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学术之路
《我观党史四集》主要是本人自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以来发表的论著。本集与第三集相隔的时间短一些,这几年的活动情况的几个方面基本上与第三集前言中讲的差不多,当然活动的具体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因此,前言写什么,我反复琢磨后想改变过去的套路,将2014年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第1期发表的《我的学术之路》一文作为本集前言。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第一,这篇拙文是对我30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初步小结。该杂志辟有一个专门栏目叫“思想者之旅”。专栏编辑在2012年就约了稿,但我个人一方面手头上的事还不少,无暇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另一方面真要动手写回顾小结文,没有充裕时间还干不了。因此,一直拖到2013年9月才交差。该文刊出后,编辑告诉我,读者反映还相当不错。既然如此,与其搜肠刮肚写别的内容,不如将此文作为本集前言。第二,《我的学术之路》一文本就打算收进本集,但放在何处,也有难度。考虑过多种方案,不甚满意。说实在的,选择的空间有限。这样,与其在正文各编难以处置,不如超脱一点,作为前言,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于是作了目前的处理。若不妥,也望赐教。下面是那篇拙文,只有个别文字改动。
一、人生简旅
我是湖北佬,祖籍红安,1938年5月于出生江陵,现属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任何人都不能选择他所属的那个时代和环境。如果说乡村小学是人生的启蒙,只能睁眼看身边的小小世界,那么在城里的六年中学,则是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那时学校的两大教育。一是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保家卫国的宣传,读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感动,才12岁多一点的我,居然跟高年级同学一起报名参军参干,要到前线去打美国鬼子。年纪太小,当然没有批准。但这成了我追求进步的起点。二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初中读过的几本书令我终身难忘:比如读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崇拜毛泽东,写了篇关于毛泽东的作文。怎么也没想到,这竟然成为我在不惑之年后研究毛泽东的涓涓细源。还有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这些书哺育了我们那一代人。用时尚的语言说,我完全成了这本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粉丝”,并成为我人生的标兵。保尔·柯察金的人生价值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曾经激励着我们20世纪50年代的年轻人,去追求革命的理想,奉献火热的青春;也鞭策着我们与时代共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干点事情,不要虚度年华,不要碌碌无为。我始终将它作为人生座右铭。
1956年9月,到北京大学读哲学系。我在燕园9年,5年本科,3年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年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秋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工作。“文革”期间,下放首钢劳动3年。1974年调至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是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从此,也就走上了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党史互贯通的学术道路。我作研究生时,导师冯定的教导对我起了学术研究的启蒙作用。我踏上学术探索历程时,方方面面的前辈、领导、师友、同事都使我获得不少教益,但影响更大的,不能不说是“两胡加一龚”。
“两胡”即胡乔木、胡绳。尽管学界对“两胡”,还有“一龚”有异议,但我要直面历史的真实。“两胡一龚”有缺点,不是完人,但对他们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全面、客观地评价。就我个人言,我对乔木的敬仰是在高中读了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准备高考时还背过它的主要内容。我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时,虽然他是主任,但真正聆听他的教诲是在1979年底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工作以后。他对《历史决议》稿谋篇布局的设计、主要观点的把握和理论问题的辨析,令我叹服不已。每次听他讲话,都感到他文思泉涌,学识渊博,论理深邃,新见迭出。他为《历史决议》稿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小平同志是总设计师,他是总工程师。不过,我同他真正零距离接触,还是1989年1月始,间或帮他做点文字工作。1990年春后,参加了帮他写《回忆毛泽东》的班子,聆听他讲话的次数更多了,且直接在他指导下写稿,直至1992年9月他谢世西去。这前后三四年的耳提面命,终身受益。
对胡绳也是先接触到他的书,在高中读过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首次见到他,是在1965年他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作关于形而上学的学术报告。我直接在他手下工作的时间有两段。一是1979年初至1981年底,他将我从北京市委宣传部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参加整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书稿。我们根据他谈的意见逐章修改已写出的初稿,直到1981年该书出版。二是1995年初,中央党史研究室要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调我去负责编写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经过4年艰苦奋斗,到1999年初终于写就了经他审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此后,中卷稿经过12年反复征求意见,不断修改补充,到2011年初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之名出版发行。他没有见到该书面世,我为它也付出了8年心血。我跟胡绳接触前后20多年,他那善于分析说理的抽象思维能力,那无处不闪烁着具有智慧的新论卓识,那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缜密的文字功夫,令我钦佩。他的道德文章,成为照亮我们后辈学术道路的明灯。他实际上是我没有拜师的导师。
“一龚”即龚育之。我长时期直接在他手下工作。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从参加《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到协助乔木整理《回忆毛泽东》;从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到负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项目,我与他共事近30年。我的成长,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党史研究,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治学态度,既受到他学养的巨大影响,更与他的直接领导和具体帮助密不可分。他的人品和文品,给我以潜移默化的渗透。
3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理论和党史研究工作,涉及的面不算窄,但也说不上广泛,一些主要学术思想大体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党的理论研究之旅
我在北大本科和研究生学习哲学,达八九年时间。人生有几个八九年?这么长久的熏陶,即使再冥顽不化,也不能不受到感染,多少会培育一些抽象思维能力,养成哲学思考习惯,对一些相关理论问题充满兴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写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文章都是理论性较强的。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为宣传该决议写的《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在1981年《红旗》第14期,成为宣传《历史决议》的重头文章。从此,开始了我对党的理论研究之旅。党的理论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研究
这是我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写的文章较多,提出了这样一些重要观点:
第一,强调科学地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区别于老祖宗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特质是对本土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指导实践最重要的是制定政策。政策正确,实践成功,再经过总结,即升华为带有很强实证色彩的政策性理论。因此,我提出“政策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中介”的观点,认为一方面,政策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间环节,即理论的具体化或实证化;另一方面,政策也是实践转化为理论的中间环节,即实践经验通过政策得到初步概括,然后升华为抽象的理论形态。强调阐述党的这个特点,有利于破除单纯从理论的思辨性来理解党的理论的思维定势,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定位,提供了更符合中国实际,也更具说服力的科学论证。
