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
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外媒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有重大进展,《纽约时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新闻通讯——《向世界展示中国仍在大搞经济》,《洛杉矶时报》也以《为低迷的上海倾注活力》为题,大幅报道浦东开发的现实和意义,“中国正在建立亚洲的金融中心,同时向世界证明,他仍然未关闭对世界的大门”。从此,浦东成为带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改革开放的龙头。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注和推动。
开发开放初期的浦东
1988年2月,84岁高龄的邓小平来到上海,与遭受甲肝疫情的上海人民一道过春节,鼓舞士气;与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谈话,思考中国和上海的改革开放问题。这时的上海,发展还比较困难,物价上涨,生产下滑,城市脏乱差。上海迫切需要以浦东开发为突破口,再造上海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邓小平对此是支持的。5月,上海召开“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共商开发浦东大计。市委书记江泽民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阐明了开发浦东的必要性。
1990年初,邓小平带着对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思考,第三次到上海过春节,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上海再提浦东开发事宜。邓小平表示同意,并指出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赶快给中央打报告。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1988年5月,上海召开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
2月20日,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率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上海现场办公,视察浦东开发的前期准备。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报告》,提出了浦东开发的基本构想。3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又率队到上海,亲往浦东调研论证,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4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国务院提交的关于浦东开发方案的意见。会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4月中旬,李鹏总理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一起磋商。4月18日,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正式宣布同意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和开放。
1991年1月至2月,邓小平第四次到上海过春节。在谈到浦东开发问题时指出:“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2年2月,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重要谈话。在上海,邓小平实地视察了浦东新区和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建设工地,以及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指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浦东开发晚了,但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
不久,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指出上海浦东新区是今后十年开放开发的重点。6月,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江泽民总书记到会作了《加快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讲话,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以开发开放浦东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布局和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10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提出了90年代我国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主要任务,其中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使上海从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走到了“前沿”,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