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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5月11日至6月6日，被叶剑英称为“侦察兵”的谷牧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的十多位负责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到粤、闽两省进行考察。

之后，6月23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讨论会上告诉代表们：“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自主权大一些。同志们提出，中央也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搞成特区可能发展快一些。因为广东和别的省不一样，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面对港澳，实现四个现代化，广东能够发展得快一点。我派谷牧同志去那里，专门做了些调查研究，听取了省领导和各方面意见，回来后给中央写了个报告。”

谷牧被中央委以重任。但是，那时无论高层还是基层，对于经济特区这个概念是非常生疏的，更遑论经验了。

叶剑英曾鼓励谷牧说：“谷牧，你懂经济，搞特区我放心。小平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你就是侦察兵，要杀出一条血路。计划经济搞不通，也许你搞特区能给中国找到出路。”

谷牧并不是学经济出身的。他早年在山东省立第七（文登）乡村师范学校读书，1934年任北平左联支部代理书记，后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亲历了“西安事变”。1948年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35岁的谷牧面对着战后百废待兴的济南，加强治安，稳定金融，安抚工商业者，使济南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他写给中央的关于接管济南的三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三次批示，并转发全党。那时，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中共领导人还缺乏城市管理和工商业管理的经验。

也从那时，谷牧就一直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尤其是在1955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都是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的国务院工作。

1978年，谷牧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他的思想也已大大解放了，尤其是经过欧洲考察，他曾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谷牧是中国高层最开明的官员之一。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中国开放的操盘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经济特区CEO”，这是国内外媒体给予谷牧的评价。

1978年，谷牧接到日本对华友好人士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低，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长期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张口提出。

9月，谷牧访问日本。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殷切地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我们已经等候一段时间。田中曾于1972年9月，以日本首相的身份访华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由此中日邦交正常化。

据刘会远回忆，临行前，谷牧的老母亲很不理解：“你去那个地方干啥？”因为老母亲知道1941年谷牧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斗时，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日本人还把谷牧家的房子都烧了，灶台都砸了。

那次访日，谷牧促成了中日第一笔为数50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年利3%，还款期30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笔外资贷款，此举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

或许老母亲并不理解其中的真正意义，“我奶奶后来在电视里看到父亲签约场面，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刘会远回忆说。

曾跟随领导拍摄的《深圳特区报》摄影记者江式高回忆：“谷牧的思想很解放，在小范围什么都讲，有时让我们听了都吃惊。他指着我说，‘你给我照那么多照片干啥？’又说，‘你们都不准做记录，运动一来都拿出来了！’说完，他笑了。”

1979年，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应邀访华，吴博士享有“新加坡经济发展之父”和“新加坡经济塑造者”之称。

接待他的正是谷牧。谷牧很坦率地告诉吴庆瑞，不久前中央领导已经拍板决定对外开放。但是怎样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学习，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国务院已经决定，仿照新加坡裕廊工业区的形式，在中国的广东和福建建立类似的出口加工区。但是如何选择地点，如何控制规模，如何在全国逐步推广，谷牧向吴博士请教。

吴博士回答：虽然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成功，但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西部差异大，无法照搬新加坡模式。吴博士向中国领导人建议，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差距，中国改革开放的规模和顺序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就全国来说，首先中央政府选择适宜的三四个城市，作为中央经济特区进行改革开放试验，将出口加工区作为中央经济特区的一部分。中央经济特区的地点，宜选择与香港、澳门或台湾较近的城市，可以借助港澳台的金融、技术和贸易优势，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推广到国内其他省区。

第二，就中国东西部来说，首先开放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各省，待国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再启动中部地区的开放；最后集东中部地区的力量，开发经济相对落后、面积辽阔的西部地区。

第三，就东部沿海各省来说，首先每个沿海省份选择一个适宜的滨海城市，作为省政府开发区进行改革开放试点，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开放这些省份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

吴博士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世界各国的特区都是政府投资兴办的，而中国的经济特区是靠特殊政策兴办起来的。他当时向中央建议的特殊政策，就是“跳出现行体制之外”，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制度后发优势。

但是，习惯了计划经济规则的中国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几乎一片茫然。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急需要“侦察兵”。

