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东方明珠”的上海，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上海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工人阶级的发祥地，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这份历史荣光赋予上海更重的责任与使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发挥着全国最大经济中心的作用，在不同时期都为全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由陈云最早提出的，也由此奠定了上海发展的历史基调——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援，而上海也为全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统计显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工业总资产约占全国的40%，职工总数约占全国的43%，工业年总产值约占全国的一半，是中国工业最为集中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逐渐建设成为当时全国工业基础最好、配套能力最强、生产能力最优、技术水平最高、产品质量最佳的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上海以其规模大、种类全的工业独占鳌头，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无可取代的火车头，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之都”，那么，上海就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之都”。

上海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国家的工业化、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重要的商品、设备、技术、资金的来源地。“一五”计划时期，上海21万名职工支援内地建设；“二五”计划时期，上海40万名职工支援内地建设，上海调往各地的生产资料占全市生产总量的90%，生活资料占80%；“三五”计划时期，按照国家“三线建设”的方针，大量上海工厂连同职工迁往内地。上海支援“三线建设”历时20多年，到1971年，有300多个项目、400多家工厂，全部或部分地迁往西南、西北、中南、华北等地区，这些工厂涉及冶金、机电、仪表、化工、纺织、轻工等诸多行业门类，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一大批新兴工业基地的形成，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外地的企业都比较客气地称呼上海同行为“老大哥”。在一波又一波的支援“三线建设”中，累计有约100万名上海人奔赴全国各地，在那里工作、生活，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上海与全国各地的文化交流。据说一直到现在，许多城市中还存在着上海人居住的“上海村”。

从1956年到1966年，上海成功自行设计研发了万吨水压机、千瓦柴油机、上海牌轿车、万吨远洋轮、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20万倍电子显微镜、2500万电子伏特回旋加速器、1200毫米冷轧板机、每秒5万次电子计算机、强力人造纤维等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上海科研单位和工厂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在世界上首次合成人工牛胰岛素，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大功率激光器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科学技术基地。

上海人民艰苦奋斗，勤俭持“家”，除了向全国各地提供大量的产品和工业装备外，还通过利税上缴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积累。据统计，从1953年到1988年，上海累计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4725亿元，为国家出口创汇658亿美元，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全国各地的工业品达到2881亿元。彼时的上海，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业产值、1/6的财政收入。这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均衡发展的今天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经济上的全国“老大”，在解放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上海咬紧牙关，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当然，这既是一种“反哺”，也是上海这座特殊的城市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负重前行

今天的上海以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为目标，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上海却是以“后卫”的角色前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

在球场上，“后卫”扮演的角色，是保障前锋进攻、保障城门不失，或是全力助攻，或是拼死防御。曾经有位中央领导作了这样的解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体制机制的僵化，中国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可能会找到一条新路，但这个过程中会面临很多不可预测的风险，而上海一旦出风险，成本太高，国家承受不起。同时，“我们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又是一个穷家庭，上海就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为了照顾家庭，可能要承担得多一些，结婚成家晚一些”。说得更直接一些——作为中国改革“后卫”的上海，就是要顾全改革大局、为国分忧，发挥稳定全国的作用，这是上海的职责所在。