第二,认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之后一次性完成了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是个历史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带有空想成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从理论层面言,对于这部分的社会主义认识,就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意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由一个历史过程来完成的。当然,老祖宗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对使之从空想到科学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不能说完全完成了。“历史过程说”更加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纠正过去的简单化理解。
第三,比较早地提出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表述。在2006年11月的一次会上,我建议,鉴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果较多,随着实践发展还会不断增加,为了便于表述和宣传,最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所有创新理论都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作党的指导思想加以表述,以后新发展要提升为指导思想的创新理论都可以放进这个“大集装箱”内,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的创新理论都可以装进去。这丝毫不影响创新理论的地位和作用,但对于表述和宣传的操作来说,则省去许多不便,更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使之大众化。
第四,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哲学理论上(不是讲哲学的运用,也不是讲个别的哲学观点),都师承毛泽东哲学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主要载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维源于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
(二)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研究
研究党建理论是我对党的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的重要观点有:
第一,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从“一个先锋队”到“三个先锋队”,党的先进性内涵是从“一个代表”到“三个代表”。在党的历史上分别讲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全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十六大党章将其贯通,明确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如果简称的话,这是“三个先锋队”,而不是“两个先锋队”。因为在词义上这是三个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区别,而不能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简单地等同。事实上,党章的表述是分别对党的阶级性质、群众基础和民族基础的认定。讲党的先进性内涵,从党的二大始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前的78年间,都是讲“一个代表”,直到2000年才扩展为“三个代表”。这不能不说是理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第二,提出党要直面的“两个周期律现象”和“三面历史镜子”。所谓“两个周期律现象”,一个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中提出的过执政关。再一个是国家富裕了,还能否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信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及至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大慷国家之慨,用公款比阔气,讲排场,奢靡之风盛行;什么艰苦奋斗、勤劳节俭,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解决,相关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迟早要出大问题。这就是过富裕关的考验。所谓“三面历史镜子”,第一面镜子是李自成的农民军,造反打天下18年,执政坐天下竟42天。腐败,“其亡也忽焉”!第二面镜子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抗战胜利后,他的“接收大员”们大搞“三阳(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竞相抢掠,“劫收”横财,人心丧尽,结果短短三年,政权崩溃,亡命台湾。第三面镜子是苏联、东欧易帜剧变,共产党将民心丢光,人民抛弃了共产党。这“两个周期律现象”和“三面历史镜子”,犹如高悬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神剑,一定要警钟长鸣。
第三,提出应探讨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制衡”模式。反腐倡廉,最重要的是在强调教育自律的同时,加强制度他律建设。这里的重中之重是制衡权力。对此,首先要解放思想,明确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权力制衡。无论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还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的理论分析来看,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铁律,不存在姓“资”姓“社”有别。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如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一样,它只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能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共同法则。区别只在于监督、制约、制衡的机制不同,不存在要不要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制衡问题。或者说,权力制衡原则是一元的,权力制衡的实现形式是多元的。这两者要加以区别。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不要权力制衡,而是要探索或创造出一种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的实现形式。因此,主张“权力制衡”不是主张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因为“三权分立”只是“权力制衡”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只有探索出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制衡”的体制和机制,认真执行而不是流于形式,或扭曲走样,腐败的高发势头才能得到有效遏制。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在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北京市委接受的属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之后。有影响的重要观点有:
第一,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承系统不是独脉单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对它的解读形成的理论传脉。讲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是说它能脱离某个民族的具体历史文化特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诉求,而以纯粹抽象的形态孤立存在着。实际上,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某种特殊的民族形式和反映一定历史时代要求的具体形式存在着。那些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只是一种纯抽象的分析,而那些被加以抽象分析的内容都有实际载体。它同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理论一样,有其传承系统。这个传承系统往往具有多元性,即与不同的民族文化相联系,与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或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作不同的解读,就会产生不同传脉。中国共产党由于主要是通过俄国革命而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数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民族化和当代化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的内容,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这一理论传脉的延续。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及其成果作了数字化概括,即“三、二、二、二、二”。这就是:党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30年”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一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为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体系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概括能简约地说明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多年来的波澜壮阔历史。