二

中央派谷牧到广东和福建就是要帮助两地尽快建立经济特区。

5月14日，谷牧一行来到深圳。那时的深圳条件太差，深圳最好的宾馆是新园招待所，因为靠近河浜，蚊虫肆虐。“父亲当年入住，晚上一抓，就是几十只蚊子，密密麻麻。当时宾馆附近就是施工棚架，吃的也是一个盆子几个菜。”刘会远说。

招待所没有空调，而深圳四月底已经进入夏天，最热的是在6月至8月，这时谷牧已是65岁的老人了。

尽管已过花甲，但激情依旧，谷牧还不断地给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领导鼓劲、打气：“全国的体制要改革，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广东发展快一些，意义重大。”“中央最近那些决定，决不翻案，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总之，思想要更解放一点。”

5月16日，考察深圳、珠海后，谷牧感慨地说：“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

他还勉励众人：“什么‘风景那边独好’，将来是我们这边风景独好。现在是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往我们这边跑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吧。” “我们不能再睡觉了，要醒过来，来一个大转变。”

有学者注意到，谷牧在与习仲勋、杨尚昆等广东领导的谈话中，提出了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安排生产，以适应港澳市场的需要。这是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对广东提出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文革”刚刚结束，“商品经济”还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即便在一年后，国家体改办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用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也在各省的书记、省长中引发很大争论，最后文件只好暂时作罢。

谷牧有胆识也有谋略。5月24日和25日，谷牧一行来到汕头视察，对于汕头办“特区”，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

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决定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上海崇明岛试办出口特区。但是，据吴南生回忆：“在这期间，谷牧同志和我个别交谈。他说，中央有个意见，汕头办特区的条件不够，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我也不负责办特区了。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故乡，而是办特区的建议是在汕头酝酿开始的，海外和港澳的朋友们都知道。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不能办特区的！谷牧说，啊，要讲信用！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我说，行。这就是中央决定缓办汕头特区的内情。”

谷牧当时为什么认为汕头不具备办“特区”的条件？而汕头经济特区后来的发展，似乎也印证谷牧的远见。对于这一点，很值得研究和总结。

6月6日，广东形成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谷牧带着广东的报告再赴福建。

很快，福建也写出了《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谷牧将两个报告带回北京。

三

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大逃港”，形势越发紧急，倒逼着北京高层，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同年6月13日下午，北京召开关于逃港问题的会议，国务院领导及有关部委负责人心情沉重地听取了广东省副省长寇庆延有关广东偷渡外逃的汇报，会议要求1979年7月5日前，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广东省要基本刹住偷渡外逃风。

领导们都明白，要彻底根治偷渡，就必须为老百姓找一条生路。

王震直言不讳：反外逃，主要还是发展生产，分配只有几块钱，怎么行呢？

李先念忧虑地在会上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每人平均每月（收入）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太不像话了……听起来寒心。”

他还强调：“生活问题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

在高级领导人中，李先念是长期主管经济的，老百姓穷到这个分上，其内心的痛苦和愧疚可想而知，而长期主管军事的叶剑英也在为家乡广东梅县父老乡亲生活困难感到难受。其女儿叶向真回忆：“我至今还记得，每当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报告，心情很沉重，经常独对四壁，沉默不语，一位身经百战之元戎，甚至为此落下眼泪。他说，出现这样的‘逃港潮’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谷牧在会上直言：我这次在边沿跑了一趟，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生产、生活差距太大；二是精神状态不行。边境的思想工作问题很多，我们这边工资低，跑到那边就不同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不足。

谷牧还认为，下一步要搞“特区”，这个问题不解决，还要出乱子，那问题就大了。

偷渡也大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港督麦理浩约见内地驻港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大批内地人涌入香港的问题。香港的新闻媒体把内地逃港者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提出“中国难民”问题，国际媒体称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

当时国内传达的文件称大规模的外逃，“有损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有损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由于形势的逼迫，建经济特区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一个月后，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正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两个报告。文件指出，粤闽靠近港澳，海外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因此，中央决定，在粤闽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文件还批准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随后，中央确定由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此项工作。

这个文件意味着中央正式批准建立“特区”，而当地人更直白称50号文件为“特区”的“出生证”，香港人则称为“出世纸”，因为它将呵护一个新生婴儿——经济特区的平安成长。

