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而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波澜壮阔历程中,周恩来身居中央领导核心达半个世纪之久,这是没有第二人的。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的一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生。
一、求学、留洋、考察,为中华之崛起并腾飞世界
周恩来出生于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苦难中国。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对他一生发生了重大影响。
周恩来12岁随伯父到东北读书,次年在沈阳上高小。暑假中,他随同学参观了日俄战争遗址,听当地老人讲述东北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激发了他的救国之志。在学校,当老师提问读书为了什么,他明确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一个13岁少年已表现出非同寻常的高远志向。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4年,既对他的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也进一步明确了他的政治取向。1914年10月他在发表的五言诗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表达了步入青年的他对黑暗时政的愤懑。次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修正案。他参加天津各界救国大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奋起图强,誓雪国耻,不当亡国奴。随后他作《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一文,纵览近代国耻,抒发忧国之情,抨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
南开毕业后,青年周恩来决定东渡日本,看看这个曾蒙受过外国列强欺凌的邻邦怎样通过明治维新富强起来,以获得救国之道的启示。他充满激情,抒发抱负,给同学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展现了周恩来异常浓烈的救国情怀。
周恩来于1917年10月到了日本。一年半中目睹尖锐的社会矛盾,认识到以“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救中国是大错特错。 未能考上大学的渺茫前途使他有过苦闷和彷徨,但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通过阅读反映十月革命的大量资料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许多书籍,又使他感到振奋,得到启迪。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国革命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周恩来在1919年4月获悉南开创办大学部后,决定“返国图他兴”。 回国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他参与发起成立了觉悟社;作为南开大学第一期学生,他与天津学生代表两度进京开展斗争。1920年1月,他作为总指挥,领导五六千学生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当局逮捕。军阀政府的残暴镇压和被捕半年的监狱生活,对他的思想变化有巨大影响。思想颤动的周恩来,决定继续探究崛起中华的救国之道。那时,国内掀起旅欧勤工俭学热潮,他获准推荐出国留学,于1920年10月远涉重洋。
周恩来旅欧近四年,考察了英国的工人运动和法国、德国的社会状况,以及勤工俭学生的活动情况,写了近百篇通讯,广泛报道他的所见所闻。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经过反复思索,他最终作出了救国之道的抉择,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作为崛起、腾飞中华的理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作为崛起、腾飞中华的榜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他入了党,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如何使中华民族崛起和腾飞的伟大事业。
二、无限忠诚革命,为中华民族解放
192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以实现民族解放。国内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被选派回国。同年9月,他到达广州,开始了新的征途。从1924年9月回国起,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25年,他驰骋疆场、南征北战,他深入龙潭虎穴、运筹帷幄,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对指导思想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其间,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党内斗争,无论是两党合作抗日还是两党分裂内战,无论是获得胜利还是遭遇挫折,无论是身居顺境还是身处逆境,他都以一颗赤子之心表现了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在为中华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斗争中,既创立了丰功伟业,又展现了崇高精神风范。
(一)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既为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奠立了基础,也为进行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周恩来任职黄埔军校,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作了巨大努力。首先,经他改组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成为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它编入叶挺部队后,既是东征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打败吴佩孚等军阀的主力军,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基本军事力量。其次,他强调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东征军和北伐军中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对提高革命军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段经历,使他既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首创者。在北伐胜利进军时,他参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总指挥。这次武装起义,既是城市武装斗争的尝试,也为党领导大规模武装起义积累了经验。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为探索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相忍相让,表现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受命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艰苦探索民族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伟大开篇”之一。从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周恩来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4年,负责指导暴动地区创建工农红军、实行武装割据,为各农村根据地探索革命道路提供领导支持。他高度赞扬“朱毛红军”,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既为制定具有建党建军纲领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组织保证,又为探索民族解放的中国道路在理论认识上作了新的提升。
