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语来自1987年上海大众为桑塔纳汽车所做的宣传广告，那个年代的人对这句曾经风靡一时的广告语都很熟悉。从1983年至今，“桑塔纳”成为一个时代的“国民轿车”，它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带给很多人一段难忘的岁月，也见证了中国社会40年来的巨大变迁。

落地上海滩

“桑塔纳”原本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座以出产葡萄闻名于世的山谷的名字，这座山谷里经常刮起一股股强劲的旋风，当地人把这种旋风称作“桑塔纳”。1981年，当德国大众公司在美国工厂试制出一款新型轿车时，公司决定以“桑塔纳”为其命名，希望这款新车能够像旋风一样风靡全球。

上海同桑塔纳的缘分，要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说起。

1978年底，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国内掀起一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热潮，进而开始探索建立中外合资企业。为了加快技术改造，国家计委等部门向国务院建议引进一批装配线，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可以借机改造我们自己的工厂。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饶斌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建议：“引进一条轿车装配线，放在上海，改造上海轿车厂。”当时国内真正能够批量生产轿车并且拥有完整装配线的只有上海轿车厂，而且上海的工业基础好、科研人员多、技术力量强。三部委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将其写入了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

1978年11月9日，邓小平在回答上海轿车项目能否合资经营的请示时一锤定音：“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车也可以嘛！”由此，中方和外商的谈判开始围绕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合资经营等方面展开。1978年11月20日，在考察德国大众公司头一天的预备会上，时任上海机电一局局长的蒋涛向时任一机部部长的周子健建议：能否向德国大众提出与上海合作合资经营轿车厂的意向。会后，与会的时任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秘书长江泽民亲自交代蒋涛：“千万不要放过这一机遇，回国后抓紧向中央各部委和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请他们支持。”上海市有关部委和市领导一致表示同意，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指示：这一项目由蒋涛负责，组织班子着手准备对外谈判。接受任务的蒋涛信心满满地说：“只要有机会，上海没有办不成的事。”蒋涛后来回忆：“那真是一次千载难逢发展上海轿车工业的机遇，我们牢牢地抓住了这次机遇。”

中德双方随即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谈判。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制定一部中外合资法，德方忧心忡忡，他们提出，为了使这一项目顺利进行，一定要在合同中写上保护投资的条款。围绕着纠纷仲裁和适用法律问题，双方僵持不下，一谈就是两年时间，最后中方谈判代表蒋涛果断拍板——按国际惯例行事。这一决定一举破除了谈判瓶颈。在谈判过程中，德国大众突然提出，能否先在中国组装一批“CKD轿车”（Completely Knock Down），即德国的汽车先以完全拆散的状态进入中国，再由中方把这些汽车零部件组装成整车。为了试探中方的诚意和能力，德方提出，在3天之内把组装桑车散件的汇票汇到德方账户上，蒋涛当即表示同意，并连夜向上海有关部门汇报，第二天汇票就打进了德方账户，这下彻底打消了德方的重重疑虑。

1982年6月，中方与德国大众公司签订协议，先在上海汽车厂组装100辆桑塔纳轿车。事情原本并不复杂，但由于缺乏经验，就是这个简单的“来件组装”也并不顺利：按计划两天就能装配好，但中国的工人却足足耗费了一个星期时间。原因很简单：上海汽车厂还是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当时一走进车间，就能听到一阵阵“打击乐”的声响。一批日本人来上海汽车厂参观，他们吃惊地说，这是他们爷爷辈的生产方式，陪同的人感到十分尴尬。参与组装的工人深深感受到中外汽车工业的差距：中国的车都是“敲”出来的，而人家德国人的车是“造”出来的！一开始，上海大众每天只能组装两辆桑塔纳轿车。而在德国狼堡，产量最高的车间每天可以生产3000辆！

1983年4月11日，第一辆组装的桑塔纳轿车驶下流水线。看到了新车也就看到了希望，人们确信，只有这样的先进制造技术才能改造中国落后的汽车行业现状，跨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双方谈判的进程开始加快。事非经过不知难，改革开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启动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机构尚在初创，处处举步维艰。蒋涛回忆：“6年中，我们光谈判就进行了60多次。其中和大众汽车就谈了29次。由于当时成立中外合资公司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碰到了不少困难。”

1984年10月10日，中德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合作协议，各出资50%组建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最初期限定为25年。两天之后，10月12日，新成立的上海大众在嘉定安亭奠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参加典礼。

同浦东开发开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等一样，桑塔纳落户上海以及上汽大众的孕育成长，也成为上海抓住改革开放机遇的一段佳话。

朱镕基的“陈情表”

第一批生产出来的桑塔纳轿车被分给了中央直属机关和上海友谊车队试用。反馈意见非常好，人们对桑塔纳的质量和性能赞不绝口，上门要求试用的单位络绎不绝，第一批组装出来的500辆轿车供不应求。

但当时最让人们着急的并不是销量问题，而是提高桑塔纳的国产化率——首批下线车型都是用进口零部件组装的，国产化部件几乎为“零”，完全属于一辆“进口车”。1988年2月28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就桑塔纳轿车增产问题专门致信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姚依林，这封由市委书记江泽民签发的信被朱镕基称作是他的“陈情表”。在这封信中，朱镕基专门提到了桑塔纳国产化问题，他说：“如果三年我们不能实现国产化，那我怎么向中央交代啊？所以我就在给中央的‘陈情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三年不实现国产化，我就向中央引咎自责，还没敢说辞职。我这个话是说给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听的，说给市经委、计委听的，你们要不好好抓国产化，那我就得辞职了，我的命运跟你们拴在一起了。”