在中国“特区”历史上，这是中央第一个有关“特区”的文件，又称为老50号文件。文件更具体更务实地规划了经济特区建设的方案。

于是，多年后就有了经历了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首歌——《春天的故事》：“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那个圈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神来之笔。

四

如果说，邓小平发出了建设经济特区的总攻令，那么粤闽两省的报告就是总攻的作战方案。如果说，总设计师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么谷牧和广东福建的地方领导则绘制了一张规划图。

曾有记者注意到，报告中提及：“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合作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于是，追问吴南生：“如果‘某些’外国厂商中包括以色列或韩国的客商怎么办？”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吴南生答：“如果他们不是通过政府而是通过国际商业机构来与我们联系，我想当然是没有问题。”

在刚刚走出“政治挂帅”的年代，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

同年8月3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通知》（国发〔1979〕202号文件），文件第十四条提出：

试办出口特区。为调动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更有效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生产，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厦门、上海市崇明岛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

不过，这时的正式文件中，说的是“出口特区”，而不是“经济特区”。

有了前后两个文件，如“尚方宝剑”在手，广东和福建两地领导人都迅速地行动起来。

习仲勋自称其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

确实，在办“特区”过程中，当事人的胆魄和智慧不断地受到挑战。比如，究竟怎么搞？是小搞搞，还是大干一场？

以习仲勋为首的广东省委一班人是希望大干一场，唯此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彻底根治偷渡。但这样做，阻力大风险大。

毕竟，那时还是一个严格执行计划经济的时代，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没有地方领导的无惧无畏，“杀出一条血路”只是空话了。

因此，同年9月20日，谷牧陪同丹麦女王来广东，习仲勋当日就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了解了中央领导更具体的要求，提到了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

可以肯定，习仲勋得到了谷牧的明确指示。次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他详细解释了广东先走一步的背景：“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做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办法搞经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中央为什么同意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先走一步，那是因为我们有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我们一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快就表态同意。”

习仲勋从更宏观的角度提醒各位要“大搞”的战略意义：“这件事情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搞好体制改革，以适应四化的需要。如果我们广东不提，中央也会提出来。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像小脚女人走路。”

9月22日，谷牧和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人座谈，或许是看出了地方干部的忧虑，他再次强调了时间和速度。

其间，谷牧明确而坚定地告诉众人：“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

他还鼓励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

最后，谷牧说：“贯彻中央50号文件，必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文件也没有写那么多，那么具体，碰到什么问题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拖，时间就是速度，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得力些。”

可以看得出来，那时中央领导人身上的紧迫感。

12月，谷牧在听取广东、福建的领导汇报时，进一步鼓励道：现在要看你们的戏了。中央一些部门思想解放不够，我们继续做工作，你们的筋斗也要翻起来。

显然，中央领导希望地方率先起来，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更直接地说，就是要冲破中央大大小小部委的各种文件规定的束缚。习仲勋心领神会，当场就对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孙悟空”的说法也来自松下幸之助和邓小平的一段对话。

1979年6月，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访华。松下老人被人称为“经营之神”。1978年，邓小平曾访问了松下电器公司。

到达北京当日，松下应邀观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从而引发了一段有趣对话，他告诉邓小平：“企业管理是个综合性的艺术，经营也是立体空间的，有无限创造性的艺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综合艺术家。前天，我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神通广大。经营管理者也应该像孙悟空那样神通广大才行。”

邓小平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缺少孙悟空。”

吴南生原先在省里负责宣传文教工作。这回，他要做孙悟空，负责广东省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后又去深圳第一线。他曾动情地宣布：我要“弃文从商”去办“特区”了。经济不发达，文化、科学、教育事业是发展不了的。希望“特区”能办成，赚了钱，支持你们大力发展文教科技事业。

习仲勋不仅仅鼓励鞭策省一级的干部，而且一再给基层干部加油鼓劲。

10月24日，习仲勋在广东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邓小平要我们放手搞，不要小手小脚，只要不丧权辱国，能够把经济快点搞上去，就放手搞。”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5月，习仲勋先后两次向广东省高层官员传达了邓小平那句悲壮的名言：“杀出一条血路来”。

