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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日历刚刚翻开，就有两条新闻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中美正式建交，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元帅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中国驻美大使馆升起了五星红旗，海峡对岸金门、马祖上空硝烟随风散尽。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中来》。

中国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新年日历的逐步翻开，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正在中央高层中形成，并变成具体政策和措施，开始向下推进。

在去年岁末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他的构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这是邓小平为消灭中国贫穷而提出来的一个战略决策。而对于千千万万贫穷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严冬过后吹来的和煦春风。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当成了平均富裕、同时富裕，不允许在收入上拉开差距，甚至错误地认为实现按劳分配也会产生资产阶级。理论的错误导致实践的失误，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导致共同贫穷。而绝大多数人也都或多或少有着“不怕不公、只愁不均”的心态，宁可共同挨饿，也不愿他人比我强、比我多，造成能人不得，多劳不得，干好干坏一个样。

邓小平要纠正这种偏差。

32年后，经济学家、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评价道：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其目的还不在分配，而在解放生产力，因为全国太穷了。

也就是说，先要发展，先让部分人富起来。这一年，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七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显示，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从集体经济分得的收入为83.4元，全国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为705元。

对于邓小平这一政策，南方人不仅仅是研究讨论，而且已经开始动作起来。

真是南国春来早。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发出深圳建市的通知，其面积为2020平方公里。

深圳市委第一任书记是张勋甫，此前，他作为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带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研，最后形成了《关于宝安和珠海两县的规划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了在3至5年内，把宝安、珠海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型的边防城市。简称“三个建成”。

可是他上任头一个月，严峻的现实就给他一个下马威：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那时，当地人口29万多人，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差不多，原因是外逃年年不断。反偷渡是新组建的深圳市领导人最头疼的头等大事，但反偷渡再也不能用原有的办法了。最彻底的方法就是让老百姓富起来，或者说，让边境的一部分老百姓先富起来。生活好了，干嘛还背井离乡呢？

1961年，张勋甫任佛山地委副书记分管外贸，在广东省委领导陶铸的授意下，曾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拿出八万亩土地扩种水果、放养塘鱼……拿农副产品经深圳出口香港赚取外汇，再用外汇从香港买回珠江三角洲奇缺的粮食。

因此，当1979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关于在宝安、珠海建外贸基地的报告后，深圳人看到了希望，借此机会大胆地向前一步——在深圳边境地区建设“先富区”，让那里的农民生活先好起来。

张勋甫回忆：“市委和市革委的同志请来香港五丰行经理、德信行经理、九龙海关关长、边检站站长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具体商量研究，决定将边境地区共13个社、镇开辟为‘先富区’，占全市社、镇总数的47.8%，面积是327平方公里。”

这个“先富区”也就成为后来深圳经济特区的基本依据。

3月6日，深圳出台了《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共有“十三条”鼓励先富措施，包括开展小额贸易，社队自产的小宗土特产品、农副产品可以出口，开展补偿贸易等。这是成立深圳市后解决偷渡问题的第一个文件。

“当时还不让卖东西，我们主要是为了农民增收，让农民能多赚到钱。”张勋甫坦率地说，“其实一条一条都是根据实地调查中群众的需求写的，市委讨论通过后就批了，省里也不追究，当时偷渡是最要命的，只要你想到办法且有效就行，‘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二

动作更快的是军人出身的袁庚。这时，他作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人们戏称他为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

1979年元旦刚过，一纸提议在深圳蛇口半岛开办工业区的报告，就送到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手中。

报告的创意者是袁庚。

此前，袁庚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报告上都有中央领导批示，但要真正落实，困难极大。比如，要搞工业，就要有地，但是香港的地价太贵，仅次于日本东京的银座，每1平方英尺要15000港元，就连郊区的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元以上。

上任伊始的袁庚在考察中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招商局的船只不经过任何检查，也不用办手续，就可以直接进出香港码头，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来很方便。由此，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萌生：招商局要在“船”字上做文章，如果在内地沿海建立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内地便宜的土地和劳力，结合香港和国外的资金、技术、专利和设备，就会同时拥有内地和香港两方面的有利因素。

那么，到哪里找到这样一块适合的土地呢？要离香港近，交通方便，地价还不能太高。

经过考察，袁庚发现了深圳西部与香港隔海的深圳湾南头半岛东南部一块陆地，与香港隔海相望。因其形似出洞的蛇头，当地人称之为蛇口。

袁庚的视线盯住了蛇口。他设想，蛇口水深岸平，可以建船坞，造码头；与香港的海上距离又最近，可利用香港的电力；可辟一块地方，建工厂，办企业。

据史书记载，从秦汉时期开始，蛇口就是海外船只驶向广州前的重要停靠点。盛唐时期，阿拉伯、波斯、印度、安南等外洋商船来广州通商，均先在蛇口的赤湾稍事休整再驶往广州。郑和下西洋也至少五次于赤湾一带中转或上货。

不过，1978年前的蛇口只是海边小镇，也就是个小渔村，几百居民基本靠打鱼为生。小镇上只有几家杂货店和几条算不上街道的乡间小路。贫穷、落后是这个小镇的基调，村民过着“日出而渔，日落而息”千年不变的生活。

在内地划一块地方由驻港企业按照香港的方式，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方式来经营，这是一件全新的事业。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也就是袁庚，一位根本不懂计划经济，又长期在海外工作的人有这样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多封“里通外国”、“独立王国”、“胆大妄为”的告状信飞进京城。交通部悄悄派来调查组，但这没能阻止袁庚的大胆构想。

