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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北京高层也在急切地寻找答案。

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文章开头便提出来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1977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其实，包括了众多中国领导人在内，也并不清楚中国更快更早一点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现代化之路究竟应该怎样走？

同年5月，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沙尘暴，干燥的长风卷裹着大西北来的黄沙，肆虐天空，皇城的琉璃瓦上铺撒了厚厚一层沙尘。昏暗的街灯之下，成千上万着装单调的行人，或低头步履匆匆，或费力地蹬着自行车，希望能快一点到达目的地。

也就在此时，一批批高级领导人从北京出发，飞往各自的目的地：欧洲和港澳。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率领代表团一行二十多人，乘专机从法国开始考察，走访5个国家。他们被后人称为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先遣队”。

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考察组，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带队对港澳经济进行实地调研。考察组的目的很明确：探索弹丸之地的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奥秘。

如果说，前两路人马是向“西”考察，还有一路则向“东”考察。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考察经济制度和运行模式。

三拨人马考察的地区不同，但目标一致。中国人要亲眼到外面的世界去认真地看一看，找到迅速致富之路。

谷牧一行欧洲出访前，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专门找他们谈话，提醒他们在访问中，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对谷牧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入地考察海外。他并不像邓小平、聂荣臻等一批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有着海外留学和工作的经历，他少年时代接受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山沟里土生土长的马列主义者。

尽管缺少海外经历，缺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感性认识，但谷牧并非那种道德高尚、富于献身精神却保守古板、视野狭小、缺乏现代意识的官员。戴着眼镜的谷牧，气度儒雅，谈吐不凡。谷牧的儿子、剧作家刘会远评价其父说，“谷牧的一生坚守‘常识’和‘理性’，并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最后在胜利完成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后被称为‘明白人’。”

也因为是个“明白人”，第一次出国的谷牧被中西方之间的落差所震动。在回忆录里，他用“紧迫感”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代表团来到了德国，看到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却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他们在法国得知，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名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西方国家高效的劳动生产率让代表团成员个个震惊。

“当时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比我们大体上平均高出10倍，他们的工资也比我们高10倍以上，我们曾议论过，总说我们的报酬低，其实，咱们的效率也是低啊。当时他们已经实行了5天工作制，当时我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实现5天工作制啊。”考察团成员之一、时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波回忆说。

流淌于欧洲大陆的莱茵河在联邦德国境内不过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两米多，但德国人却能让这条河年货运量占当时德国运货量的20%，德国总统很自豪地说，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当即坦率承认：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考察中，有一样东西让考察团印象深刻，那就是日后对整个世界发生重大影响的电子计算机。

考察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全国回忆道：“一些大型的、技术复杂的工厂，如核电站、钢铁企业、汽车制造厂、机场和地下铁道等，普遍地使用电子计算机，就是一些较小的技术比较简单的企业和大商店，也不同程度地使用电子技术。例如我们在法国看到一个8万千瓦的水电站，就是由电子计算机按编好的程序自动控制、指挥生产，夜间、假日全电站不用留人值班，这比起我们国内真是先进得太多了。”

还有，四通八达的时速百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也大大地拓宽了考察团成员的视野。

“看完了这些国家，我大开了眼界，很难想象，首先一出去一条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我们当时国内一公里都没有！”多年后，杨波回忆起来仍然是感慨不已。

王全国多年后直言道：“原来我们没有出去看，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以为资本主义就是腐朽没落的。一看，西欧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单举一个例子，那时他们就有计算机了，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出去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啊！国内的原有认识和在外面看到的反差非常之大。”

考察回来后，王全国回到广东，向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汇报后，引起高度重视，便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向三千多位处级干部作报告，介绍出访的所见所闻。讲的人越讲越激动，听的人越听越激动，思考也就愈发深入——广东的人口、面积比欧洲一些大国还要多、还要大，但经济却落后得很多年！

欧洲之行让考察团所有成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冲击。

激动和震惊之余是反思，带着苦涩的反思。后来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也随谷牧出访西欧五国，也是他第一次出国考察，他曾疑惑地问驻这些国家的中国外交官是否知道这些情况，回答说知道。他又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些情况呢，外交官回答说，那谁敢呀，我们出门都必须是两个人一同出去，平时也是不能随便看电视的。