要大搞，要做孙悟空，要“杀出一条血路”。在1979年的春天，南方的改革者们内心充满了阳光，激情在血液里突奔着，群情振奋，他们要大干一场，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对于改革者，那真是一个“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时代。

五

要大搞，最先遇到的麻烦事是名称问题，为“特区”定名，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1979年10月31日，吴南生主持召开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创办“特区”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做法。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市的市委书记以及省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为讨论未来的“特区”名称问题颇费脑筋。

此时的吴南生就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要为新诞生的“特区”起名字。

此前，有“出口特区”之称，还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加工区”之说等。

吴南生回忆说：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要办特区了”的消息传播得很快，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是，北京有另一个声音说：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

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按照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权威说法：“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南方的改革者得到启发，对，就叫“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比“出口特区”之类的名称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功能更多，作用更大，与中央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最贴近。

原广东省特区办副主任、深圳市委书记秦文俊回忆说，“觉得是不是可以在特区的前面冠上‘经济’两个字。当时世界也没有哪个地方叫经济特区，没有这个名词，有的只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那么这就存在着一个怎么翻译的问题。按照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两个字，可以解释为低档的、便宜的。我记得过去解放以前，我在街上看到有经济客饭这几个字，翻译出来会不会有这些误会？后来又请了香港的一些人专门来谈，又把这个意见向省委、向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汇报了，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1979年12月12日，北京京西宾馆，吴南生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集会议上，第一次向中央汇报中明确提出了用“经济特区”名称的建议。 为此，吴南生在汇报时专门做了解释：

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住宅区主要提供给科学家、投资者、高级技术人员、华侨居住，为他们创造投资、工作、休息的良好环境。这也是一种吸引力，而且根据国外的经验，经营住宅比较容易上手，如果先建一部分住宅出租或出卖，特区整个建设所需资金就有来源了。建立科研区，看来也十分必要。台湾已在新竹市一带划出2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作为“科学工业实验园特定区”，区内办科研，也办工业和住宅，条件比其他工业区更优惠，目的在于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到台湾定居。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因此，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其含义会更确切些。

这年12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大约700字的消息，报道了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相关情况。细心的读者发现，文中出现了一个新鲜词：“经济特区”。

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在新闻报道中使用这一词。

1980年3月下旬，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会上，究竟叫什么“特区”仍在争论中。

不少人提到“特区”不但要办工业，也要办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将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种功能，因而“出口特区”这个名称，就难以概括其全部功能和作用。谷牧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正式定名为涵盖更宽的“经济特区”。

多年后，有学者认为这一改也就将“特区”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明确了，即从出口为主转变为以改革试验为主，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特区”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谷牧在会上提出了市场调节一说：“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

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形成了《纪要》，当年5月16日，中央以中发〔1980〕41号文件批转全国，指出试办经济特区，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采取积极又慎重的方法。文件还称：“特区”的管理，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

这是中央专为“特区”发的第二个文件，正式提出了“经济特区”。更有历史意义的是，文件明确经济特区实行市场经济，也非计划经济。

由此，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六

就在中央高层急切地思变时，边境上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也在思考致富之路，饥饿的百姓再也等不及了。

1978年5月，深圳莲塘村边的深圳河上悄然冒出一座桥，它宽40厘米，长不足10米，却能连接深圳的莲塘和香港的麻坑。

因无任何报批手续，这座简陋的小桥不仅惊动港英当局，也惊动了中央政府。桥的设计和建设者是时任莲塘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万仲英，他的理由“就是为了遏止村民逃港”。

20世纪70年代，转业回莲塘的万仲英当上了村书记，他上任后最大的任务就是遏制“逃港潮”。

万仲英想了很多办法，但莲塘村的“逃港风”不仅没有被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莲塘人都说：“好男不留莲塘，有女不嫁莲塘。”

万仲英明白，要阻止村民外逃，就要让农民吃饱穿暖。他发现，逃到香港的莲塘人大都同样从事种菜养鸡，却生活得很好。他说，莲塘要富，就要利用香港，过境致富。

在宝安县的协调下，1978年，莲塘将散落在香港的110亩“插花地”要回，并申请到了110个过境耕作证。而那时，横亘在深港之间的深圳河，是村民过境耕作的屏障。

当时的深圳河上，只有文锦渡、罗湖桥、罗芳桥，要自行在河上再建一座桥，得冒巨大风险。村民劝万仲英去报批，万仲英胆大，大嗓门说，要等政府同意，10年后都建不成，“为了莲塘富起来，判我劳改也愿意”。

