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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地理上的原因，南方边陲——广东宝安县的领导首先感受到了打开国门的紧迫压力，春江水暖鸭先知。

1978年5月，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李人俊从北京抵达烈日炎炎的宝安，这已是三年间中央第五次来人调研宝安经济问题了。但这一次，李人俊向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郑重地传达了国务院领导李先念的一段感人批示：“无论如何要把宝安的经济建设好，不建设好就是死了也不甘心……”

泱泱大国的领导人为一个边陲小县百姓生计忧愁，甚至说“死了也不甘心”，可见问题之严重。

后来，方苞回忆起那个批示感慨不已：“那个批示，其实是中央表决心的，要把宝安经济搞上去的决心，在我当时看来。”其时，宝安县委班子为“如何不让村民逃港”、“如何提高村民的生活”伤透脑筋，而听完李先念的批示，方苞当即感觉“机会来了”。

方苞24岁就当上了县公安局副局长，他到宝安任县委书记时，上级就希望他能够解决不断上升的“逃港潮”，但是年年反偷渡，年年有偷渡，穷尽一切所能，也挡不住“逃港潮”。

金秋时分，方苞去农村蹲点，看到了成片农田里金灿灿的稻穗，可他根本没有“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兴奋，内心更多的是痛苦，因为成熟的水稻却无人收割！

当时宝安县委对深圳河两岸几个农村的情况做了调查统计。

毗邻香港的宝安县，1966年农民人均收入108元，1978年提高到134元，年均增长2%，而香港新界农民同期年均增长为80%。

1978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30:1。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

李先念批示到来前的一年，时任财政部长张劲夫、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等先后四拨人来宝安调研。

张劲夫做过地方领导，也曾在中国科学院任职。那时，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财政部长，正面临财政窘迫的日子——1976年财政收入竟然比上年减少近40亿元。

1977年春节前后，张劲夫来到宝安。方苞陪着他到离香港最近的沙头角、莲塘、罗芳、皇岗、福田、渔农等村，并让村民们对张劲夫实话实说。百闻不如一见，张劲夫感慨万分，他自问：我们为什么要连耕作口也堵死呢？如果让村民们过境耕作，搞些边境小额贸易把经济搞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才会安下心来，不会背井离乡。

方苞反映边境的社队干部希望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张劲夫当即表示，回去一定向国务院反映这里的实情和村民们的意见。

同年秋天，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来到了宝安，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方苞又陪姚依林到村镇了解民情，并向姚依林提及宝安县委打了两次报告，要求把宝安建设成向香港提供鲜活农副产品的外贸基地。姚依林也肯定了宝安县委的意见，表示回京将向中央领导汇报。而此前国家计委、外贸部两次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实地调研建供港澳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问题，研究落实这些计划的政策、措施，并形成会议纪要，上报省政府和国务院审批。

此后不久，时任广东省革委会领导的刘田夫等人陪外贸部部长郑拓彬等到宝安农村调研，听取有关边防经济政策和外贸生产基地的情况的反映、建议和要求。

一时间，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县竟然来了那么多大领导。这也让当地人开了眼界，中央领导为什么如此关注万里之外的宝安？

这年5月，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写了一篇题为“拨乱反正，加速宝安边境建设”的文章，文中提出：“建议中央把宝安县和邻近港澳的地方，单独划为一个行政建制，由广东省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进行直接领导和统一管理。”

“设立农副产品外贸基地”、“单独划出一个行政建制”……各种各样的构想和建议，如涓涓溪水开始汇集。

二

历史的脚步，有时走得很慢，其实，正在期待着一种新的力量来加以推进。

这年7月，深圳就来了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

一辆面包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着驶向宝安，车上坐着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等人。

南国盛夏，溽热难耐，加上公路高低不平，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农田荒芜，还有倒塌的房屋。据陪同考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深圳一地名）的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骄阳似火烘烤着大地，热浪中夹杂一种不安定的情绪。

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到达宝安县城深圳，跃入眼帘的是两条半街，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人称：“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亮，偷渡不停。”

宝安与香港以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从1952年到1977年，宝安县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 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

为了加强反偷渡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在一起学习。习仲勋知道后，就找了20多位书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

会议上，习仲勋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

“香港那边比我们好。”文富祥直言不讳。

“好在哪？”

“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

文富祥所在的凤凰大队位于宝安凤凰山脚下。相传南宋末年，文天祥的侄孙文应鳞为躲避元军，历经艰难来到凤凰山下隐居，繁衍生息，因此，村子里的人都姓文。

文富祥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从小时就听老人说，自己的祖先是文丞相，要讲忠义。“开始我还跟年轻人说，别的村可以去香港，我们村不行！但是拦不住啊，都是穷逼的。”