开办工业区，国际上早有先例。1956年，爱尔兰的香农国际机场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后，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开始效法建立出口加工区。台湾60年代在高雄建立出口加工区。

70年代，周恩来总理也注意到了台湾设立出口加工区、引进外资的做法。1972年4月他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情况，遗憾地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不值得骄傲。

1973年6月29日，他会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

这年11月，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再次赞许了台湾的做法，说：“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

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曾以开玩笑的口吻对外贸部长李强说：“你这个外贸部长不如严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个出口加工区，把外贸发展起来了。”

可惜的是“文革”时期，周恩来建立出口加工区、引进外资和来料加工的设想不可能付诸实践。

袁庚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按照第一任《蛇口通讯报》总编韩耀根的说法：袁庚就是“第一个起来响应三中全会的号召，第一个打开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对于香港，袁庚还是熟悉的。当年，他以中共东江纵队联络处上校处长的身份赴香港，与英国海军夏悫少将，负责日军受降谈判。

不过，此时的香港与40年代的香港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翻阅香港经济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根以结构转型为色标的红线：1950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从50年代起香港开始工业化，到1970年，工业出口占总出口的81%，香港从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实现了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从70年代起，香港经济多元化发展，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增长迅速，实现了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伴随着经济转型，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解除外汇及黄金管制、“解冻”银行牌照、取消存款利息税等，使得外资银行及跨国金融机构纷纷涌入香港，香港终于成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经济转型也意味着产业的转移，而中国此时正在打开国门。香港商人的视线向北方投去。

1979年年初，香港《明报》的评论专栏上开始第一次提及“内地有望成为香港资源和经济战略腹地”的概念。

香港商人意识到，他们的主战场是香港，但经济腹地却是内地——那里有着庞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而潜在的消费市场谁都不敢小觑，一旦政策转变，就会有巨大的商机。

香港大商人霍英东最先迈出了一步，在1979年开年之后，开始和广东省政府进行投资性接触，这就有了著名的白天鹅大酒店——内地第一家有境外投资的五星级酒店。

这种微妙的变化，显然也没逃离袁庚的视线。后来他回忆说：“我的判断是，土地和人力，以及远远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先进政策，这是招商局最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只能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实施。”

因而，袁庚把目光投向了与香港隔海相望的蛇口，他想在那里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内地丰富而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能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使两地的优势相互结合，实现双赢。

袁庚将自己的计划向刚从德国考察回来的交通部长叶飞汇报，两人一拍即合。

袁庚又找到了老战友、广东省委书记刘田夫。经济上陷入困境、正急于找一条出路的广东，对此正是求之不得。“当时我正为办出口基地而操心，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的问题，现在招商局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刘田夫回忆说，并认为袁庚的设想有胆识、有气魄，一口答应鼎力相助。

广东省、交通部立即联名向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招商局在蛇口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这份报告于1979年1月6日上交，当月下旬就接到了国务院通知：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要面见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

三

1979年1月31日，大年初四上午10时许，新春爆竹的硝烟还未散尽，袁庚顶着凛冽的寒风，走进了中共中央决策核心地——中南海。

袁庚汇报了招商局的历史及现状，说如今全部资产仅剩1.3亿元，已到了非变革不能生存的地步。当袁庚汇报说要把香港的资金、技术和内地的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时，李先念兴奋了，肯定地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内地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

作为高层领导看得更远，想得更深，面对袁庚迫切的眼神，李先念还告诉袁庚：“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

李先念也授意交通部领导：“交通部生意还可以做大一些，国内外结合起来，很好。国内投资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利用外资，你们有了个路子，现在路子开了。”

见时机成熟，袁庚从灰色的文件夹中拿出一张香港出版的香港地图并展开来，细心地指着地图请李先念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看着这幅香港地图，拿起黑色铅笔在地图上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画了两根线条，并在地图上宝安县南头半岛一带，再用红铅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圆弧，笑着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李先念还叮嘱了一句：“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不然你这一块地搞特殊，他们是要管的。”

李先念如此“慷慨”，大大超出了袁庚的意料，但他没敢要李先念给他的半个岛，太大了，足有30平方公里！袁庚仅要了南头半岛的一角，2.1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多年后，有人问他没有要半个岛是不是后悔，袁庚哈哈大笑：“那块地太大了，当时要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开发得不好，一个就是发财了。”

应该说当时袁庚的谨慎有他的考虑：蛇口是我国第一个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进行开发的工业区。袁庚手头惟一的财源是招商局直属机构五年利润不上缴，总共也才5000万元人民币。毕竟在一片荒滩上开发一平方公里，总投资就得1亿元。如果当时铺开一个大摊子，一下子开发几十平方公里，很有可能就陷进去拔不出来了。那么几十亿元的债留给谁来还呢？

不过他在晚年说了他的三大遗憾：“一是当时中央准备批给他的地方比他选中的地方大好几倍，他没敢要；二是当时没能通过人大立法来保护开发区的许多制度创新；三是霍英东、李嘉诚等香港富豪要在蛇口投资入股，他谢绝了，以至于蛇口终究没能做大做强。”

李先念又转身问谷牧：“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看怎么办？”

谷牧回答说：“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好了。”

李先念说：“好，我批。”便在报告上写道：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先念1979.1.31

就这样，蛇口工业区——中国经济特区的第一个突破口，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突破口被李先念锁定了。

李先念何以如此爽快，10年后，袁庚给出了解释：“因为那时小平已经发话了，说要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三中全会又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务院已经派出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大家都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我们的报告恰好在这个时候递上去，中央看到既有一个驻外企业愿意承担责任，又有广东省的支持，而且不要财政部拨款，就认为可以试一下，因此事情很快就决定下来了。”