万仲英偷偷带着村民建桥，被港英当局官员发现。第一次，万仲英正在河里修桥墩，看到港英政府官员来调查，就干脆躲在水里不出来。第二次，官员又来调查，万仲英不及躲避，就干脆顶撞说：“就是枪毙了我，也要建。”无奈之下，港英当局向内地交涉，广东省委、广东省外事部门都来干涉，要求马上停止修桥，否则抓人。但官员们前脚走，万仲英后脚就又跳入深圳河，接着再干。

桥建成了，村民过境耕种再也不用蹚水过河了。后来，万仲英又带领村民与华润公司合资在新界办了一个养鸡场，并在东门开了一家莲塘饭店，村民开始逐渐富起来，逃港的人逐年少了。

万仲英为这座不足40厘米宽的小桥取了个大名——莲麻国际桥。30年后“国际桥”已少有人行走，几近荒废；而当年出走香港的村民，大多已返回莲塘定居；在“国际桥”那头的香港麻坑村，3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草木茂盛，一片田园风光。

多年后，万仲英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改革开放应该给深圳30万原住民立一块碑啊！当年，哪一条路不是冒着杀头、撤职、蹲大狱的生命危险杀出来的？”

七

其实，对岸的商人也很急切地要抓住商机，胆大的香港商人开始走进内地的大门。

1978年9月下旬的一个黄昏，香港商人刘天就和他的太太各自侧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穿过一条黄土飞扬的小路，经过一片菜园，半小时后抵达罗湖桥准备过境。此前，刘天就已经在宝安县深圳镇察看了厂房。

当时，深圳还没有公共汽车，香港人从罗湖桥上过来，不论是多大的富豪，只能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颠簸前行。深圳人把这叫做“踩单车”。

刘天就时为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社长，他相中深圳生化制药厂厂房，打算改做皮鞋厂。

刘天就是第一个在深圳大规模投资的港商，先后被多名中央首长接见，树为改革开放的领头人。在深圳经济特区史上，“刘天就”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毕竟，那时海外对大陆还很不了解。曾为福建省省长胡平在1984年去美国向当地华人宣传大陆的开放政策，就有人很认真地问：你们大陆实行共产主义，我们去投资，你们把我们的财产“共产”了怎么办？

1978年11月26日，刘天就在深圳投资的深圳皮鞋厂开业。

按照最初与深圳镇政府的协定，深圳皮鞋厂属于“三来一补”企业。刘天就从意大利或者印度进口皮料，运抵深圳，深圳工厂按总部提交的设计单将这些皮料生产成鞋面，再出口至香港的妙丽公司，香港产的鞋帮与深圳产的鞋面对接缝合后，再由香港妙丽远销至欧美等地。

合作过程中，刘天就负责提供皮鞋厂的生产设备、技术和原材料，深圳则按一双鞋面1.5港元的价格收取加工费。之后，每年加工费递增30%。对于刘天就的设备投资，深圳将按补偿贸易的方式予以返还，每年从加工费中扣除20%，直至扣完为止。

那时，深圳镇还找不出一个制鞋熟手，甚至安排进皮鞋厂的员工中没有一个人见过制鞋工艺。于是，在罗湖桥边出现了这样一幕：每天由皮鞋厂厂长亲自踩着自行车接送香港的技术人员。

也在这一年的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也是历史的巧合，在这一个重要的历史日子里，深圳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及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署了“三来一补”协议书，该协议书为“深轻宝第001号协议书”。

那天，香港商人冯志根代表香港怡高实业公司与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和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签署了一份协议：“……在友好合作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双方代表就发热线圈来料加工业务，进行了充分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协议如下……”

“当时我们得到了大陆改革开放的信息。”冯志根回忆，他首先找到广东省二轻工业厅，“他们很欢迎我们来投资”，在得到批准后，他们将厂址选在石岩上屋村。

“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一个朋友是石岩人，他知道我们要到内地设厂，就提出不如到他家乡去，可以让家乡发展起来。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石岩。”