第三,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是一个双向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涉及诸多方面、诸多因素和诸多关系的复杂系统工程。它既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还要懂得中国是什么;既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还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既要通过中国看世界,还要通过世界看中国。要正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最根本的是,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之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不断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里的双向结合和互动过程的关键,是创造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因此,不断总结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并让理论掌握广大群众,不断进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条成功路径。
三、党的人物研究之旅
我成长在一个崇尚英雄人物的年代。这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无论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研究对象都涉及党史人物。这就形成了我的学术之旅的人物系列。这方面的文章较多,后来大多收集在专著《我观毛泽东》(前身是《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我观周恩来》(前身是《周恩来的卓越奉献》)、《我观邓小平》(前身是《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我观党史》三卷本等书中。我研究党的人物的侧重点:一是着重个人特质研究,二是着重思想比较研究,三是着重人物关系研究。对人物的研究基本为两个系列,一是领导人(包括早期革命家),二是学问家。这里主要介绍对党的四个领导人的看法。
(一)关于陈独秀
我对陈独秀主要是宏观研究和总体把握。1999年3月,我在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曾说过应当将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党在大革命后期犯的错误,不能让他一个人负责;这是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不能苛求那段历史,因而不能苛求大革命的结局。在出版的党史一卷本中,肯定陈独秀在从建党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有巨大功劳,增写了他的历史贡献,并将所犯的错误,由过去讲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
2001年,在《陈独秀:叱咤风云、功大于过的历史巨子》一文中,论列了他“光跃历史的八大辉煌”:(1)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唯一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革命家;(2)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旗手;(3)五四爱国运动的“总司令”;(4)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立者;(5)中国共产党的前五届中央领导核心;(6)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7)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敢于说“不”的领导人;(8)近现代革命史上有高昂民族气节的先贤。同时讲了他晚年蹉跌的两大错误:一条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另一条是参与托陈取消派。前者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不能构成什么“罪名”。后者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过去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扣以种种罪名。现在要作具体分析。他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有分裂党的性质,但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对他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据此提出:经过历史沉淀,纵观他的一生,应做功大于过的肯定性评价:叱咤风云一巨子,辉煌蹉跌铁骨铮。
(二)关于毛泽东
自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以来,就一直研究毛泽东,30多年没有断过。研究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发表的文章上百篇。提出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作了较为深入研究,在1986年写的《艰辛的开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一文中首次提出“艰辛的探索”理念。此后,这个理念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成为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共识。
第二,对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功过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他有四大创造和一大失误。四大创造是:(1)关于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这是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先进性的奥妙。(2)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通俗化表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范例。这一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胜利的法宝。(3)关于党的三大作风的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伟大创造。坚持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4)在“窑洞对”时提出的“民主”新路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他的一大失误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开展党内路线斗争,使执政党建设陷入严重迷途。
第三,对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作了论述,提出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的正确党建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奠定了领导核心力量的历史基础;作为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提出的建军理论、战略战术和重大决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奠定了国家安全的历史基础;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奠定了根本制度的历史基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提供了指导思想的历史基础。上述四大功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历史基础。
此外,对毛泽东研究还有不少新的观点:诸如: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提出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在认识论上的统一性命题;通过对《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的比较研究,提出“两论”实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飞跃;通过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的深入考察,提出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向方法论转变的中介;通过对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入研究,提出1939年至1941年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获得巨大发展的特殊岁月;通过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认为这个理论存在一些罅漏,这是导致它像闪亮的流星一样消逝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周恩来