欧洲考察团成员多是省部级干部，个个中山装，西欧五国都以极大的热情接待来自古老而遥远、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客人，总理、总统，甚至丹麦女王都出面会见考察团成员。在联邦德国，很多企业都期待考察团去，邀请太多，最后用军用直升机载着考察团飞行访问，这样一个上午可以访问3家企业。在36天的考察中，走访了25个城市，八十多个矿山、农场、港口、学校和居民区。

在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豪爽地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

从丹麦去联邦德国，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对谷牧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什么这些老外如此热情、积极，出手阔绰？

中国这些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也看出来了，欧洲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

用专业术语说，那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在拍打中国的大门。

这一切也让代表团成员有了信心。他们也听说了，西欧国家都是在二次大战后的15年至20年中发展起来的。“他们那时候连房子也没有，都住帐篷。所以我们看了以后，也很有信心，中国也能实现这样的发展。”杨波回忆道。

二

视野的开拓带来的是思想的开放。

1978年5月6日，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结束了考察。港澳一行也让考察团成员内心震撼而疑惑：香港为什么那么富有？一缺自然资源，二是弹丸之地，香港历史上就是一个渔港，而且香港八成以上都是广东人，如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钱是从哪里来的？香港人到底有什么能耐？

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领导介绍实地考察的情况，同样也引起很大震动，并在疑惑之中思考出路。

5月31日，港澳考察团以国家计委的名义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认为：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借鉴港澳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省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宝安等地建成我国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并建议在宝安、珠海建市后给予一些特殊政策，如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两地来料加工的原料、设备免征关税，三年内两地税收和利润暂不上交，进出口有直接批准权，等等。

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特区构想的渊源之一。

这年的6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他急切地说，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就要抓落实，把它办起来。

可以看出来，那时中央是多么迫切地期望解决贫穷的难题。因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受到了高度重视。

相比港澳考察团的报告，赴欧洲考察团的报告更长更有分量，这份《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

1978年6月30日，中国对外开放史上里程碑式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汇报会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到深夜11时结束。

会议开得很长，但内容很震撼，连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帅们也坐不住了。

会议的主题四个字：对外开放，会议中汇报的主角是谷牧。

历史把中国对外开放的先锋重任给了谷牧，尽管他是第一次出国，尽管他不懂外语，但他能够坚持正眼看世界，这在那时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帽子。

谷牧在汇报中着重讲了三点：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情可以办成。三是在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中外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都可以选择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谷牧的汇报引起了强烈反响：没想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出如此之多！中国太落后了！

谷牧坦然地说：“都说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我看战后欧洲经济的发展和起飞，有很多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借鉴。”

会上，中央领导先后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感慨地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曾留学法国、比利时等地五年多的聂荣臻态度更是坚决：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谷牧没有想到，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叶剑英、聂荣臻等身经百战的老帅们的热情支持。

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以进一步统一认识。

意犹未尽的聂荣臻后来还让谷牧到家中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

谷牧一进门，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八十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

谷牧从下午3时一直谈到晚上9时，其间聂荣臻留谷牧在家吃了晚饭。

有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值得关注：6月下旬，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听取出访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汇报。

可以肯定，邓小平对于谷牧的出访非常重视，出去前仔细叮嘱，回来后又是单独听取汇报。就像一场大的战役之前，指挥员认真地听取侦察兵的汇报。然后，他说了三点：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这在1978年之前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举动。那时有一个很自大的说法，叫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但邓小平想做，决心做。

另一支由李一氓、于光远等带队的考察团也提交了《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南斯拉夫曾抵制了斯大林主义，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发达，全国有36%的人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1个家庭拥有一部冰箱，所有7岁到15岁的儿童都可以免费享受8年义务教育。

这让考察团惊讶地看到了与苏联模式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农民可以到自由市场去销售自己的农副产品，而且品种繁多，价格公道，老百姓购买时不要任何票证，这让考察团成员眼睛一亮。他们内心清楚，国内因供应紧张，买大部分农副产品都是要票证的，而在苏联，百货公司商品奇缺，买东西则要排长长的队伍。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南斯拉夫的实践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考察形成了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出访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报告。根据代表团的报告，党中央决定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党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而于光远本人也就是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后，开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三