签约那天，为了欢迎香港来的客人，上屋村特地杀了一条黑狗，就挂在村委大门上，这让冯志根哭笑不得：“我是不吃狗肉的，香港那边也不流行吃狗肉。”

当年这份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合同后来被深圳档案馆收藏，编号为001。

今天来看，“三来一补”算不上什么。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最初“三来一补”的小企业技术含量低，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都已经为中间商所获得，而企业只赚取一些加工费，也就是靠着低廉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厂房，赚一点点辛苦费。

或许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会问，为什么不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30年后，原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当时我们也想引进先进的设备，技术档次高的，但是人家不来。人家的设备投资都很大，人家不知道内地的政策还变不变。你现在说改革开放，谁知道你将来还变不变，什么时候变。弄不好再搞一个公私合营，弄不好再把我没收了，弄不好把我资本家再斗一番，那我不是完了嘛？所以人家资金投资大的，设备要好的，在香港观望。”

后来，曾经有过谁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争议，有人也做很多的考证。但是从更广阔的历史变迁视角看，谁是第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起到了“蚂蚁作用”。按方苞的说法：“只有第一个蚂蚁进来了，那个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进来，他尝到甜头，不断地进来，就形成了一个气氛，一个势头，人家都认为政策不会变。他的实践证明你的政策是稳定的，他就来了，后来果然是这样。”

果然，此后“三来一补”如星星之火开始在沿海地区“燎原”。

1979年夏天，世界五百强——百事可乐也走进了深圳。由此，第一家中美合作工厂在深圳诞生。

正如中国大学者钱钟书用的一句大白话：“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

1979年8月28日，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给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资建厂的意愿。之后，顶着毒太阳，他走过了罗湖桥，但找不到公交车，更看不到出租车，倒是有不少人推着单车在关口拉客。烈日下，李文富只得坐在单车后面，转了几个圈子，才找到当时承担招商引资工作的深圳市政府对外联络办。在深圳方面的推荐下，又找到了生产饮料的深圳罐头厂。

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业务代表竟然是坐着自行车后座去谈生意，同样，签订合约时，深圳罐头厂竟然弄了辆四轮拖拉机作为迎宾车，把代表们从火车站接了过来。

和跨国巨头比，深圳罐头厂实在小得可怜，按当时的规定，如果跟百事可乐合资，中方必须出资51%以上的股份，这就意味着深圳罐头厂至少要拿出100万美元，深圳罐头厂哪有那么多资金！

合资不行，那么就合作，深圳人以创造性的思维和美方谈妥合作协议，罐头厂以土地等作为出资，百事可乐引进两条全新的生产线外加5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作为出资，中国第一家中美合作企业终于在深圳诞生。

奇迹就是在不可想象中产生。

凭此成绩，李文富成为了这家公司当年从全世界14个销售区15000多名候选人中评选出的两位杰出员工之一，公司总裁专程从美国赶到香港为他颁奖。李文富被称为用单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但是，负责和李文富谈判的深圳市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后来的深圳饮料汽水厂董事长何耀日子却没有那么好过。他回忆：“1981年冬天，我去中央召开对外经济贸易会时，提到百事可乐引进的情况，外贸部门的负责人还集中‘围攻’我，说我搞标新立异等。因为与百事可乐合作，外面传言说我做了‘卖国贼’，是‘帝国主义的爪牙’，说帝国主义的魔掌又伸来了。直至多年后，百事可乐投产后，还有人写了五条的告状信告到省里，说我与资本家搞在一起，收受贿赂，损害了工人的利益，说导致了1亿元的外汇流失等。”

与此同时，美国另一家饮料巨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大陆的故事更是百般曲折。

1978年年底，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

美国人最先希望在上海设灌装厂，上海有着更大的市场，有技术和人才，而且早在1927年上海就有了可口可乐生产厂，到1948年，上海就曾经成为可口可乐在美国本土之外第一个销量超过100万箱饮料的市场。

但是，上海有关方面却对中粮公司引进可口可乐落户上海反映强烈。有人指责中粮公司“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还有人写信给中央领导。

极“左”的意识形态在这件事上发挥极致，而民族主义情结也被挑起。可口可乐不得不改在北京建厂。

长期的闭关自守，造成了中国人对外交往时神经极度紧张。曾为福建省省长的胡平回忆，当年因为接触外宾少，外事纪律很严，曾有这样的要求，请外宾吃饭必须经省长批准，“我记得当时龙溪地区公署要请外宾吃饭，给省里打报告，这种事情也要省长来批。”