我对周恩来一直非常崇敬。对周恩来的研究提出的一些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率先提出“周恩来精神”。认为周恩来是一部书,他夜以继日地燃烧自己的生命烈火,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典范,是共产党人的人生师表;周恩来是一座碑,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拯救中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不索取人民的一丝一毫,在亿万人的心底矗立起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周恩来是一面镜,虽不是完人,但以鞠躬尽瘁的一生,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怎样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做人民的好公仆的资政铜镜。
第二,较早地用中华民族“三不朽”标准评价周恩来,从“立功”、“立言”、“立德”三方面论证他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作了深入的辩证分析,使评价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关系的互相矛盾的结论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说明。针对海外贬损周恩来的著述,发表长文《为中华之子周恩来辩护》,既批驳一些错误观点,以正视听;又强调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党的历史和人物。提议建立“周恩来学”,对周恩来其人、其史,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第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周恩来作为共和国总理,怎样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光辉业绩。一为励精图治,执政兴国。不仅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政府工作第一要务,而且紧紧抓住影响国家发展的“上天”和“水利”两个环节,取得重要成绩。二为呕心沥血,执政为民。突出地抓了六件大事:关心人民健康;筹措救命急粮;慰问邢台灾民;心系贫困地区;重视森林资源;首倡改善环保。三为殚精竭虑,执政安邦。着重论述他怎样谋求睦邻友好,坚持和平共处;经纶安内宏略,国家稳定团结;吐哺神州安危,力挽“文革”狂澜。四为倡俭戒奢,执政清廉。一生勤政务实,戒慎恐惧;廉政清明,戒私奉公;忧政思危,戒奢倡俭。这个概括有助于对周恩来研究的升华。
第四,对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一是他在早期求学、留洋时,就提出为中华之崛起并腾飞世界的奋斗目标。二是从1924年旅欧回国投身大革命运动始直至全国革命胜利的四分之一世纪,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党内斗争,无论是身居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表现了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三是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目标的伟大进军。他作为开国总理,夙夜吐哺建设,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四是在十年“文革”期间,力挽狂澜,苦撑局面。五是他带着两大遗憾——未能见到祖国和平统一;未能见到“四个现代化”——离开他毕生为之崛起和腾飞的热土。但他为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作了不懈努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孕育了“一国两制”思想;参与绘制“四化”愿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作了初始奠基。
(四)关于邓小平
我对邓小平研究比较早,写的文章比较多。具有创新性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通过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比较研究,提出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认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原生形态,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这个原生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有巨大的丰富和发展,但没有能构建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新形态。只有邓小平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标志,才将老祖宗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当代形态。它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型。
第二,高度评价邓小平南方谈话,认为它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因为它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它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特别是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发展的那些理论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第三,提出“金砖四论”,认为这对邓小平理论成其为邓小平理论有特殊意义。“金砖四论”为: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是社会主义主体论;四是社会主义本质论。这“四论”最具原创性,能使邓小平理论享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殊荣,并对改革开放发生最重大影响。社会主义主体论,是相对于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观而言的。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允许其他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非社会主义形式共存并进。这表现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文化政策、政治关系、“一国两制”等诸多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正是因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并在不断完善这样的制度和政策,它成为了我们国家取得巨大成绩和进步的一个强大推动力。
第四,提出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既属于同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又是两个应用发展阶段。即邓小平在哲学理论上师承毛泽东,在哲学应用上发展了毛泽东。首先,哲学理论上的师承:一是邓小平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二是邓小平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三是邓小平的哲学性格与毛泽东有连续性;四是邓小平哲学的主要思想,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大框架。这种关系,说明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同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其次,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在一些哲学概念、范畴关系的认识上或哲学思考的侧重点上,不完全一样。一是对有的哲学概念的认识高度,对有些哲学范畴关系的认识广度,发展了毛泽东哲学;二是纠正毛泽东晚年哲学观点上的错误,提出的一些新的观点是着重强调哲学范畴关系的另一个侧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这样,邓小平哲学在实践应用中的特点就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它突出地表现为:一是实事求是思想对毛泽东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把它广泛地运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更说明了实践应用中的巨大成功。二是创造性地应用辩证法思想提出的新观点,对毛泽东哲学有巨大的丰富和发展。如通过辩证分析,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别,认定它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都构成应用发展的新阶段。
四、党的历史研究之旅