“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就像瞎猫撞上死老鼠，给我碰上了一个好机会。”事后袁庚谦虚地说。

袁庚走出中南海时的那份兴奋和激动真可用“漫卷诗书喜欲狂”来形容，仅仅四个月“蛇口工业区”从构想到筹建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了。袁庚真是幸运。那一年是羊年，吉祥啊。

黑色红旗牌小轿车载着袁庚和交通部负责人驶出中南海，车窗外阳光艳艳的，冰雪正在消融。

袁庚未必知道，也就在14天前，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工商界的五位巨子、1949年前各自行业内的大老板、大资本家：胡厥文、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和胡子昂，主题就是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众人畅所欲言，好不痛快。

其间，邓小平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邓小平还说：“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钱即指私人资本，人指原工商业者。

之后，邓小平以涮羊肉招待五位老先生，众人围着火锅暖意融融，窗外瑞雪寒风。

被誉为“猪鬃大王”的古耕虞开心地回忆说：“我们是几个聋子，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是的，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大戏的序幕，邓小平成为这出大戏的总导演。

有时候，导演也会客串一下角色。不久，邓小平访美，这是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在美国还担当了日后为千千万万中国政府官员所做的招商引资的角色。

2月2日，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晚宴上，邓小平与美国石油大亨阿曼德·哈默握着手微笑道，“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啊。”

“我非常愿意，”哈默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又年纪太大，不能乘坐商用飞机。”

“噢，”邓小平把手一挥，“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哈默是美国企业界具传奇色彩的亿万富翁，曾被称为“经营之神”、“幸运之神”。他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苏联领导人列宁友好地称为“哈默同志”；列宁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从而使他成为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晚宴上，邓小平和哈默夫妇坐在一起，通过翻译与哈默交谈，哈默回忆：“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感受。”

三个月后，哈默带着16个人进入中国。“仅在一周之内，我们就在北京签署了四项初步协议：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水稻和化学肥料。”哈默回忆说。

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戏徐徐拉开了帷幕。

四

不过，这出大戏最早出场的主角——在北京的袁庚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开了平反大会，但是中央调查部平反名单中还是没有他。袁庚曾为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文革”中以“特务罪”被陷害坐牢五年。

那个晚上，懂事的儿子安慰他：“所谓平反，无非就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你有事情可以干。你在香港招商局，正好可以大干一场啊！”

这时袁庚已经是62岁的老人，他忍辱负重，带着冤案、被诬陷的罪名忘我工作，如同一个冲锋陷阵的先头兵，正在杀出一条血路！

紧接着2月2日上午，在北京西皇城根一个大院内，谷牧召集有关部委领导人，商谈具体落实香港招商局的报告。

谷牧先抬出了高层核心领导的指示，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李先念同志1月31日听了交通部汇报后，已作了批示，“也就是要给点‘特殊政策’”，在我们国内划一块地方，让驻香港企业来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究竟该怎么搞，只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讨论很热烈，一直持续到中午。

最后，谷牧一锤定音：原则已定，大家要支持。总共就300亩这样一块地方，交通部先走一步，试一下，现在就按先念同志批的照此办理起来。

结束时，谷牧很有策略地关照袁庚说：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说，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内地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可以搞。

很明显，北京高层的视线中，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招商局的问题，而是让招商局在全国对外开放的棋盘上先走一步，作为过河卒，探探路子。

对此，袁庚心领神会。在改革开放史上，袁庚也就有了不可磨灭的地位——中国改革开放马前卒。

那张当时被李先念用铅笔划过的地图至今保存在招商局博物馆，上面可见铅笔和红笔画出的两道线。

五

20天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的一份电报也大大加快了中国特区的诞生。

1979年的初春，按照广东省委的分工，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汕头是他的故乡。1936年，14岁的他参加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1944年赴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他随大军南下，担任汕头市军管会副主任。1952年，吴南生奉命调动，离开了汕头地区。

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眼前的情景，却令吴南生郁闷：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男男女女。有些是在“备战、备荒”岁月随工厂迁到内地三线去的工人，有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今他们又返回家乡汕头，由于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只好住在大街小巷临时搭建的竹棚里。

汕头过去有限的骨干工厂，已迁到三线去。整个城市的工商业很落后，道路不平，路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眼前的情景深深地刺痛了吴南生的心。

汕头曾经是中国南部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1861年，汕头成为通商口岸，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仅次于上海、广州，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居全国第7位。曾有美英法等8个国家在汕头设立领事馆。1949年前汕头商业繁荣，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有“小上海”之称。

在吴南生的记忆中，革命导师恩格斯曾这样写道：“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

然而，近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高楼大厦林立，经济繁华，而眼前的汕头却满目疮痍。

吴南生在汕头呆了两个多月，内心痛苦，夜晚难以入睡，闭上眼睛就想：当年豁出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一幅江山啊！30年过去了，老百姓生活还如此艰难。吴南生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酸苦，更愧对那些当年舍生忘死、鼎力支持革命的父老乡亲。

吴南生的耳边常常响起同为广东老乡的叶剑英元帅焦虑的话：“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

用什么办法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呢？吴南生苦苦思考，也问了许多人，还和从海外、从港澳回来的朋友交谈，寻找答案。

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挑战性地问吴南生，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朋友提醒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

这么一说，如醍醐灌顶。对于香港，吴南生并不陌生，在50年代，他曾分管过香港的部分工作，在海外有许多朋友，经常往来。对港台经济信息了解比较多。他脑际立即如电光火石般闪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对，办一个出口加工区！