对于改革“后卫”这个角色定位，当时的上海责无旁贷、舍我其谁，但也使得上海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尴尬。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一度陷入了困境，步履艰难：蝉联近30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冠军无奈旁落，外贸出口头把交椅移位他省，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更使社会经济活动处处捉襟见肘。与之形成强烈对照，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地区迅速崛起，尤其是深圳等经济特区一马当先，让人羡慕；江苏、浙江这两个上海的邻居，乡镇企业渐呈燎原之势，活力无限。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专家作出预言：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街头走一走，人们会发现，最有气派的建筑依然是外滩那些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大厦，新建筑寥若晨星。来上海探亲访友的海外侨胞，几乎可以熟门熟路地找到几十年前的旧居，连小巷拐角处的杂货铺都同几十年前一个模样。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铁锈和腐木比以前更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称上海是一座“生锈的城市”。1985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上海的一些地方仍是过去的上海。人民公园原是修饰齐整的跑马厅，坐落在时髦的静安寺路上。外滩破旧的东风饭店，曾是优雅奢华的上海总会。淮海路旧名霞飞路，本是法租界的心脏，30多年缺修少管，尚没有把它昔日典雅优美的风韵全然抹掉。”当时访问上海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直言：“上海好像还停留在30年代。”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上海人民，对当时的公交车、棚户区记忆深刻。上海人挤公交车的“惨烈”程度全国闻名。朱镕基出访德国时曾经自嘲：“上海人……上公共汽车，每一平方米要站十多个人，幸好，上海人的肚子没有你们的大。”住房问题更是上海当时的“天字第一号”问题。1983年邓小平到虹口区曲阳新村视察，当时上海筹划建设13个新村，其中，曲阳新村建设速度最快，在上海算是很好的社区了。邓小平专门提出要看一看居民家里的卫生间，看完后，他还是不满意，说厕所间太小，最起码要装一个洗手池吧！

“上海搞不好了！”这是那个年代上海市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往事不堪回首，上海这个曾经中国最“洋派”的城市，曾经的“十里洋场”“东方巴黎”，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光鲜模样，变得破烂不堪，在人们眼里，“大上海”变成了“老上海”。上海人曾经的优越感在慢慢丧失。

蓄势待发

面对暂时的发展困局，上海人民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消极等待，而是下决心迈出“重振大上海雄风”的新步伐。上到政府官员、下到普通市民，对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在不断思考：上海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上海的出路何在？

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半个版面的篇幅，刊载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沈峻坡撰写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直言不讳地点明了当时上海面临的困境。文章列举了上海10个全国第一的经济指标——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全国第一；出口总产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本市产品占60%，创汇之多，居全国第一位；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居全国第一位……紧接着，文章又罗列出上海当时的5个全国“倒数第一”——城市人口密度最大，人均道路面积最少、缺房户比重最高，车辆事故、市区癌症发病率均为全国城市之最……沈峻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困窘和症结所在，认为上海患上了“城市病”，看上去是个“巨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健康欠佳”的病人，需要“治病”。文章最后说，“老基地好比老母鸡，不能杀鸡取蛋，而应当养鸡生蛋，如今‘老母鸡’已经生了三十一年的蛋，毕竟有点‘乏力’，需要有所‘休整’，一旦调养好了，一定能下更多更大的蛋”。

这篇文章直戳上海的痛处，此文一出，立即在上海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当天零售的《解放日报》脱销，报社收到300多篇来稿，并由此引发了1981年到1982年间波及全市范围的“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的大讨论。一时之间，上上下下对改造上海、振兴上海的呼声高涨。曾经先后担任过浦东新区开发办副主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沙麟后来回忆：“当时我记得老领导陈国栋同志在一个会上就明确问，我们上海是不是要沉沦了？这个是非常发人警觉的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呼声，也是一个思索。”

1987年，上海作家俞天白发表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向读者描绘了上海所患“衰弱巨人”综合征的症结所在。小说开宗明义说道：“大上海衰落了，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这部小说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引发了共鸣，也将“大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推向高潮。20世纪80年代末，到任上海市市长不久的朱镕基在一次全市干部大会上更是大声疾呼：“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让我们一起重振上海雄风。”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上海干部群众的心声——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不能自甘沉没，不能自暴自弃，而是要想办法拯救上海，齐心协力将这座城市拖出泥潭。否则，上海真的要“沉沦”下去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个人是这样，一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整个80年代，上海内练筋骨，外寻机遇，耐心等待着机会的来临，以其不懈的步伐，蹒跚走过上海城市发展史上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危机中孕育着决心，也积聚着重振雄风的能量。

上海，已经准备好了！

---

参考资料：

1. 熊月之：《上海城市性格是怎样炼成的——上海开埠170年的历史回望》，《解放日报》2013年2月22日。

2. 谢国平：《1990年春天，一位老人打出一张王牌》，《开发杂志》2014年第8期。

3. 谢忠强：《1949年之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历程》，《东方早报》2013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