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底到了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中央苏区他见证了两次战役的得失,对毛泽东深为敬佩。他在毛泽东身处逆境时,尽其所能给予关爱、照顾和维护。特别是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推举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指挥红军,成为实际领导核心。1935年8月在红军过草地前的沙窝会议上,周恩来病重,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确定常委分工,仍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他负责组织部、宣传部和后方军事工作。周恩来展现了他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对于红军摆脱困境,走出绝境,转危为安,度过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具有重要作用。
(三)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努力,为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赢得完全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驻国民党统治区总负责人,也是我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代表。抗战期间,他与阎锡山、程潜、黄绍竑等国民党将领多次会谈频繁接触,先后参与谋划了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台儿庄战役。南京失守后,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与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积极交往,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广交朋友,同文化界人士往来频繁,共同坚持抗战。武汉失守后,周恩来常驻战时首都的重庆,继续与国民党就两党合作抗日进行会商和谈判。
皖南事变后,他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通过各种渠道揭示皖南事变的由来和真相,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声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加强同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和民族工商业者交往,不断扩大统一战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周恩来的广泛交往,使他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代表,也通过他的宣传增强了对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
(四)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既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又参与解放战争重大决策,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夺取革命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参与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他提交的《会谈纪要》草案,既把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确定下来,又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分别说明各自的看法。这个创举为后来一些会谈公报开了先河。他高度评价政治协商会议谈判达成的协议。
1947年3月中旬,国民党军向延安逼近。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关注全局、照顾各方,巨细诸事,处理有方,为形势转化、走向胜利创造条件。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凡经党中央研究由毛泽东下了决心的事,都由他具体组织布置和贯彻执行。1948年3月,周恩来随毛泽东等一起东渡黄河,先后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先期来此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这里成为了解放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周恩来协助毛泽东运筹全国战场,指挥战略决战,筹建新中国。他协助毛泽东处理同傅作义谈判,成功促使他签订了和平解放协议。
在西柏坡,周恩来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协调各方,统筹总理,为新中国奠基。1949年1月底,米高扬受斯大林派遣来西柏坡,同毛泽东等领导人会谈后说:周恩来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在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时,毛泽东也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领导前往北平。周恩来作为首席代表,主持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在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他起草的《国内和平协议》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宣告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随后,他负责筹备新政协,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开幕,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诞生了,周恩来为之毕生奋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了第一步目标。
三、夙夜吐哺建设,为中国人民谋福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步奋斗目标,就是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周恩来说过: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因此,不管面临怎样的狂风巨浪,他夙夜吐哺建设,为中国人民谋福祉。
(一)励精图治,谋划发展
周恩来日理万机,但最根本的职责,就是如何使国家繁荣富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他在统筹兼顾各方面工作的同时,特别着重以下三项。
一是宏观规划,总揽全局,始终将经济工作摆在首要地位。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向中央提出“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短短3年,中国人民奇迹般地改变了满目疮痍的景象。开展大规模建设后,他先后主持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国家兴起了建设热潮。“二五计划”尽管被“大跃进”运动打乱,但经他主持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国民经济重入健康轨道。1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扭转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基础,形成了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二是狠抓重点,紧握命脉,治理江河。周恩来说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他重点抓了两项具体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水利。他认为,水利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的重要问题,也是影响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环节。他强调:治水一定要治本。每年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都要专门讨论水利建设。我国江河治理的全部框架,水电工程的整体布局,许多大型水电工程的兴建,都是他一手筹划的。对于长江三峡工程是否建设,他作过半个多月的现场考察,召集相关部委领导和专家100多人进行过深入讨论,决定目前不能上马。
三是突破尖端,抓“上天”工程,跻身世界强国。周恩来抓的另一项重点就是“上天”,“两弹一星”建设。他非常重视高新科技发展,在1956年主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就将实施原子能计划列为第一重点。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说:如果没有这一声巨响,就不会有人理睬我们。1966年10月的核试验,开创了世界上在本国领土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先例。1967年6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2月,他提出建设秦山核电站工程。同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这样,我国进入掌握核技术的国家行列。