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要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实地察看了收容站，他问一位被关押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往香港跑，年轻人回答：因为日子过不下去。

据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回忆，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看到这些被关押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习仲勋流泪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习仲勋又去了中英街。那是一条长不到250米、宽不到4米的小街，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街东侧属中方，街西侧属英方，使用同样的方言。但是同一片阳光下，那一边景象繁荣，这一边萧条冷落。反差巨大！

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老百姓还会跑。他今天不跑明天跑，明天不跑后天跑，光靠堵是堵不住的。”

因此，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他还说了一句大实话：“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其实，这也和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一个意思。

习仲勋临走时给了方苞“尚方宝剑”：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过去“文革”前允许做的，“文革”后自己不准做的，你现在可以恢复，只要法律没有规定说是犯法的，你大胆地去试。

习仲勋还让幼子习远平陪自己的妻子去深圳亲眼看一看。习远平回忆：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

同时，习仲勋又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省委、省革委会听了工作组汇报后，于1978年10月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

报告提出：3至5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游览区和边防城市。

苦难的边境小县有希望了，丢荒的田地开始出现了耕作的人影。

三

情报官出身的老革命袁庚也争取到了“尚方宝剑”。

1978年6月，袁庚走进了香港干诺道西15号那幢14层大楼，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去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其实，叶飞就是让袁庚主掌招商局的。

袁庚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国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江纵队，1944年，他以东江纵队联络处上校处长的身份，与史迪威、陈纳德等美军名将交换情报；1945年又以上校身份赴香港，与英国海军夏悫少将负责日军受降谈判，为尽快结束二战起了重要作用。也正因为此，1987年，美国庆贺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庆典时，袁庚被特邀作为三位特别功勋贵宾之一赴会。

1949年以后，他随中国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的情报、炮兵顾问。1953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63年4月，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刺杀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湘江案”。

但是袁庚却在“文革”中以“特务罪”被陷害入狱。直到1973年9月，经周恩来亲自过问，才得以获释出狱。

袁庚在秦城监狱经受了五年多的苦难与折磨。

出狱后，他到交通部任外事局负责人。5年后，袁庚来到香港，研究起振兴中华的大课题了。

招商局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创始人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鉴于清末旧式航运业日渐式微，沿海或内河航权都被外轮势力掌握，李鸿章欲通过招商集股的方式办航运业，清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72年12月23日），他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三天后同治皇帝批准。

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873年1月17日），中国首家官督商办企业——招商局在上海南永安街（今黄浦区永安路）正式开业。“招天下商，通五洲航”，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通过吸收民族资本来运作的大型轮船运输企业。

除了航运业外，招商局还投资创办了一批中国近代制造、矿产、交通和金融企业，其中著名的有：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等。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招商局总部开始迁往台湾。次年1月，招商局设在香港的分公司——香港招商局及其留港的13艘船舶、60多名员工宣布起义后，成为交通部在香港的全资国有企业，沿用了原有的名称。

1978年6月，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走进了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企业。

可是，当袁庚走进香港招商局时，他根本看不到一丝辉煌的痕迹和那种“招天下商，通五洲航”的气概。

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有13条船，而曾为上海银行经理的包玉刚从上海来到香港闯天下时只有两条船；到1978年，包玉刚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与鼎盛时期有着几百条船的招商局相比，反差巨大。袁庚回忆说：“内地与香港在财政方面一对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伤心。”

此前，袁庚任交通部外事局局长，从事海事谈判，走过很多国家，他还有一位很出色的翻译，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女儿，小周告诉了他很多国际知识，他了解外国的事情比中国的多，见识也就不一般了。

起初，招商局的人并不看好这位交通部派来的北京干部，反正谁来都一样，大陆的“表叔”数也数不清，都折腾不出什么名堂。

袁庚并不是做企业出身的，也不是政府官僚。他进过军校，当过炮兵团长，长期做情报工作。这时他已经是61岁的老人，受尽磨难，直到他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时，他五年半牢狱的冤案仍然没有得到正式平反。

在后人看来，这样的任命从常理上讲无论怎样解释都不通——袁庚既不是做经济工作的，没有专业知识，没有企业管理经验，且又超龄，为什么会任命这样一个老人？

这只能解释为交通部长叶飞慧眼识英才，只能解释为危难之际天降大任于袁庚——历史将中国改革开放先锋官的角色给了他。

事实上没过多久，招商局的员工就感觉到了这位大陆“表叔”很不一样，花甲之人看上去仅五十岁左右，走起路来雄赳赳，有将军般的威势，他目光锐利，思维敏捷，反应极快，充满激情，言语中洋溢着抱负和理想，忧国忧民，愤世嫉俗。