我到党史研究室后,步入党的历史研究之旅的新阶段。通过具体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前8年的编修和主持修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党史研究之旅笔耕不辍。党史研究的涵盖面,从纵向说,既有时间跨度较大的党的通史内容的研究,也有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的研究;从横向说,既有宏观的党史综合研究,也有微观的党史专题研究。
(一)党的民主革命史研究
通过“走走党史”的现场考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更深入一些,新的思想观点比较多,着重讲以下几点:
(1)强调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和苏区精神的历史作用。我“走走党史”是从考察中央苏区开始的。对于中央苏区,过去有很多模糊认识,或将它归于井冈山斗争时期,或视为党的“左”倾统治的时期,对其历史地位没给予应有认识。我提出的主要观点:首先,将土地革命战争10年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将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斗争分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特质内涵的两个阶段。就活动时间的长短、地域大小的悬殊、思想理论形成的实践活动基础和战争的规模等而言,两者都不能同日而语。第二,论列了中央苏区有八大历史贡献,特别强调它是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上艰难困苦时间最长的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艰苦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期;毛泽东思想正在发育成型的时期,以凸显其历史作用。第三,为倡导苏区精神鼓与呼。对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按照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逻辑,以毛泽东的某些表述作基础进行概括。我主要强调苏区精神:一是苏区时期异常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凝聚起来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而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二是在以表现革命历程的精神系列中,只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没有苏区精神对表现民主革命的历程就不完整;它是民主革命精神系列之链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第二,首次概括了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走走党史”,我基本走完长征路,明确提出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问题。它应包括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其次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再次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这三个方面的斗争和博弈,构成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为了全面地、完整地把握这个内涵,正确地说明长征的历史,还必须明确若干基本概念,以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即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3+1”(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二是应对红军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加以区别,有助于正确说明红军为什么长征。三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长征的目的地是不断变化的。长征到达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第三,考察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系列会议,提出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转折是在此前后的系列会议的成果。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许多会议,按其讨论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初步将其划分为三个系列。遵义会议属于通道会议开始到会理会议系列。在这个会议系列中,遵义会议实现的历史转折是一个过程,在此前后的一些会议都对它发生了一定历史作用。因此,要讲两句话:一是从通道会议到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这次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它们之间: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
第四,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过程,首次对其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通过对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翔实介绍,提出延安整风运动有五大历史功绩,一是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二是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实现了思想统一;三是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四是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五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还指出:延安整风运动有三个主要缺陷,即一是路线斗争出现过过火批判现象;二是“抢救运动”出现过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形;三是作为整风运动的理论结晶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过分突出个人的苗头。但是,瑕不掩瑜。许多历史事件都带有那时的“胎记”,延安整风运动也不例外。对这个“胎记”,要全面分析,而不应脱离历史实际地求全责备。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史研究
这里着重介绍三点:
第一,提出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20世纪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的关系问题。首先,八大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关系:一为八大是第一次伟大革命从抗日战争以来连续20年辉煌的鼎盛时期;二为八大前后,第一次伟大革命经历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崇拜,破除迷信,解放了思想;三为八大前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得到新的发展,《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论”。其次,八大与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关系:一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是从八大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二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最初的选择是回到八大,是其一个重要历史参照;三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历史因子,这个时期的许多正确思想为邓小平吸纳;四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许多重要领导干部都是八大时期的,八大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干部准备,发挥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巨大历史作用。但是,八大也有不足:一是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经济建设速度等问题的认识都不很明确和坚定,以致后来发生反复和失误;二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将会遇到的困难、曲折和艰险,远没有像在七大时那样对于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困难程度有充分的认识,因此招致大的曲折和挫折。基于此,提出:党的八大是可以成为两次伟大革命的交会点的,但历史的发展拐了个弯,使这个可能性没能变成现实。