吴南生征求汕头地委领导的意见，征求乡亲们的意见，大家都举双手赞成。

2月21日深夜，汕头市委招待所里，吴南生心潮激荡，夜不能寐，他要秉笔上书广东省委，为贫穷的老百姓寻求一条致富路。

1960年春，当时担任广东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亲眼目睹了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水肿病，经过调查他发现，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即便有些病患者水肿消退了，但骨瘦如柴。人们说，一阵风就可以吹倒几十个。

吴南生认为，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1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大跃进”引发的虚假高指标、虚报瞒报的浮夸风导致群众的生活遭到严重困难。

为此，吴南生连夜伏案挥笔，把合浦县发生大量水肿死亡情况的调查结果及采取的紧急措施写好，准备向省委汇报。之前，曾有人劝吴南生不要写信向省里报告。因为都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刚刚处理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全国还在“反右倾”，写这样的信万一被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吴南生的仕途也就完了，甚至有牢狱之灾。

在中国，“右”是一个很可怕的词。在改革开放初期冲锋陷阵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曾在1958年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下放农村劳动，而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将勇往直前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

但吴南生坚持“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真话”。

广东省委不仅没有给吴南生扣上帽子，还在这年5月9日以“各地请示报告”形式全文印发了吴南生的报告。广东省委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及时采取了有效的补救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了群众的损失。

20年后，吴南生依然秉性不改，他不仅仅要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要为贫穷的老百姓找生路，为此，他不顾一切了。这年的除夕，酷爱书法的吴南生曾书一副对联以自勉：“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

是夜，吴南生发了高烧，但他抑制不住冲动，秉烛夜书，向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

吴南生在电报中写道：

汕头市解放前是我国重要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最高年份达400多万吨，海上的客运达35万人。汕头地区劳动力多，生产潜力大，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生产形势、生活困难、各方面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初步意见，待报省委研究。

写完后吴南生毫无睡意，又拨通了他的一位香港的好朋友、大商人庄世平，请他代为收集出口加工区的资料，同为潮汕人的庄世平一口答应。

这封1300字的电报，后来被认定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先声。

六

2月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来到吴南生家，吴南生详尽地述说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想，越说越激动，两人聊到深夜。习仲勋也激动地说，我支持你，过几天开常委会，你讲，我主持。

对于饥饿和贫困，习仲勋有更切身的感受。1929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十室九空，习仲勋一家也陷入了停炊断顿的困境中。

习仲勋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前，习仲勋与刘志丹等人正遭受党内极“左”分子的迫害，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土牢里。毛泽东知道后，立即通知释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见到习仲勋后毛泽东很惊奇，想不到这位“习主席”只有22岁。1949年以后，习仲勋在国务院担任秘书长和副总理。

1962年，早在延安就对习仲勋心怀嫉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借小说《刘志丹》向习仲勋发难，说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

习仲勋从此被审查、下放、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1978年春天，他终于得到解放，2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习仲勋用“特殊方法锻炼身体”的故事。在河南洛阳，习仲勋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但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

4月6日，习仲勋便接受任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他说：“北方的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我要把我的下半生奉献给南方的这片水土。”

不过，这时的广东经济落后，习仲勋到广东这年，工农业总产值人均513元，而全国是636元。老百姓穷，很少开荤，在广州的菜市场上猪肉是一片片卖。

穷则思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信念，转化为一种力量。

吴南生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得到了65岁的习仲勋的支持。习仲勋到广东后，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广东贫穷落后的问题。他的女儿齐桥桥回忆，那时，父亲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不行？

而就在不久前，经济学家于光远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向习仲勋提出过有关建议。

据于光远回忆：

在三中全会期间，我忽然想起了一件本来想做的事，那就是为了修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楼，我们派了杜干全副秘书长去香港考察。回京后他带回一份关于九龙元朗一个房地产商的卖房广告。这个广告引发了我的一个想法：在深圳修建类似元朗广告上那种住宅，再把这些住宅卖给九龙的居民，同时放宽罗湖边境对成为这些住宅主人的香港、九龙的人的进出境限制，简化手续。这样，深圳土地由于离市场远近而产生的级差地租与香港九龙挂起钩来，能够大大提高深圳的地租，使得我们成为社会主义的“地主”，坐得其利。

习仲勋当时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有一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谈了我的想法，他听了很感兴趣，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焦林义——他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是出席了三中全会会议——带了秘书来找我，听我的意见并做记录。后来我得知习仲勋、焦林义回广东后，把我的意见向下做了转达。

七

1979年3月3日，广东省委举行常委会议。

会上，吴南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震动了全场。

他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

吴南生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华侨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外面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吴南生越说越激动：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办不成，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一语出口，惊震四座。

吴南生的想法立刻引发了热烈讨论。

今天的读者或许对此不理解，情况有那么严峻吗？

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吴南生自然不会忘记，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顶帽子有多少老干部受到迫害！

经济特区发展历史是血与火考验历史。因此，每当有记者来访，深圳作家陈秉安都会不断重复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吴南生本质上是个文人，尽管位居高层。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以“吴楚人”、“左慈”等笔名在汕头、上海和香港的报刊发表小说。他1958年就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松柏长青》，作为汕头人，他力推潮剧，主持并参加创作、整理的潮剧剧目有《辞郎洲》《续荔镜记》《万山红》《井边会》等。

他也精于棋道，早在1957年，中国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象棋谱》第一辑，就是他与著名象棋大师杨官麟等合编的。

吴南生还有着中国文人共同的特点——喜好收藏，尤其是书画。当年他花120元钱买下了北宋古画《群峰晴雪图》，并将该画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杀头”之语出自一介儒雅的文人书生口中，可见问题之严重。