(二)呕心沥血,心系人民
周恩来抓好经济、发展兴国,说到底,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福祉。他在1956年1月的报告中说: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他多次强调要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一切都要为人民着想。三年困难时期,许多省市严重缺粮。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找相关部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河北邢台大地震后,他在第一时间赶到震中现场,看望受伤群众。他陪外宾到延安,了解到人民生活很苦,含着眼泪说:延安的小米哺育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延安人民还吃不饱肚子,我这个总理有责任啊!周恩来的一生是心系人民的一生。
(三)经纶神州,披肝沥胆
建设国家,振兴中华,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共同奋斗。这是周恩来作为总理兼政协主席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特别在以下三方面作了巨大努力。
一是促进民主协商合作,团结各种人士。周恩来说:我们管理着这样大一个国家,需要听取各种意见。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一直要共存到将来社会发展不需要政党时为止。还提出,共产党员要与非党员广交朋友,多交畏友、诤友,合作共事,这样的朋友越多越好。
二是推动民族互助进步,共同建设中华家园。周恩来多次指出:在我国,民族宜合不宜分,适宜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使祖国真正成为各民族友爱的大家庭。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我国成立了五个省级自治区,还有大批自治的州、县、乡等。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他提议在内蒙古包头建立国家第三大钢铁基地,修筑改善边疆交通的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干线,以及广西等地的公路干线。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全国开办了10所民族学院,培养出100多万民族干部。
三是关心知识分子,增强兴国中坚力量。还在全国胜利前夕,在周恩来主持下,努力争取国统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留下参加新中国建设,邀请海外留学人员早日回国。到1955年底,回国知识分子近1600人。同时,还主持制定派遣上万名青年骨干留学苏联的计划。1956年作报告,他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须让他们在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奋斗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尽力保护知识分子。
(四)殚精竭虑,睦邻安邦
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卓越外交家。他在改善邦交,谋求睦邻友好,争取天下朋友,维护国家利益,推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特别为人们称道的:一是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我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方针。二是协助毛泽东指挥和组织抗美援朝战争,指导停战谈判。三是首次亮相世界舞台的日内瓦会议,为解决朝鲜问题而努力。四是万隆会议上首倡“求同存异”。五是亲善四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56年下半年始,他认真研究中缅边界情况,为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提供了范例。六是广交亚非朋友。周恩来从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2月5日,出访亚非欧三大洲,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五)倡俭戒奢,清明廉洁
周恩来自觉地、始终如一地坚持勤政清廉,倡俭戒奢,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思想作风,完美地展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矗立起一座闪烁着中国共产党人浩然正气和精神风范的丰碑。这里论列以下三点。
一是勤政务实,戒慎恐惧。“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古训,反映了历代执政的共同规律。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重任,更需要勤政。周恩来始终铭记着党的历史重任,一生戒慎恐惧地勤奋工作,谨严认真,周密精细,举轻若重,兢兢业业。他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勤政必须务实。他反对一切马虎主义、夸夸其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现象,认为这样下去必将误党害国。
二是廉政清明,戒私奉公。古云:“政者正也”,是讲为政者必须身正行直,办事公道,不以私害公。对于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说,更必须廉政清明。周恩来强调共产党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他从严律己、律妻、律亲。陈毅敬佩地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三是忧政思危,戒奢倡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又是一条揭示执政规律的古训。周恩来认为:尽管我们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场习俗在社会上存在着。脱离群众,生活特殊,讲究排场,发展下去很危险。他强调: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周恩来作为总理,除了“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 外,没有任何其他追求。他两袖清风,廉洁无瑕,深受人民崇敬和爱戴。
四、力挽“文革”狂澜,维系国家不崩裂
特殊历史条件酿成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卷入这场灾难之中。在“文革”中,周恩来为治大乱,使党不分裂,使国家机器运转,使民族得以生存,苦苦地支撑局面,不懈斗争,耗尽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以致精疲力竭、身心交瘁。
(一)力挽狂澜于既倒
“文革”中,周恩来的努力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为:
——约束红卫兵运动,制止危害社会的动乱。周恩来以非凡的行政统筹能力,使各地1100万人次红卫兵,在首都有序接受“检阅”;疏导全国范围数以千万计人流的“大串连”,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面对破“四旧”的“打、砸、抄、抓”乃至“杀”,他痛心疾首,劝阻红卫兵保护历史文化,执行政策,不能搞野蛮暴行。他召开座谈会40多次,有时通宵达旦。经过各方面努力,中央不断发出文件,才使“红色风暴”得到一定遏制。
——反对冲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干部和社会名流。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开列了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四副二高”和著名民主人士。他尽力保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元帅、部长、科学家和文艺家,还有英模等;有的送进301医院,有的安排住进中南海工字楼,也有住进西花厅的。他的家成了庇护“走资派”的避难所。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他点名保护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近百人,社会名流和科学家达40人。
——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保卫外交大权。国务院各部的一些群众组织企图夺各部业务大权。周恩来坚决反对说:中央部门的业务大权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夺。财贸口“造反派”扬言夺金库,他指出:夺金库是非法的,当场就要开枪、逮捕。如果你们去夺,算造反派还算强盗?中央文革小组对外交大权虎视眈眈,1967年8月上旬,外交部被夺了权,上万红卫兵要揪斗陈毅,他闻讯后赶到人大会堂加以制止。