袁庚曾激动地对下属说：“我来香港调研，打开电视一看，每天都有这样的镜头：大陆偷渡逃港过来的人，被这边遣送回内地，男男女女戴着手铐，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人，那种画面看了叫你欲哭无泪。”

袁庚任职招商局期间，曾回家乡深圳大鹏半岛探望乡亲，但是当年的邻居、熟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几乎都找不到了，他们早已远走他乡，50年代初期的两万多乡亲，只留下五千多人了，这让他伤心不已。人去房空，仅留下那几条小河浜，那几座小石桥，还有那几排破旧不堪的平房在风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作为当地人，他比别人更清楚，南头半岛鹰嘴山有个古炮台，那是鸦片战争打响第一炮的地方，从那时起，耻辱的标记就牢牢地刻印在老大中国的身上。

长久被压抑的理想和抱负，溶于血液中的报国情怀和痛苦思索，一旦释放，如激流汇聚而成一种强大的合力，袁庚要奋力将沉沉的国门打开。

袁庚回忆道：“在调到香港招商局前，让我先考察。去那里一看，一栋旧楼，一个破码头，两个小造船厂，合起来，资产不过4000万元。香港人根本不知道有个国营公司叫招商局。要发展，就得有工业。钱从哪儿来？借。我起草了一份报告。”

三个月后，1978年10月9日，袁庚便提交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在这份报告中，袁庚提出了招商局的发展战略和远景：“我们认为今后的经营方针应当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争取5至8年内将招商局发展成为能控制香港航运业的综合性大企业”。

为此，袁庚建议：我们应当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可以争取多办。如：进一步发展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工业和其他工业企业；接受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装配线，聘请专家、技师，为国内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兴办现代化建筑公司，承包港澳、国内基建工程与建港任务……

这些建议中最大胆的是：“不向国家要投资。主要是就地筹集资金，依靠扩大发展业务，采取‘滚雪球’的办法；或向银行贷款（包括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也可试行发行股票和有价证券，多方设法吸收港澳与海外的游资……”

报告还直截了当提出：“鉴于港澳的资本主义竞争激烈，情况瞬息万变，一定要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建议授权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

今天看来其实都是平常的企业行为，但在那时确是石破天惊的。袁庚并不精通经济与管理，更确切地说他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运作并不十分清楚，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这样评价过袁庚，正因为他过去从未搞过经济工作，才敢这么干。他的这些做法，在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人看来，许多都是“大逆不道”的。

这份报告通过交通部送向中央，让袁庚大为惊讶的是，三天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五位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速度之快，级别之高，为了招商局的一个计划，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时，中央领导人正想面对港澳打开一个窗口，而招商局的这份报告无疑在关键的时刻抓住了这个机遇。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中央领导批复这份请示报告的速度更超出一般人想象。

中央对袁庚寄予了希望，李先念在批示中写道：“手脚可以放开些，眼光可以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

此话，被后来的事实真的验证了。

机遇被袁庚抓住了，袁庚也就此担当起了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马前卒的角色，披坚执锐，冲锋在前。

袁庚后来谈及此事仍按捺不住兴奋和喜悦：“有人讲我是当代的李鸿章，慢慢回味起来，我跟李鸿章还真有那么一点相似的经历：125年前的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呈奏《试办招商轮船折》，旨在成立以‘招天下商，通五洲航’的中国第一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后来，有人对我开玩笑说，假设125年前同治皇帝的太监把李鸿章的奏章打入冷宫，20年前国务院的秘书也把交通部的报告塞进抽屉了事，那么历史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模样。”

四

众所周知，1840年英国人发动了侵华鸦片战争。

但是，在没有发现新大陆之前，英国是世界上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之一，而且这两个国家在以往的历史中，也没有什么往来。到了18世纪末，英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帝国，国势蒸蒸日上。中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封建帝制也日渐完善，成为了占世界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农业大帝国。

两个大国开始第一次交往，是英国人主动。恰逢大清国要为乾隆皇帝做寿，英国政府便以祝寿的名义，派出了马戛尔尼使团出访，想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便更好地拓展商业贸易。那时，英国每年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但中国并不购买英国产品。极度不平衡的交易使得大量白银流出了英国，英国人非常希望知道中国人需要什么。