1982年，可口可乐在北京的几家商场做了一次很普通的促销活动，也竟然引起媒体的激烈反应，称这种做法“侵入中国，引进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北京日报》在内参上登出文章——《“可口”未必“可乐”》，文章列举了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数条罪状。最后只准卖给外国人。可口可乐方得知后很不理解。

由此可以想见，深圳引进百事可乐的风险和意义。

1985年，时任美国副总统老布什访华到深圳，特意来到深圳与百事可乐合作厂，面对着两百多名中外记者，从流水线上拿了一罐百事可乐，喝了一口潇洒地说：“深圳的百事可乐口感比美国的还要好。”

布什为深圳的百事可乐大大做了一回广告，深圳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信息：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

仅仅几年的功夫，全封闭走向了全开放，真是恍如隔世。

15年后，深圳与百事可乐合作的企业所产生的利润总额相当于当初投资的20倍！

30年后，石岩上屋怡高电业厂的最初那幢二层楼的厂房变成了劳务工博物馆的一部分，向参观者讲述当年“三来一补”和打工妹的故事。

回首改革开放史，可以发现当国门慢慢地打开后，最先是外资伴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走了进来，随之新的观念、新的知识、新的标准等也涌了进来，最先在经济特区落地，并与中国传统的体制、文化、法律乃至意识形态发生了冲突。从历史进程看，经济特区就像是一块缓冲之地，也因此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冲突、压力。

怀疑、指责、讥笑，口水喷向“特区人”，整整前20年几乎没有断过。

八

庄世平老人就曾因与有关部门观念不同，拍案而怒。

庄世平是香港银行界的一代巨擘，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侨联副主席。

他曾升起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并一手借钱创办了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跻身世界500大银行之列，最终又将其无偿捐献给国家。

1979年2月22日凌晨，庄世平被电话铃声吵醒，电话那端是吴南生从汕头打来的，他刚刚发出了一份1300字的电文，向广东省委建议在广东设立“出口加工区”。

吴南生央求庄世平：“我这里只有台湾的大概资料，但别人的做法、管理、政策法规一概不知。其他地区的情况更是无据可查。我们要办加工区，不借鉴人家的经验，谈何容易，请你帮忙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被吵醒的老人没有生气，欣然答应了这个要求。“特区”，从此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1979年3月中旬，庄世平就把多方搜集的有关台湾出口加工区的全套资料传到吴南生手里。4月6日，又传去菲律宾、新加坡、墨西哥、美国等创办自由贸易区、边境工业区、出口加工区的相关资料。

吴南生回忆：“没有这些资料，我们很难了解外面的世界，更难以研究、规划特区条例和制定特区规划。例如：深圳特区面积原计划38平方公里，后来了解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工业区很大才下定决心把深圳与香港毗邻的地方，全都划成特区。”

1979年年底，广东省委、省政府邀请港澳人士座谈。

庄世平发言激昂慷慨：“邓小平同志说要由此杀出一条血路，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能不能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好，关系到我们政权的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解放以来，我们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今天学这个理论，明天学那个论述，偏偏就忘了马克思主义最经典、最根本的一条：物质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还有什么优越性！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再失望下去了，失民心者失天下呀！”

庄世平还对草拟的有关“特区”的文件提出批评：牵制多、条框多。特别是所得税率，高达30%，虽然比其他省市略低，但几乎是香港的两倍以上。这样的“特区”，谁会来投资？

庄世平开始了对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劝说，令他失望的是听者噤若寒蝉，还有人说税率比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更低，那岂不是会被质疑“我们更‘资本主义’？”

老人怒了，他知道这种不愿承受一点政治风险的特区条例最后只会沦为废纸一张。他拍案而起：“这样的‘特区条例’订它何益！如果把这样的条例付诸表决，我和港澳的代表将投弃权票！”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主张“团结一致”，举手“一致拥护”的年代，这样的声音所要担负的政治风险。广东省港澳代表对广东的特区条例投“弃权”票，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情。

庆幸的是，1980年8月26日批准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还是吸取了庄世平的很多具体意见。尤为突出的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所得税率为15%，比香港还低！