——促进革命群众“大联合”,建立走向有序的革委会。“文革”开始后,许多单位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两派对立加剧,有的地区武斗动用了枪炮,全面内乱局面愈演愈烈。周恩来自始至终反对“中央文革”的恶劣行径。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样局面,提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加以约束。经过周恩来20个月艰辛努力,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勉强成立。这个革委会,尽管是“左”的指导思想产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动乱。
(二)空前未有的险恶斗争
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信用江青一伙。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妄图篡夺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他们要打倒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文革”伊始,他们就制造“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揪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被视为夺取更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因而他们掀起一浪接一浪的反周逆流。其中最险恶的有两大事件。
一是所谓“伍豪事件”。1967年5月,江青将红卫兵给她的1932年2月上海报上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分送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周恩来专门查阅上海报纸,写信给毛泽东说明此事原委,澄清伍豪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并附上他编写的与此事件有关的大事记和由毛泽东当年签署的布告等材料。 10天后,毛泽东批示中央文革要批评“炮打”周恩来的极左派。1972年6月底,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问题》的报告,以自证清白。1975年9月,他在病危施行手术前,要来上述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和报告日期,同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签完字后,他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病入膏肓的他,拼着一死,进行最后的斗争。
二是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访华,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谈判中态度软弱,犯了右倾错误,并让政治局开会帮助。江青在会上肆意攻击说与周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污蔑周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一向很少动怒的周恩来对污蔑不实之词忍无可忍,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这次“批周”会议持续半个多月后,毛泽东发话平息了江青打倒周恩来的企图。但是,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前,他们的反周阴谋从未停止过。
(三)维系经济社会运转的中流砥柱
十年“文革”,我国的经济社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周恩来以“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不断排除干扰,坚忍不拔地同极左势力顽强斗争,才使我们这个八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完全陷入经济崩溃。“文革”之初,他对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他指示有关部门,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过顽强努力,1966年的三秋任务基本完成,工业生产没遭到重大破坏,基层单位相对稳定;就在1967年大乱之年,粮食产量还增长1.8%。他领导对国民经济大力调整和整顿,特别是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经过近两年调整,1973年的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同时,他还积极推动落实科教、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改善极左思潮造成的紧张政治关系。
(四)解放干部护英华
周恩来在“文革”前期主要是保护干部和社会名流。林彪事件后,他积极促进解放他们。尽管受到“四人帮”严重阻挠,他费尽苦心,为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复出,更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工作,作出了最大努力。
——积极促成邓小平复出,精心安排接班事宜。1972年1月,在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后,周恩来采取一系列举措尽快将邓小平解放,调回北京。1973年3月底,他安排毛泽东与邓小平会见后半个月,就领着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欢迎西哈努克的盛大宴会。1974年底,他不顾两次大手术后的虚弱,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后,他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不久,邓小平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至此,周恩来以坚定而策略的斗争方式,努力使党政军大权掌握在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千方百计落实政策,解脱和起用大批领导干部和其他人士。林彪事件后周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推倒加在许多干部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把他们从被打倒、被专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他首先指示公安部对关押老干部的监狱情况作全面检查;指示有关部门将解除监禁的老同志妥善安置;并有意安排一些有影响的人公开露面,推动落实政策。1973年7月,他主持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中央部门提出的300多名待“解放”的党政副部级和正军级领导干部名单。经他直接过问,有175位将军走上领导岗位。在党的十大会上,他还安排一批老革命家进入十届中委。
(五)外交阳光穿云出的姣妍
1967年极左势力横行时,同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有近30个国家同我国发生外交纠纷,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60年代末70年代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不顾“左”的干扰,尽量恢复同一些国家的正常关系,努力开创外交新局面。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四大事件:
一是中苏关系:化干戈为玉帛的首都机场会晤。1969年9月,周恩来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回国后,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两国总理会谈三个半小时。经过坦诚交换意见,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谅解;并对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一致意见。这次会晤,两国关系得到改善。