那时和中国人做生意实在太难了。清廷实行一口通商制度，洋商都限于广州十三行，也就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但是即便在广州，洋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而这时的英国打败了法国，占领了印度，中国庞大的市场自然是下一个目标了。英国人希望派使来贺寿，能得到一个直接和中国皇帝沟通的机会。

英国政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花费了几十万英镑，准备了六百多箱丰富的礼品，由马戛尔尼率领700余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5艘船只，经过了10个月的航行，来到了北京。

马戛尔尼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员，有多年的国际交往经验和深厚的文化造诣，而且对东方有深入的了解。马戛尔尼曾作为特使出访圣彼得堡，历时三年。其间，他与俄国谈判达成了一项友好通商条约。返国后他写了一本介绍俄国历史文化的书，获得好评，其后又被东印度公司委任为马德拉斯邦的总督。当时的人看来，由马戛尔尼出马开辟与另一个文明世界的外交往来，当之无愧。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踏上了中国大地，大清国官员很隆重地接待了他，敲锣打鼓，但兴奋之余，他发觉整个大清国上上下下都把他当成了贡使。

有没有搞错？在马戛尔尼内心，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主权国家，不存在朝贡的关系，他是来向另一个国家元首祝寿的，不是来进贡的！

清廷官员将马戛尔尼的礼品都改称为贡品，还要他在觐见乾隆皇帝时，按清代礼仪，行最隆重的“三跪九叩”之礼。

这让马戛尔尼很为难，为了这次出使的成功，英国政府已经准备很久了，如果不按照清朝官员的安排，那么很有可能为了这样的一件小事而功败垂成，但是顺从这种安排的话，又有损于英国的尊严。

因此，马戛尔尼告诉大清官员，在英国，即使是拜见国王，礼节也仅仅是半跪，英国没有磕头的礼节。英国人的双膝只跪拜上帝。更何况作为大使，他代表的是整个英国，如果他向乾隆皇帝磕头的话，就会有损英国的形象和尊严。

但大清官员也摇头了，自古以来，下跪磕头是觐见皇帝的唯一礼节，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

乾隆皇帝也很为难。马戛尔尼不远万里，前来给自己祝寿，总不能为了磕头的事把人家赶回去。但是如果不行三跪九叩之礼，让臣子们看在眼里，自己又如何安坐这九五至尊之位？

事情就这样拖着，一直拖到了觐见之日，谁也拿不出办法。

于是到了乾隆大寿的这一天，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上千人一起觐见，采用的都是三跪九叩之礼，只有马戛尔尼是单膝下跪，九次低头，看上去跟满族将士的马扎有些类似。

当然，文献中有关马戛尔尼是否究竟向乾隆皇帝“三跪九叩”，有着不同的说法，这里采用的是马戛尔尼等人的说法。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国使者正以自己的方式提醒大清帝国，以西方现代文明主导的现代化过程即将不可避免地到来，没有任何人、任何地方的力量可以抗拒。

可惜，大清帝国仍然傲慢地以自我为中心，自我陶醉着。

觐见完乾隆皇帝，进贡和祝寿已毕，在乾隆看来，英国人应该打道回府了，但是马戛尔尼拜访首席军机大臣和珅，正式向大清皇帝表明了来华的真实目的：要求在舟山、宁波、天津经商；在北京设立货栈；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空地保存商品；英国商人长居广州；对英国商船和商品免税；允许英国人自由地在中国传教。

其中有些要求过分了，但有些要求是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坐下来谈判的。

可是83岁高龄的乾隆得知后，大发雷霆。他向英王乔治三世发了一道敕谕——那是清廷用来谕诰外藩属国君王，比诏书低一级的文书，对马戛尔尼的要求逐条批驳，并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随后乾隆谕旨：“速将英吉利贡使送走，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派人速将马戛尔尼送出了中国，连让人申述的机会也不给了。

马戛尔尼带来了六百箱礼物，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其中包括蒸汽机、地球仪、棉纺机、天体运行仪，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试图让中国人感到惊奇而高兴。英国人还以为最新的火炮以及手提武器如步枪、连发手枪，可能会引起中国军官们的兴趣，但在大清帝国的大臣眼里，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这些礼品，或者说大清眼里的“贡品”最后被扔在圆明园的仓库里，静静地摆放了几十年，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发现。

当然，清廷也以超级豪华的规格招待回敬英国人，并非尊客，骨子里是让英国人看看中国的富庶强大，故赏赐的礼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次数之频，前所未有。乾隆还特别优越地告诉英国人：“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

如此作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用这些礼品来告诉“四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乾隆皇帝的书信就像中国政府对外宣称坚持闭关自守的一道声明。