第二,提出贯穿“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一个重要矛盾,是“乱”与“治”的矛盾。根据毛泽东发动“文革”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提出贯穿“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矛盾,就是大乱天下与大治天下的矛盾,简言之是造乱与治乱或乱与治的矛盾。一方面,以江青为主要代表的造乱势力,从“文革”之始,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以便在乱中抢夺权力,乃至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不断兴风作浪,制造动乱,破坏已经出现的稳定局面,使原来只打算半年的“文革”,延达10年之久,中国人民经受巨大的痛苦和磨难。另一方面,以周恩来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一伙的极左行径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以期维护国家的基本秩序,使经济社会正常运转,努力约束动乱。这个矛盾异常尖锐,斗争极其复杂。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大乱天下”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大乱天下,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两者的相同性在于:毛泽东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决策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且将其推向极端。如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向所谓“走资派”进行全面夺权斗争,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尽管如此,两者也有许多重大的不同。如大乱天下的目的、大乱天下的限度、大乱天下的方法,以及对大乱天下是否“反思”等都有原则区别。治与乱斗争的复杂性还在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某些“大乱”活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惯唱“革命”高调,擅于玩弄阴谋诡计,认识和揭露他们需要一个过程;他们攫取了相当一部分重要权力,要同这样的权贵作斗争,不能靠匹夫之勇。还有,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的治乱斗争虽然得到过毛泽东的重要支持,但毛泽东的态度时有重大反复,因此治与乱的斗争不断发生难以预料的反复。这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形势时而转好,时而转坏的历史轨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9年刻骨铭心的历史警示问题。这29年,党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异常艰辛的探索,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严重挫折。基于党的历史教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必须牢记四条刻骨铭心的警示:一是绝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定要坚持社会和谐。从1957年始的“左”的错误,其理论根源在于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视为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极端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给党、国家和整个民族带来大灾难。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能构建和谐社会,两者如冰炭不两立。党既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一般情况下,就必须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二是绝不能再超越历史阶段,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付出过惨烈代价的“大跃进”运动,其指导思想就是超越了中国还是个很不发达的国家这个现实,严重违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从根本上说是反科学发展的。随后出现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就与这种反科学发展的恶果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在反思后提出的综合平衡,实际上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初原生形态。经过近半个世纪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坚持科学发展观就绝不能再干“大跃进”那样的蠢事。三是绝不能再搞路线斗争,一定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斗争只要开展起来,就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结果必然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此相联系,还堵塞言路,发展个人专断,制造个人崇拜。总结历史教训,对党内出现的问题,无论是政见分歧还是腐败现象,都必须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来解决。其核心是不断扩大党内民主。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党就更富活力,更具凝聚力和执政力。四是绝不能再搞个人过分集权,一定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要学习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三)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史研究
这里只讲两个观点。
第一,提出坚持1981年《历史决议》的历史观问题。在纪念1981年《历史决议》30周年时,提出了坚持和弘扬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观。强调:第一要与时俱进,坚持《历史决议》与党的文献相关论述的统一。现在对《历史决议》的认识不仅在内涵上比1981年时的认识丰富多了,而且不少新的观点丰富了它。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和党的重要文献对相关党史的论述,推进和丰富了《历史决议》的一些论断,这就要与时俱进。如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还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历史决议》,不同观点往往各执一词,以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述做依据。但是,此后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等领导人的论述和其他重要文献都不断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因此,应将两者统一起来,并以30多年的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和主要内容作为划分历史界限的根本标准。第二,从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这里,提出了两个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是对科学理解实事求是,即实事求是不单纯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与认识主体的人生经历、文化学识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如同真理的认识是个过程一样,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程度,要求绝对地“实事求是”是不实际的,只能逐步实现;实事求是有宏观把握和微观把握之别,首先要在宏观方面把握好,总体上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是客观的,应当说就做到了实事求是。二是评价历史事件和总结历史经验的不同思路和标准。一般说来,评价历史事件,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历史经验,是从理想状态来要求。因此,评价历史事件和总结历史经验,是两个标准。说得通俗一点,前者是及格标准,后者是全优标准。这两者不能混淆。评价历史事件,不能因为没有达到全优就认为它不及格,予以否定。总结历史经验,那是从严要求,吸取教训,努力达到全优。应将这两者加以区别。如对三大改造,像这样认识,可能更客观一些。第三,反对两种倾向,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形成的共识后退。一种后退倾向是,淡化甚至否定《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作出的结论。因此强调十年“文革”及其此前的错误,给人民、国家和党带来的严重伤害,不能采取回避、淡化掉的态度;而是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记取它。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重犯这样的错误。另一种倾向是,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社会主义成就的肯定,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似乎新中国成立以来什么成就也没有,有的只是错误。因此要强调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采取无视、否定的态度,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这也是尊重人民、尊重历史。反对这两种倾向,就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