其实，早在1983年投产之初，中方就明确表示：桑塔纳CKD组装不是引进的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桑塔纳的国产化，通过这个合作项目形成中国自己的轿车制造体系。按照当初同德国大众谈判时确定的目标，桑塔纳有个国产化计划表，每年都明确进度要求，到第七年国产化率要达到90%以上。可是两年多时间过去了，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只达到2.7%，除了天线、收音机、轮胎、喇叭和小标牌这些“边角料”之外，其他主要部件全部都要依赖进口。中方能够提供的都是些小零碎，也就轮胎值点儿钱。上海大众第二任总经理王荣钧回忆，他遇到的最大压力，就是桑塔纳轿车零部件的国产化进程太慢。王荣钧说：“如果89000台桑塔纳组装指标用完后还不能国产化，上海大众将面临关门打烊的可能。”

尽快提高桑塔纳的国产化率，成为关系上海大众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

但是，提高国产化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当第一辆桑塔纳在上海安亭的汽车工厂诞生时，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甚至断言：这是一个失败的实验，宛如在一个荒败无援的孤岛上生产轿车，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厂。德国大众高层带着国内有关部门领导参观大众在巴西的工厂时说，建立一个有效的零部件配套体系需要十年的时间，而在汽车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当时的中国汽车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有着半个世纪的差距，尤其是轿车生产。长期以来，中国的汽车产品结构主要是以中型载货车为主体，1978年，整个中国的轿车产量只有2640辆，国内也几乎没有轿车的零部件工业。曾有专家直言：“面对桑塔纳，全国无一家零部件企业可以与其配套，加起来等于零。”为解决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问题，1986年6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专程前来上海，他说：“我们的国产化，如果每搞一个，就是一个不知道哪天会爆发的火山，后果不堪设想。桑塔纳零部件的国产化，要坚持德国大众的标准，绝对不许搞‘瓜菜代’。桑塔纳国产化要100%合格，降低0.1%我们都不要。”

要实现桑塔纳整车多达4100种零部件的国产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上海大众公司一家是绝对不行的。为了加快桑塔纳国产化进程，1987年上海成立了“汽车横向配套领导小组”，召开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向中央政府立下了3年内国产化率达到60%的军令状。随后又成立了“支援上海大众建设小组”和“桑塔纳国产化办公室”。1987年7月4日，江泽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上海市已经将汽车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把上海建成全国汽车工业基地之一，这个决心过去、现在、将来都绝不会动摇。”针对零部件生产“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做法，江泽民提出了批评：桑塔纳不要搞“上海牌”，要搞“中华牌”。12月24日，朱镕基来上海参加“桑塔纳”国产化会议，而就在这次会议之前的两天，中央刚刚作出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市长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朱镕基作了《把“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搞上去》的讲话，并倡议成立“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朱镕基说：桑塔纳轿车国产化不是上海一地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1988年4月，已经是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甫一上任，就赴上海大众亲自抓桑塔纳的国产化工作，他说：我们中国民用工业品真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屈指可数，桑塔纳轿车算得上一个，它是上海的希望所在。

在上海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成立的同时，上海市计委专门成立国产化办公室，筹集几十亿元的国产化基金：每卖一辆桑塔纳车，就提一笔国产化基金。经国务院批准，自1988年起，以“国产化基金”的名义，每辆桑塔纳价外加收28000元。是年，桑塔纳生产了15000辆轿车，这笔国产化基金进账4亿元，全部款项都被用于零部件厂的发展。

1988年9月，朱镕基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对时任上海大众董事长陆吉安下达了“死命令”：“今年国产化率要完成25%，明年50%不能少，否则你就引咎辞职。”军令如山，经过努力，上海大众顺利完成了中央下达的国产化目标。从1989年开始，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开始呈跳跃式攀升。1991年，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率已达70%，到1996年桑塔纳的国产化率达到了90%以上。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他详细询问了桑塔纳轿车的型号、性能、原材料是否国产化、出口到东南亚地区的价格，由衷感叹：“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

1992年1月28日，第10万辆桑塔纳轿车下线。同年，“桑塔纳2000”的工程正式启动。1995年，首款中德联合开发的中级轿车桑塔纳2000成功下线。从桑塔纳3000轿车项目起，上海大众开始了自主开发探索之路。最初投资几千万元的上汽大众，已经成为大众汽车在全球最赚钱的子公司之一，资产超过了当初双方投资的100倍。桑塔纳严格的技术标准使得上海大众培养了一整套的德国工艺和质量的配套厂家，使上海建立起高水平的汽车零部件工业体系，对上海乃至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桑塔纳正在慢慢地走入人们的记忆，但“桑塔纳”并没有走远。桑塔纳，难说再见，不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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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李安定：《车记——亲历·轿车中国3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2. 颜光明、钱蕾、王从军主编：《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 颜光明：《桑塔纳29年：一款车和它折射的城市》，《人民文摘》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