也就在1978年，74岁的邓小平旋风般分四次出访了7个国家：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时，他对香港的情况也作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新加坡，邓小平故地重游，深感变化太大了，他年轻时赴法国勤工俭学路过新加坡，那时新加坡和中国沿海的大多数地方一样落后，百姓以打鱼、种田为生，住着简陋的木屋。

但眼前的新加坡，已经是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并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新加坡有“花园城市”之美称，漫步在新加坡，犹如徜徉于绿叶红花之海。

邓小平向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祝贺并邀请他到中国访问。李光耀则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他就去。

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李光耀并不同意：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他解释说：“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随同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施燕华回忆说，在新加坡的这两天，邓小平很少讲话或者评论他见到的新事物，但新加坡之行显然让他有所心得。

在日本为期8天的访问里，邓小平以谦虚好学的态度参观了4个工厂。在日产汽车公司，邓小平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53年前，21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曾在著名的雷诺汽车厂当过钳工。此番重新来到汽车制造企业，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他还坐上了新干线列车。时速为210公里的列车是那么快，那么稳。边上有人问他，他说：“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

不久，中国老百姓也从邓小平出访的新闻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了日本的发达现状。

这年的10月10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客人说：“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

时年57岁的华国锋也提倡出国考察，这位山沟里出来的共产党领导人要求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而按照胡耀邦的说法，我们一是夜郎自大，一是坐井观天。

于是，在1978年中，中国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密地出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都很罕见。大批的领导人出访，一改中国以往对西方世界的敌对态度，以学生的姿态虚心学习，开阔了眼界，了解到实情，意识到了那种井底之蛙的危害，都提出了要学习许多国家发展经验的意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处于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后来一旦和外界接触，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感。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可以为例：

1978年6月20日，英国《每日邮报》记者维得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说在辽宁省一本为儿童编写的英语教材中，描写了一个住在伦敦的可怜的英国女孩的生活，把当代英国依旧描写成像狄更斯时代那样贫穷悲惨的国家。当这篇报道送到邓小平处，他当即批示：“此类材料，在英国社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请教育部调查一下，采取办法加以改正。”

这样的笑话何止是一本教科书。好在国门正慢慢打开，人们终于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978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访问了英国，他听说英国普通百姓，大多都有在中国人眼里是富豪拥有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

更让他震惊的是，他得知自己，一个高级干部的工资只有伦敦一个垃圾收集工的六分之一。王震感慨良多。发现原先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错了、落后了。

1978年11月26日，王震从英国回到北京，参加了已接近尾声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大胆提出，在平等互惠、互通有无的政策下，搞补偿贸易、合资企业，也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对我国的大江、大河流域进行疏浚，建设梯级开发水电站，开采有色金属、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业，以加快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王震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四

时光流逝，时代变迁，但是世界大势，世界潮流，不可不知，不可逆之。

在1978年11月10日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四份材料，这些材料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介绍了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归纳为以下几个共同点：（一）以加工出口贸易为主导，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二）高积累，不断扩大固定资本投资。（三）吸收外国过剩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四）加强经济管理机构，推广企业管理经验。（五）注重教育，大力培养科技人员。

这些介绍材料，打开了中央以及地方领导的眼界，尤其触动了南方沿海地区的政府官员，对外开放的意识在南方的地方领导内心最先开始涌动。

如果说，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是作为当时的一种思路，那么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打开国门，以开放促改革，解体旧有的制度，这就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意义所在。

古老的中国曾经是那样封闭自大，陶醉于自我之中不能自拔，其结果是落后和挨打。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1978年起，中国共产党人要用对外开放来解体闭关自守的僵硬体制。

五

当中国人开始思考对外开放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哪些新的变化？让我们的视线稍稍转移一下，看看大洋彼岸一个叫硅谷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

1971年，中国内地的人们还在高呼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口号时，年轻的美国科学家特德·霍夫研制出了第一个真正的微处理器，取名为“4004芯片”。他在一块芯片上集成了2250个晶体管。同一年，美国英特尔公司把4004芯片与一块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一块只读存储器芯片和一块寄存器芯片等，制成一个4位微型计算机MCS-4。这是世界上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