也就在几个月前，一群安徽农民也冒险开始了一场试验。

那是1978年11月24日夜，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

摇曳的灯光下，诞生了一份有历史意义的契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掉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份字迹歪斜且有错别字的分田到户契约，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小岗村没有电灯更没有路灯。但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黎明即将到来。

事后曾有人问小岗村分田到户搞包干领头人之一严宏昌，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分田到户，严宏昌沉默了一会儿，掐掉烟，说：“只为队里不再有人去要饭。”

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分田到户的事还是被上级知道了，争论很大。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前来视察，表示支持分田到户，分田到户的另一位领头人严俊昌央求说，万书记可准我们多干几年？

万里肯定地说，地方批你一年，我批你干三年。

严俊昌听后激动不已，但他的心仍然悬着，他小心翼翼地问万里：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

万里脸色凝重下来，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在万里的强力推动下，小岗村的经验在安徽全省推广。

农民们称这种分田到户的形式为“大包干”，也就是包干到户，和历史上曾出现的包产到户相比，承包农民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大包干”取消了生产队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大包干”根本改变了中国农业经营方式。

“文革”前，安徽曾试行过包产到户，其他省市也明里暗里地试行过，尤其是在60年代初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意了作为权宜之计，在安徽试行，但很快叫停，警告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斗争分化很厉害。”

到“文革”中，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国家主席刘少奇惨遭迫害，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罪名“提倡包产到户”。

如果清楚那段历史，不能不佩服万里的胆魄和智慧，不能不体会出小岗村一纸契约的历史价值。

在那个夜晚之后，经过一年多偷偷地试验、无休止地争论，中国农村制度的大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蔓延全国，点燃了在中国农村大地上积蓄已久的能量，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火山般爆发。

小岗村从此闻名全国。“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民间艺术家写成的《大包干》歌也就迅速流传。

小岗村农民签订的一纸皱巴巴的契约，最初，人们以为就是一个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但历史证明，这是一场深层次的制度变迁。

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把中国农民牢牢地拴在眼皮下的土地上，人们埋头吃着“大锅饭”，生产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这也是小岗村农民冒死要包干的原因。

“从长远看，农民重新获得的经济自由对于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要重大得多。”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如此认为。

“事实上农村改革都是跟着市场的方向在前进。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不仅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而且构建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长期在国家决策部门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的、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说。

历史真像一台构造精密的大钟，各个部件互相咬合着推动指针走动。

多年后，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们才发现，小岗村大包干引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仅让农民告别了贫穷，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占全中国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使他们有了经济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和人身的自由，由此就像一个齿轮驱动了另一个齿轮——解决了中国经济特区以及沿海地区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关键问题——需要大量的蓝领工人。

多年后，学者们还发现，凤阳农民大包干和边境地区建立经济特区，这两桩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伟大的事件竟然有着共同的诱因。而这诱因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埋下，那就是——饥荒。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才成为更主动、更系统的变革过程，成为‘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说。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78年，中国历史大变革的原因如此简单——为了告别饥饿，真让一些喜欢研究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看不懂。

据周其仁教授称，世界上还真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华盛顿共识”指导出来的结果。我认为那是对历史的无知，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并不关心华盛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说了些个啥。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把饭吃饱搞建设，怎样把过去被死教条捆住的手脚解放出来。还有人要编“北京共识”和人家打擂台。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因为“北京共识”早在1978年就有了，纲领就是改革开放。

吴南生冒死要求去汕头搞试验，其实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此，吴南生的发言震动了广东省委常委会，在激烈的讨论后，最终形成了共识。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收到了关于把宝安、珠海建设成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报告。于是，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吴南生的设想，常委们都表示广东不仅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的魄力和决心更大，当即拍板，“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改革开放的热血在这些老共产党人体内流动。尽管他们刚刚从那个一切都被扭曲的疯狂年代中走出来，满身的创伤；尽管还有更多的人小心翼翼，内心充满余悸。

这是1979年，春回大地，广东省委大院里的木棉花迎风绽放，艳如碧血。

很快，广东起草了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但对深圳、珠海和汕头“先走一步”的三个地方怎样“正名”，一时定不下来。

吴南生回忆：“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些，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罪名啊！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先上报中央。”

正好，叶剑英正在广州，习仲勋和吴南生一起向他汇报，希望中央给点“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设想。

同为广东人，吴南生与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相识，叶主政广东时还点名要吴南生回广东工作。汇报中，吴南生忧愁地长叹道：我们穷啊，快饿死了。上百上千人往香港跑，过去了，就能有活路。想阻止，阻止不了，太多了。

叶剑英点头说，一定要把边境这个地方发展起来，起码有饭吃，有饭吃就不跑了；第二步，这个地方要开放，他就不跑了，还可以回来啊。

“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叶帅急切地叮嘱说。

八

这时，另一位中央高层领导也对边陲小镇投下关注的目光，并鼓励广东地方领导大胆地先行一步。

1979年元旦刚过，胡耀邦来到了深圳和珠海。

那时，深圳、珠海都还相当落后，但胡耀邦却看到有的渔民家里有电视机，这在当时十分稀罕。

胡耀邦很感兴趣地问：“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贵不贵？”渔民们告诉他：“村里常有人去香港卖菜，那里黑白电视机很便宜。只要挑几担新鲜的青菜过去就能换回来一台电视。”

接着，胡耀邦又在海边看到，当时在内地还被人们普遍珍惜的塑料布，原来是香港的老百姓当作垃圾扔掉，随海浪漂过来的。

据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回忆：

这两件小事引起了父亲的联想。他跟广东省委的领导商量：我们能不能搞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无的民间交流经济？