确实，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自给自足，既没有旺盛的市场需求，也没有开拓市场的动力和欲望。

可惜了，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极端的闭关，使它对外面的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自我得意，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尽管有着康乾盛世，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已经是落日余晖，虽然仍有几分辉煌，接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百年挨打的耻辱。

旁观者清，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判断：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乾隆皇帝派御前侍卫、军机大臣松筠“送”他回国。一路上马戛尔尼难掩失望之情，向松筠大倒苦水。尽管松筠面露同情之色，但大清皇上的圣旨是不能违背的。

中英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一次握手，就这样失败了。一个是有着最大市场的国家，一个是有着最发达制造业的国家。

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遗憾地写道：“这是欧洲为改变当时中西方交往方式所作的一次最著名、最友善和最不‘炫耀武力’的努力，目标是取得通商贸易和外交的利益。但这次访问最终一无所获。”

法国历史学家、《停滞的帝国》的作者佩雷菲特曾作过假设：“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明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会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对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追问。

为什么明清时代的中国皇帝总喜欢把门关得紧紧的？

早在汉代，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领使团，带着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从长安西行出访西域各国，大汉帝国和西域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史称“丝绸之路”。而在大唐盛世，中国的对外开放展现了辉煌的一页。到了宋代，经中国海和印度洋到非洲所走的航路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朝的大都汉八里城后，为其对外贸易的繁荣而震惊，“百物输入之众，如有川流不息”、“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与比”。

但是，在“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思想下，这一进程被明代以后闭关自守政策而中断了。

西方学者不解地写道：

中国几乎在全球很大一部分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在和平生产而且在舰船和军事力量方面享有技术优势……为什么中国会回过头，撤回舰队，从而给既无国家海上力量支持又无填补准备的穆斯林商人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呢？在中断大约70年后，欧洲商人极其渴望并有能力来填补这一真空。

国门被徐徐关上，马克思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48年后，英国船队又来到中国，不过这次来的是47艘带着火炮的军舰，也不再央求谈判和磋商，直接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五

之后，国门就像故宫那两扇重重的大门，时开时关。这一现象到了1978年底，被一个会议终结。

1978年11月10日起，来自各地的中国高级干部在京西宾馆整整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窗外天寒地冻，北风凛冽，但会议的每一天，都让他们激动和兴奋，苦难的冬天即将结束。

之后的另一个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他们形成了共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2月18日开幕的。这是一个转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会议。

此前，也就是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并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南。

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很难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正历史价值。

30年后，即2008年2月，曾有人问履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将给世界银行什么发展理念，林毅夫脱口而答：“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话音刚落引来在场一片笑声。

其实，林毅夫是认真的，作为在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中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他清楚，不要说中国，二战后实施不切实际的发展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因此，曾有人问：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什么就那么不容易做到？“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惜的是社会科学家们还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林毅夫写道。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地认识到了这八个字，也是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1978年，中国历史巨轮开始以经济建设作为主航道，中国领导人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法，这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革命”。

但是，中国领导人手里并没有绘制好的航海图，甚至也不清楚未来会有怎样的风险和困难。

多年后，经济学家们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一般的群众，包括经济学家都弄不清楚改革应该朝哪个方向。他们只知道传统的计划经济不再那么管用了，要做出改变。人们甚至还普遍认为，经济的失败主要是不停的政治运动造成的。

因此，《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傅高义更愿意将邓小平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经理”而不是“总设计师”。他认为：“‘设计’的工作，本来必然要有一个蓝图，比较清楚应该怎么走，但邓小平是试试看，看情况，要是成功了就可以再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设计’的做法。他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一个政治的领导，是国家的总领导，所以我说是‘总经理’。”

因为“摸着石头过河”，1978年开始发生在中国的历史变迁表面上竟然是那样的自然，渐进，没有太多的刻意，而随之带来的是对于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颠覆！

1978年的岁末，中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严寒的冬天，但文艺界已经有人用一个词来表述他们内心的温暖和憧憬——“解冻”，还曾有人借用著名诗人艾青的诗作来描述神州大地正在发生的变化：

多少日子被严寒窒息着；

多少残留的生命，

在凝固着的地层里

出了微弱的喘吁……

今天，接受了这温暖的抚慰，

一切冻结着的都苏醒了——

政治嗅觉灵敏的人们感受到了中国开始了伟大的转弯，比如袁庚从媒体得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兴奋不已。他仔细阅读着三中全会公报，用红铅笔划了又圈，圈了又划。

但是远在南国边境，生活困难的百姓却还在做着偷渡梦，人们实在是等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