吴南生心怀感激地说：“办特区，他是我的老师。”

九

在经济特区的初创时期，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人们对经济特区的性质、功能、地位、作用，以及如何管理等许多问题都有不同看法。有人充满激情，也有不少人心存顾虑，而海外投资者更是期望有法律保障。

吴南生回忆说：“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中国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经济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因此，吴南生希望建立经济特区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为此，吴南生开始组织人马起草《经济特区条例》。起草者们发现，他们所遇到的难题，是前所未有的。

起草者之一、深圳市委常委兼秘书长丁励松说，起草之难，在于许多问题十分微妙：如何在现有的体制内来确立经济特区的自主权？如何确定经济特区的税收、劳务和地价上的优惠价格？而最伤脑筋的，是在提法上的字斟句酌：比如你要说“地租”，“租”这个字就是犯忌的，“因为过去有过‘租界’、地主‘收租’之类的称谓。经过大家的冥思苦想，最后改叫做‘土地使用费’，这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发明。”

共产党政府收取地租？那时在人们的印象中，地租是地主老财向佃农收的。

地租，那是一个罪恶的词，带着劳苦大众的血。没有人敢用这个词。

吴南生回忆：对于最敏感的“地租”问题，万幸的是，在《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中都有关于租地的理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说：“不怕租出格罗慈内的四分之一和巴库的四分之一，我们就利用它来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讲得多好啊！不过，我们还是把“土地出租”改为“土地有偿使用”，到上面容易通过。于是，“地租”改称“土地使用费”，之后，成为全国通用的新名词。

那段时间也是吴南生紧张而痛苦的时期。他事后称：这就像“怀孕时期”吧，这个“怀孕”可是好难受的啊！

《经济特区条例》两千多字，前后修改了十三稿。用丁励松的话说“是从纯青的炉火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说是字字千钧”。

为了给《经济特区条例》找到理论依据，一批精通马列主义理论的专家被请到广东省委党校。学者们在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写作大纲里，找到了这样一段话：“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吴南生立马将这段话告诉了谷牧，谷牧听后高兴地说：“太好了，真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完成了《经济特区条例》后，吴南生还坚持：“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不然，有一天杀了我们的头，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吴南生找了叶剑英元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正好在广东视察。“我当面请求他把条例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叶帅很支持。”吴南生回忆说。

但是，北京传来消息，有人不同意把《经济特区条例》拿到人大讨论，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条例是拿到全国人大来讨论的。

吴南生请叶帅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转告叶帅：经济特区是中国的，只是设在广东，所以广东的《经济特区条例》是中国的条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办经济特区，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我们是无法去创办的。

叶帅就回了三个字：“明白了”。

这年4月2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经济特区条例》，并决定报全国人大。叶剑英得知后，即在五天后到深圳视察。这时的叶帅已经是83岁高龄，身体不太好，双腿移动已有些困难，那时从广州到深圳交通不便，但他硬撑着到了深圳。深圳住宿条件很差，蚊子又多，他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连床垫也是临时从当地一家床垫厂找来的。

8月26日上午，叶帅亲自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泽民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和制订《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

江泽民首先向与会者解释了建立经济特区的依据和性质，这种经济特区吸收了世界上一些出口加工区的有益经验和通用做法，又有我国自己的特点。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特定地区内，鼓励和利用外国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方式。

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定名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更加开放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建筑业、高技术研究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由于它比一般出口加工区的范围要广一些，是综合性经济事业，所以定名为经济特区，以示区别。

最后，他告诉与会者：由于我们办经济特区缺少经验，一下子拿不出一个总的经济特区条例来，因此先搞一个《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大会表决《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叶剑英主持会议，问在座：“材料都看了，也讨论了，我看可以试行吧，怎么样？”

与会者举手通过。这样一份由广东省起草的、名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地方性法规，最后由全国人大通过，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事。

江泽民在这次人大常委会议上所作的说明，后来被收入《江泽民文选》第一卷，成为开卷之作。

根据最初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8月26日这一天，就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这一天，也被视为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日。

当晚，深圳市委领导们集中在招待所收听广播，那清晰明朗流畅的声音听来格外震动人心。

今天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

听者无不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199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十周年，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