这正是当时部分有着宽阔眼界的各级领导刚刚开始思考的问题。不约而同的想法，把大家的意见融合到一起。父亲热情地鼓励他们，大胆地、创造性地进行经济改革。

然而在父亲离开广东不久，传到中央的消息竟是沿海在搞资本主义。

父亲听后深感诧异。他不相信与香港搞贸易会很快就变成资本主义。决定再去当地看一看，并找当事人好好谈一谈。

又踏上这片亟待开发的热土时，父亲感到了人们那充满创造力的改革热情。

习仲勋激动地对父亲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就干起来了。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如果广东有自主政策，可能几年就能搞上去，但是在现行体制下不行。希望中央给广东一些经济自主权。

他俩又谈到，广东沿海地区的老百姓不少人家都有亲戚在海外，如果吸引一部分有钱的人回来投资，做贸易也好，办工厂也好，可以利用的资金就是现有资金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广东可以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这样，不但会大大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而且也尽快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有利于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他俩越谈越兴奋，开发广东的政策也越谈越具体。最后，父亲建议说：“我看你应该同我一起回北京，可以一起去找小平同志当面汇报一次。”

地方领导的先走一步构想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鼓励，如箭在弦上。

广东地方领导有关特殊经济区的构想也得到了港澳商人的支持。

1979年4月14日，澳门知名实业家马万祺率澳门工商界贸易团前往广州出席春季广交会。

马万祺是港澳知名人士、商界大佬，在政商界是有影响力的人物。

习仲勋和杨尚昆问：“想在邻近香港、澳门的地方，划出一块土地设立一个经济出口货物特区。马先生，你看是否可以呢？”

马万祺爽快地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十分赞成。”

次日，马万祺和夫人飞抵北京。老朋友廖承志告诉马万祺：“马先生，前些日子香港有人建议在国家领土上划出一个区，最好是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在中央政府管辖下，鼓励港澳同胞和华侨回国投资定居。”

马万祺说：“廖公，我以为这个意见很好……”

廖承志还告诉他，荣毅仁带来了其儿子荣智鑫写的一份有关在深圳设立华侨投资区的建议。

马万祺听后说：“这个设想很不错，深圳和珠海可以考虑设立这样的出口工业特区，而且应早日设立。”

九

其实，历史上有关在广东开辟一块特殊区域，引进外资的记载更早一些。

那是1956年的夏秋之际，毛泽东来到广东省搞调查研究。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带着港澳工委的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向毛泽东汇报了香港的经济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亚非拉国家纷纷站起来反对殖民主义，要求独立，尤其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后，独立的呼声在全球回荡，那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代。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富豪商贾纷纷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香港，短期内，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大量资金移至香港后，一时间竟很难找到出路，便以极低的利息发放贷款。

“我们可以向香港银行贷款，然后在某个地方办工厂，发展工业。”广东省领导提出了大胆的建议。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深思。此前他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论及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他说了这样的话：“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为了这个报告，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可以说是对国家建设经验的一番总结，此时毛泽东的脑海中已经在思考中国如何走出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

广东省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提议几乎触动了毛泽东。临别时毛泽东对广东省领导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把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据说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复。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新华社著名记者杨继绳曾到广东采访，从一位老干部那里听到了这则故事，他痛心地写道：“香港则利用这笔资金，借日本等国产业升级的机会，接替了日本替换下来的产业，使经济蒸蒸日上。内地失去了这次良机，在国际竞争的跑道上被别人远远地扔下。”

而据谷牧回忆：到70年代末，“世界上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五百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有效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

落后真的不是一点点了。

十

广东领导人的“胆大妄为”还要归于1978年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那一年，思想开始冲破牢笼，反思，不断地反思，之后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和观念。

翻看1978年的报纸杂志，很容易地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之类的字眼。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思想的禁锢依然严重。这一切，都是源于“两个凡是”。

那是1977年2月7日，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文章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话后来被称为“两个凡是”。

在“两个凡是”下，人们小心翼翼地行事。中国思想界实在是被禁锢得太久，按照“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的说法：8亿人的思想，集中到了一个脑袋上，很多人就不思想了，认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如果我的思想和毛主席不一样，一定是我不对。

因此，在那个时代，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们的思想都被剪裁成统一的尺寸，说着呆板而标准的话语。

因此，改革开放的任何大胆设想，都必须首先冲破“两个凡是”才能实现。

时代需要有人挺身而出，需要为思想献身。

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叫胡福明的老师起身挑战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他写下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寄给了理论色彩偏浓的《光明日报》。寄出后胡福明甚至做好了坐牢准备。“文革”的创伤尚未痊愈，人们心有余悸，因为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撤职，开除，进大牢，送劳改，戴上一顶帽子，全家被扫地出门都有可能。

但是《光明日报》却给了他惊喜，1978年5月11日，报纸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刊登了经过反复修改后的此文，并改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文六千多字。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一篇学术文章拉开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幕，深刻地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如果不了解中国当代史，仅从纸面上似乎很难理解这篇文章的意义。

对此，当时邓小平说得很明确：“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来，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与此同时，一阵来自海峡对岸缠绵柔情的歌声风靡大陆，无论是《小城故事》，还是《甜蜜蜜》《但愿人长久》，台湾歌手邓丽君让长期在“进行曲”式的革命歌曲、语录歌曲环境中生存的大陆人感受了心灵抚慰，同时也让人们反思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

思想一旦冲破牢笼，大变迁的时代也将来到。因此无论怎样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而出现的思想大解放是有着毋庸置疑的意义。