第二,提出中国现代化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经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个关系,最为重要的有三点:一是继承和借鉴。从政治层面言,两者关系除对抗外,还有继承。过去的失误就是强调对抗,忽视继承。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要继承和借鉴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二是共存和补充。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思想。3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处理好这个关系是正确的。三是辨析和吸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邓小平将其讲得最为明确,发挥得最为充分,并在实践中广泛运用。其最大成果,就是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根本标志。今后,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必须继续处理好这个关系。社会主义既然是以资本主义作为母体而诞生的,那么它就必须充分汲取母体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只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道,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道。
(四)关于党的通史研究
我提出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之链论。认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既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得好的,也有没结合好的。但是,无论结合得好与不好都构成了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之链。这个认识之链,大体有这样几个认识之环:一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向社会主义。新中国头3年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希望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是立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理论进入社会主义。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三是制定八大路线,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有了良好开端。四是重新认定阶级斗争为国内主要矛盾,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直至“文革”前10年,基本是将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方针。五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建设社会主义,党的九大将其肯定为照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灯塔”。它是“文革”10年的指导思想。六是1977年提出“抓纲治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纲”,说到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两年徘徊”的指导思想。七是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理论作这样分析,有助于对过去的错误认识不采取简单化态度。作为认识链上之环,不经历那些错误认识,也就难以获得后来的正确认识。
第二,新中国历史十大巨变论。从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起,我就在不断论述新旧中国对比发生的十大巨变。即一是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完全独立、拥有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二是由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祖国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空前统一的国家。三是由一个反动专制的封建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正在得到实施的国家。四是由一个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的国家,变成了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国家。五是由一个近代工业十分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了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正在走向富强的国家。六是由一个有大量文盲、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了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得到巨大发展的国家。七是由一个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聊生的国家,变成了全国人民大多丰衣足食、整体生活水平走向小康的国家。八是由一个没有组织、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了城乡基层组织健全、社会风尚走向健康,且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九是由一个有国无防、屡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国家,变成了拥有强大国防力量、国家安全有充分保障的国家。十是由一个没有独立外交和没有国际地位的国家,变成了能够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国际威望的国家。这十条虽然不一定周全,但能足以说明新中国同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相比,完全是两重天。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又加了两条,即增加了“由一个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掌控的统制经济体制的国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由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门户洞开’的国家,变成对外全方位开放的国家”。原来的“六”至“十”依次后移,成为“八”至“十二”,成为十二大巨变,更全面地说明60年巨变。
第三,辩证地认识两个30年的历史关系论。新中国60年的历史发展,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我以为,应当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将两个30年完全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二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是转折性发展。在习近平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后,理论界和社会上引起热议。我提出一个观点作为其理论支撑。这就是:人类历史有其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如此。就其自然属性言,无疑有延续性、连贯性。就其文化属性言,对历史的具体内容既有继承和发展,又有拨乱反正、改革创新,也就是说,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对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两个30年作辩证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这样,对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就有了理论根据,也给人们正确认识党的历史以方法论指导。
第四,通过历史考察,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了辨析。中华民族的盛世辉煌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在相当长时期中,没有一个国家比古代中国更强大。以基本定格当代中国领土范围的清王朝而言,康熙年间的疆域版图曾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二是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古代中国文明更发达。在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要完全恢复过去强大时期的疆域版图,主要是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率意义上讲的。当代中国的科技总体水平肯定比古代中国高出许多,但是与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科技的总体水平相比却落后许多,因而对人类贡献的份额比起古代来说小了许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跻身先进民族行列,为人类作出贡献的份额,如果说不可能像古代强盛时期那样巨大,但也要赶上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贡献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复兴历史盛世,而是超越历史盛世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异常长期的、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不断“挖山不止”的更伟大的“愚公移山”工程。
以上是将《我的学术之路》作为了本书前言。为减少重复,收入本书中有的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和删节。有些文章为了照顾其整体性,在尽量减少重复的前提下也作了删节,但没能完全删节,否则文章就很难连贯起来。这样,若干文章还会有某些内容的重复,恭请读者见谅。
石仲泉
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