二是中美关系:帷幄运筹的和解。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后,周恩来已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松动和加快两国接触的举措。1971年4月,他参与运筹的“乒乓外交”,发挥“小球推动地球”作用,加快了中美高层接触进程。3个月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年10月,他与再次来华的基辛格就如何表达中美联合公报内容会谈。1972年2月,尼克松抵京。他同尼克松多次会谈,敲定了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说:周恩来在中美建交史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是中日关系:以民间外交推动两国建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中日关系,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日本朝野感到震惊,他同来访的日本各界不断谈中日邦交问题。田中角荣任首相表现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积极姿态。为了准备会谈,周恩来不顾高龄和癌症影响,仍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来研究有关材料。1972年9月下旬,田中访华。在会谈中,周恩来一方面着眼于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从政治上看问题;另一方面,对历史问题毫不含糊,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包括钓鱼岛的主权“这次不讨论,以后再说”。中日建交,实现了他在总理任上的一大心愿。
四是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拥有大国地位的世界舞台。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占据。围绕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直不断斗争,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周恩来自始至终是这场斗争的直接领导者。1971年第26届联大以超过2/3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提案,倾注了周的心血和智慧。这既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揭开了联合国历史新的一页。正因为如此,周去世后,联合国破例为他下半旗志哀。
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志未酬
周恩来是带着两大遗憾永远地离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热土:一是未能见到祖国和平统一,二是未能见到“四个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民族复兴壮志未酬。但是,他为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作了不懈努力。
(一)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孕育了“一国两制”思想
由于香港和澳门的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香港和澳门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充分利用,长期打算。周恩来说:香港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将它作为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目前暂时不收回,是因为它可以作为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进一步指出:对香港的政策同内地不一样,香港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 6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供水危机。他亲自到广州,决定修建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为了保证香港副食供给,又批示开通至今还在运营的向香港输送鲜活和冷冻食品的快运货车。这些主张和关怀,为收回港澳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于台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周恩来就在谋求促进国共和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万隆会议上,他说过,不排除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蒋介石可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回国后又说: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他会见英国朋友,请其带话给蒋介石表达和谈意愿。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和台湾上层的联系工作积极展开。60年代前期,周恩来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谈话,概括为“一纲四目”原则。“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一是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一切军政人事由台湾当局决定;二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尊重台湾当局的意见,可以从缓,协商解决;三是台湾的军政和建设经费不敷支出,由中央拨付;四是双方互约不派人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个意见由张治中写信转给台湾当局。
周恩来生前说过:我们这一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毛泽东、周恩来播的种,开的路,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江泽民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对台关系局面的打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实践准备。
(二)参绘“四化”愿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基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党的认识史上有个演变过程。最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周恩来在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的初始内涵,并载入了八大党章中。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口号,强调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对“四个现代化”作了新的表述。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讲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时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底,他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我们国家今后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党正是以上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基础建构“中国梦”思想的。这个思想发展的路线图:首先是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其视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同时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调整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由原来在21世纪中叶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改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称之为“基本实现现代化”。随后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的内涵,丰富为“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台阶,并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又将“全面小康”分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步骤,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为党担负着的历史重任。以上述思想积累为基础,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参与绘制“四个现代化”愿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作了初始奠基。
周恩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了一生,他的未竟之业将由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接力,以愚公移山的“挖山不止”精神去努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