美国《华盛顿时报》副主编芭芭拉·斯莱文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常驻中国。在她的眼中，“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竞争能力非常强，但由于制度的原因，这些本来可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宝贵精神资源被无情地压抑住了。如果没有70年代末兴起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恐怕中国人的这些潜质还不知道要埋藏多长时间” 。

思想大解放，可以在千里之外的上屋村里实际感受到。

1979年春节前，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村的姑娘郑玉容惊喜地在一家名叫“上屋线圈厂”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计件工资90元！和她同时进厂工作的还有30位村民，平均拿到了80多元。这一下整个村子都震动了。当时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仅110元钱左右，一个大队干部也就每月工资30元。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月工资仅为48.50元。

但是，后来村里人得知他们这点收入还仅仅是香港工人工资的十五分之一，震动更大了。

这家厂是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由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和香港怡高实业公司三家合作建立，加工发热线圈。

“三来一补”，是改革开放之初开展对外贸易四种方式的统称：一是来料加工，二是来件配装，三是来样生产，四是补偿贸易。

这个故事说来也有让人一丝苦涩。最初，对于宝安县轻工局引进的项目，村里还是议论纷纷。为此，在是不是同意引进的问题上，上屋村支委开了几次会讨论。

据当年村团支部书记叶福松回忆，当时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些人在问：“是不是开始走资本主义路线了？”

在村党支部会上，37名成员中坚决反对的有6人。“赞成的也不多，大多数人在观望。”叶福松说，“毕竟是新生事物，以前人家别说见连听都没听说过。”争论异常激烈，连续几次开会都是从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一时。在七位支委中，也分成了三派，支持、反对和拿不定主意。

经过多次的讨论都没有一个结果，最后大家就举手表决，同意的就举手，不同意的不举手。“最后总算七个（村）支委，我们有四个人举手同意，有三个没有举手，就少数服从多数，这样我们就同意引进。”叶福松说，“最关键的是线圈厂每个月都交给村里5000元管理费。”

这样郑玉容也就成为深圳第一批洗脚上田进厂做工的打工妹。

到了年底，已经有120多名村民进入线圈厂，工资从一年前的80多元涨到180元。

因为是计件制，一位叫叶秀珍的姑娘一个月的工资拿到了将近300元，这比他们全家人在农田劳作的一年收入都要多。

叶秀珍回忆说：那时候我们都不会用钱，赚到钱是很高兴的，给我爸爸妈妈添置东西。

叶秀珍给家里买了一台风扇。那时一台电风扇大约80元。这也让叶秀珍的妈妈当年很骄傲，常常对人说：“我家里买了一台风扇，这是我女儿给的钱。”

村民们生活因之好了起来，那些争议和怀疑也就烟消云散了。到了2003年，已更名为“上屋电业（深圳）制造厂有限公司”的线圈厂年营业额达到了5亿元。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所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

没有思想的大解放，日后经济特区高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十—

按照经济学家樊纲理性的分析：当时中国领导人都强烈意识到，要改变经济落后必须采取与过去，特别是与“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同的做法。但路应该怎样来走，在高层领导人之间意见并不一致。当时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发展思路。

第一种主张在不进行制度改革的前提下谋求迅速发展，认为兴办大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引进西方新技术和贷款是增长的关键，提出120个大项目，包括建10个新大庆，年产6000万吨钢，准备以迅速的行动来弥补“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

第二种主张中国仍然需要走计划经济的道路，认为前20多年的无效率并非源于制度本身，而是控制不力、执行不力和管理不善，所以要控制物价、控制预算赤字、限制外债、降低投资、确保举足轻重大型国企的发展是必须采取的经济政策。

第三种主张在1978年后占了上风，这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观点，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体制和制度上不合理的条条框框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他相信，中国要实现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改革，同时要对外开放。

邓小平的主张是有着全球大视野的，他是站在地球仪边上思考着中国对外开放。

从20世纪70年代，全球进入新的阶段、和平与发展的新态势、两种制度共存竞争的新格局。

一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大大改善。美苏之间的争霸，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侵越战争失败、阿富汗战争陷入困境逐渐转为僵持的局面，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大减小。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欧美国家政治上敌视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这个时期，中国主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只能是个别的、小额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及东欧国家也停止了与中国经济技术的交流。“文革”十年，由于极左思潮，中国经济建设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

“文革”结束后，中国领导人纷纷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触。中国同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而排除了经济技术合作上的政治障碍。中国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得到改善，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到1978年年底，中国已与世界上11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正如1978年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

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都已经渡过了二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重建阶段，得益于科技和管理体制创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经济获得持续高速增长，大步跨入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三是全球产业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和地区又正处于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移的过程，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寻找新的出路。这些国家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大量资本和技术需要找到投放的场所。这也为中国吸收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条件，而中国的广阔市场也是发达国家看重的。

伟人的大视野就此展开。

也就在这一年，1979年1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印上了邓小平的头像，封面标题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

其实，这时的邓小平，作为党的副主席、政府副总理和军队总参谋长，排名第三，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后，但美国记者认为正是邓小平“将世界上最古老的、最悠久的文明古国推向21世纪的决定性人物”。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教授认为，邓小平将完成近两百年来其他人试图实现的使命：为国家找到一条富强之路。

十二

这时，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也强烈地刺激着中国领导人。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在和胡乔木谈话中说：“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利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资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8%以上，在70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7%，大大高于英国、美国、德国2%~3%的年增长率。

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为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仅148亿美元。 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20年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对中国内地最具启示意义的是战败后的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年里就实现了现代化。