之后，微型电子计算机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迅速地形成了一轮新技术革命。

197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市桃树广场饭店，美国的县及地方政府官员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第一个演讲者是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一位计算机迷。他演讲的题目为《计算机的解放》。他放了第一张幻灯片，太阳正在一块巨石上冉冉升起，第二张幻灯片是巨石上放着一台阿尔泰8800微型计算机。他告诉听众，计算机正开始普及，讲演结束时，他大喊道：去掉计算机的神秘色彩！计算机属于全人类！

沉默了几秒钟后，全场起立鼓掌喝彩长达5分钟。

掌声其实是给新一轮技术革命的。

小小微处理器撼动全球，计算机以难以想象的力量开始影响到人类各个领域。人类开始进入信息社会，年仅34岁的霍夫因此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有影响的七位科学家之一”。

而变化最大的，或者说财富增长最快的，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近50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来自加州《电子新闻》的记者唐·赫夫勒，依据半导体中的主要成分硅，给了这个狭长地带一个好听的名称——硅谷。

小小微处理器给硅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19世纪中叶，成千上万的淘金者涌向旧金山，自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怀着梦想的年轻人涌向硅谷。硅谷不仅仅是美国，也是全世界发展最快、最为富有的地区之一。

这个狭长地带，诞生了惠普、英特尔、苹果、雅虎、思科、谷歌等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也诞生了乔布斯、戴尔、杨致远、葛洛夫等伟大的企业家。他们的创业传奇，他们的暴富故事被人广泛引述，哦，高科技原来如此神奇，创业原来如此浪漫。

在硅谷最经典的创业传奇要数乔布斯和苹果公司。

1976年4月1日，21岁的史蒂夫·乔布斯与26岁的斯蒂夫·沃兹尼亚克在自家的车库里成立了苹果公司。公司的名称是由偏爱苹果的乔布斯定下的。后来流传开来的就是那个著名的商标——一只被人咬了一口的苹果，而他们的自制电脑则被顺理成章地追认为“苹果I号”。

之后，苹果公司先后推出了苹果计算机以及iPhone、iPad等风靡全球的电子产品，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深刻地改变了信息技术业、娱乐业乃至人类的生活方式。

“苹果”的神奇，也就是硅谷的神奇。

在这场新技术革命中，诞生了一大批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比尔·盖茨。1975年，还是大三学生的他走出了哈佛校园，开了一家软件公司，之后实现了爆发式增长，20年后，盖茨成为世界首富。

再看看中国台湾。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开始谋求经济转型，改变以轻工业为主的结构。在比较了美国的硅谷、马萨诸塞州18号国道以及日本的筑波三个高科技区的发展模式后，台湾最终选定拷贝“硅谷模式”，建立高科技园区。当时，美国斯坦福大学副校长、被誉为“硅谷之父”的费雷德里克·特曼教授建议，应该吸引移居美国的台湾工程师回去创业，就像硅谷曾经从东海岸吸引工程师一样。

于是，1980年12月，在台湾“清华大学”和台湾“交通大学”旁边，开设了新竹科学园，占地面积2100万平方米，以引进高科技产业、生产高科技产品为主，形成集成电路、电脑及周边设备、通讯、光电、精密机械、生物技术等六大产业，成为带动台湾整个高科技产业的主力。新竹被誉为台湾的“硅谷”。

台湾新竹能够成功，不能不提一个人物，这就是有台湾“科技教父”之称的李国鼎。李国鼎曾经在台湾当局担任要职。1977年，正在美国讲学的李国鼎意识到，未来社会，原料工业将趋于能源密集型，设备制造业将趋于技术密集型，最终产品工业则趋于知识密集型。李国鼎由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将台湾从工业社会推向信息社会，最终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影响力覆盖全球的先进经济体。

没有李国鼎，台湾新竹可能仍是一片宁静的茶园。

可惜，这时大陆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直到1983年后，才被新技术革命震醒过来。

新华社资深记者、也是那时关于新技术革命报道的主要撰写者之一张可喜后来回忆道：“也就是从1983年开始，日本的‘新产业革命’论和美国‘第三次技术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论等在我国逐渐引起政治、经济、科技等各界的高度关注。自6月开始到年底，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不断发表有关世界新技术革命的稿件，总量多达310篇。”

在这一轮的新技术革命中，中国又落后了。

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憾。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了。”

历史有其局限，毕竟这时的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人民吃饱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