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说明党基于对人民、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努力修正错误,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使过去遭受的挫折由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的巨大进步得到了补偿。这正展现了党的强大生命力。
六、党具有广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博大包容性
中国共产党既是先锋队组织,同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共同奋斗。它的先进性和群众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是统一的。从理论上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革命同盟军的基本原理要求的。列宁在1922年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已使用“统一战线”概念,论述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在二大,通过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国家”。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文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须具有广泛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博大包容性。不必说在建党那时,无论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共产党组织的力量都很弱小;就是在中国强大之后,工人阶级的力量会壮大起来,但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干革命、搞建设,振兴中华,使人民生活幸福。如毛泽东所说,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要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之一”。 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共产党执政以后,建设社会主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无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直接的和间接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仍然是党的基本方针。
党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完全证明了这一“根本规律”。党创立后就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随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不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作为最危险敌人加以打击。这也给革命带来很大危害。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批评了指导思想的“左”的关门主义错误,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浴血抗战,在近代中国取得了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此后,又是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国共两党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内战,使一个光明的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共产党被迫自卫,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组成了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在新中国的头8年,党的指导思想正确,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入建设新国家的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但是自1957年后,随着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统一战线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文化大革命”更是遭遇严重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又迎来了统一战线的春天。它的团结对象更加广泛,它的地位更加重要。邓小平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由于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的统一战线被称为爱国统一战线。因为爱国主义具有团结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是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强大动力。因此,只要有利于这一目标的,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集团,哪一个人,都要团结。这是空前未有的博大包容性。这种团结愈广泛,党的事业就愈兴旺,党的历史使命就愈能更好地实现,因而党就愈有生命力。这既是为过去的历史规律所证明了的,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走向。
说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不是说我们党的状况不存在任何问题,可以高枕无忧。我们党不仅面临着许多挑战,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认真解决,才能让老百姓从内心感到满意。当然,解决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必须抓紧解决,否则,积重难返。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说得好: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因此,居安思危,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永葆党的先进性,真正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真诚地拥护,党就一定会具有无限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也是中华民族之由衷祝福。
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溯源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的知识界已经发生了是否选择社会主义的争论。参加争论的多是文化名人,有的甚至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不赞成选择社会主义的一方,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既不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中国最大的病症是贫穷,只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来拯救,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反对张、梁一方的领军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落后,与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密切关系,与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有密切关系。要改变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在中国,不仅建立共产党有必要,而且改变贫穷落后状态,要发展实业,出路也只有社会主义。这场争论尽管发生在学界,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何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既是百年老话题,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新话题,因为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需要温故知新。
一、历史先贤的最初选择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古代中国曾以世界上的头号富强大国“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已在内腐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近代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中华民族是个不畏强暴、酷爱独立自由、敢于反抗外敌入侵、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100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和腐朽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斗争。同时,奔走世界,寻找强国富民的真理,求索振兴中华之路。
最初的选择,就是学西方,以资本主义为师。这首先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他们提出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以抵抗西方侵略者。接着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其后是洋务派掀起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热潮。他们中既有朝廷官僚,也有先进思想家。洋务运动轰轰烈烈40年,虽然开中国现代工业的先河,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它的破产。再后就是维新派。鉴于“师夷之长技”而“制洋器”不能拯救中国,他们开始积极译介和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这对于“西学东渐”、推进民族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但急匆匆的“变法”不过是皇帝的道道诏书。势单力薄的一代精英在与顽固派的对垒中仓皇败阵,其维新仅仅只有“百日”。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最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如果说维新派的严复最早发出了“救亡”呼号,那么孙中山则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他最初也是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改良来拯救民族危机,但统治者却根本不予理睬。这才使孙中山丢掉幻想,效法美法革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暴动,最后通过武昌首义掀起辛亥革命风暴,才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神州大地沐浴民主共和的阳光。辛亥革命无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巨大功绩,但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革,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北洋军阀使国家更加分崩离析,国不成国。
因此,不是中国人不想学西方,而是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宰割,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列强之间火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将自身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地暴露出来。这些国家的广大工人农民遭受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贫富悬殊触目惊心,丑恶弊端比比皆是。这也使其为之炫耀的西方政治制度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李大钊指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钱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这种反思为中国先进分子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吸引力
正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求索中处于迷惘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希望。俄国地大物博,在沙皇统治时期政治腐朽,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与中国有不少相近之处。两国且有漫长的边界相连。这使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渴求。还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一些先进分子已经在译介社会主义著作,乃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种学说使他们产生很大的新鲜感和浓厚的研究兴趣,开始考虑是否采用这种理论拯救国家,建立所憧憬的新社会。如果说十月革命前对社会主义的介绍还很斑杂,其认识也五花八门;那么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使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倾心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为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它使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十月革命不同于以往的任何革命。它以劳工阶级为主体,工人和农民破天荒地成为了社会的主人,在那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使先进的中国人对它有了强烈的追求。
李大钊是对十月革命道路最早的拥护者和讴歌者。他撰文指出:这次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劳工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新青年》发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先进分子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人。
瞿秋白讲他的思想历程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对它的讨论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
邓颖超回忆说:我们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听说苏联是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很向往这种光明的社会,同情广大劳苦大众,厌恶中国社会的黑暗。
吴玉章谈到他的思想认识说: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我感到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的头脑中日益强烈和明确。
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也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苦苦的求索终于找到了光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的政治变革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适合改变落后国家命运的理论,便将它作为解放我们国家的思想武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必然结果,也是苦难中国历史呼唤的选择。
三、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四次选择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担当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有四次决定历史命运的选择。
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它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社会革命,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这是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选择。
第二次是新中国的成立。它确定中国将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探索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决定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选择。
第三次是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断然地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
第四次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使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体制机制,在实现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的三大转变之后,又开始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选择。经过这些转变,神州大地发生惊世巨变,展现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光明前景。
近现代历史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选择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人民,这是历史的必然。只要不断与时俱进,广泛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