也就20年左右的时间，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竟然发展如此之快！

这不能不让人汗颜，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过来的中国领导人，他们对于当年“赶超英美”印象深刻。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激情澎湃地提出：“15年内赶超英国”。次年4月，毛泽东为《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写下了意气风发的批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可是20年过去了，不要说赶超英美了，和周边那些当年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国家和地区比也是大大落后了。

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到了1977年差距拉大了，还不到日本的30%，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不到。

往事有着说不出的苦涩。

那么，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路径实现现代化？

1978年，中国的外汇存底是十多亿元。如果仍然按照传统方式，以这点外汇来购买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根本不行。

这时，新加坡吸引外资的做法给邓小平留下很深的印象。

出访新加坡时，邓小平了解到新加坡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发达国家产业大转移的机会，不断从国外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

他还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邓小平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决心把新加坡的这个“经”取走。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和邓小平会谈的细节。邓小平就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和他单独会谈了三个多小时，“在当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资企业推动经济活动和发展、为人们创造就业和培训机会的，这些机会既包括培养优秀车间工人，也包括培养大批主管、经理、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才——我相信这一定是邓小平最为关注的” 。

李光耀认为，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至此，一个基本的认识——“利用外资”，在中央高层形成了一致。在中国可不可以选择一地，就像新加坡那样利用外资先期试验，如果成功的话，就加以推广，成为更多领导人思考的问题。恰如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后说的：“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中国对外开放也需要一个支点。

十三

197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国经济特区的故事就在这个会中定下了主题。

习仲勋率领广东省代表团来到北京，他在会上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在临近港澳的沿海地区划出区域专门对外交流合作和吸收外资。

习仲勋凭着他的资历和声望直言不讳向中央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广东的建议触动了邓小平：在南中国的沿海搞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吸收港澳、华侨资金，在经济上能够率先起飞。那么这块地方成功了，不就是那个可以撬动巨石的支点吗？即使试验不成功，那也不会影响全国。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对海外资本高度警惕。1972年，中国政府曾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1974年，中国外贸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

一直到了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同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港督麦理浩。在回答大陆居民去港人数太多问题时指出：现在应该采取两个途径解决：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励私人资金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邓小平的批示和谈话无疑是一种鼓励。

因此，在4月17日的会议上，习仲勋更进一步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

他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负责人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在场的中央领导对这个设想表示赞同。华国锋还鼓励道：“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

会议期间，习仲勋还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邓小平不断插话，并以背水一战的气魄鼓励广东领导：“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

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邓小平还说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杀出一条血路来！”

1947年，在“挺进大别山”的战役中，邓小平也说过同样一句话。那时，刘邓军队承受了巨大的代价，重武器过黄泛区时大多丢掉了，兵力也受到损失。但邓小平认为，我们只要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样就把当时的整个局面扭转过来，把原来敌人的后方变成我们的前进基地。从大局的方面看，就是把我们全部打光，从全局来讲也是胜利。

这就是真正的全局观和战略眼光。三十多年后，邓小平同样以全局观和战略眼光看待经济特区的建立。“杀出一条血路”——那是积淀多年的痛苦反思后迸发出的一句最坚决的命令，希望由此改变中国的整个局面。

十四

后来，深圳方面将经济特区诞生日定在1980年8月26日，那一天，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其实更严格地说，“特区”应该是在1979年的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诞生的。

会议期间，“先走一步”的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定不下来。

陕甘宁边区的火种在邓小平大脑中闪亮，灵感豁然而至，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邓小平，邓小平一见他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

谷牧心领神会：“明白了。”

一锤定音，决定了经济特区以及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命运。当天晚上，谷牧给习仲勋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

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广东。1979年4月21日下午5时半，一个长途电话从北京传到了广州，记录者以激动心情飞快地记下了需要传达的中央工作会议内容，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试办特区。为了调动侨胞和港澳同胞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要划出一定地区，作为投资场所，如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上海的崇明岛。

尽管只有短短70个字，但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在1979年的晚春，经济特区悄悄地诞生了，而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有关“特区”称呼的诞生还有不同的说法。

据习仲勋儿子习远平回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时，谈到广东省拟在深圳、珠海设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但如何定名还有争议。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吧。

习远平说：“小平同志与我父亲的这番对话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相识的时候，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我父亲当时为延安把守着‘南大门’也称‘关中特区’。当时的关中特区与国统区犬牙交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小平同志在我父亲主政的关中特区所在地桃曲园驻扎过一段时间，对此印象深刻。”

当年关中特区的领导人，现在要在边境开辟新时代的“特区”。

那么，被冠上“特区”之帽子的地方，是怎样的面貌？

仅以深圳为例，在1979年仅是濒临珠江入海口的一个边陲小镇，本意就是田野里的一条深水沟。人口不足3万，面积仅3平方公里，街道狭窄，市容破旧，200米不到的“鱼仔街”脏乱无序，仅有的一幢五层楼房已算是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了……点一支香烟不等燃完便可兜遍全镇。

那时无法想象这么一个落后的地方办成经济特区会怎样，但邓小平的视线，洞穿历史和未来，已经紧紧盯住了这个小镇。这个小镇就像内地的一个窗口，正向对面的香港打开。

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1978年我参加了那次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实行党中央五个常委集体领导的办法。他们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听一次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六个代表团的汇报，汇报时各常委的发言和插话，各代表团去汇报的人回去就传达。其中有一次邓小平讲他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主张，举了十来个这样的城市为例，第一个就是深圳，而且说的就是深圳这个地名，而不是宝安。

于光远认为，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理由就当时来看，就是便于开展对外贸易。

这时的香港已经成为纽约、伦敦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内地需要一个面向国际金融中心的窗口，这个窗口就是经济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