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首先就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和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就无从谈起。解决这一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因此，必须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

1.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认清国情，最根本的是要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看，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毛泽东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要改变中国近代以来在世界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使中国真正在世界上站立起来并且能够站稳，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因此，完成“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民谋求幸福，成为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历史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不久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依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出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在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有的人认为蒋介石建立的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为中心领导的政权”，封建残余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因此，社会性质变了，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如何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政治问题。

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认真分析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认为“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经济政治制度是“半封建制度”。同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 在进一步调研和对国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做了全面系统论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从毛泽东的全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于：第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已被破坏，而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然保存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明显的优势。第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较大作用。但这种力量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十分软弱，并在许多方面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第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第四，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在世界范围是少见的。

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与其他次要矛盾相交织，形成了尖锐而复杂的矛盾斗争，进而造成了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展开，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环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2.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

在对中国国情分析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极大的不平衡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一特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为重要。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多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各派新旧军阀一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中国的国情作了更加深刻而形象的分析。他指出，中国的特点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此外，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帝国主义间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的不统一。加上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的开展，这些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但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

3. 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决定了中国要走新式的特色的民主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在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除了俄国1905年的革命外，主要出现过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资本主义统治、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应该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精英在黑暗中苦苦探索救亡图存和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在历史的选择中，“向西方学习”成为许多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和办法，并先后提出了“走日本人的路”、“走英国人的路”、“走德国人的路”、“走美国人的路”等方案，力图通过借鉴和模仿欧美、日本的资本主义道路来挽救灾难深重、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是把向西方学习作为拯救中华民族的根本方向。但这种种努力，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最终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命运。这也意味着，在中国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路不通。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入中国之后，在我国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围绕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出路问题进行了长期和激烈的思想文化论争。先进的中国人经过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实践探索及对各种社会思潮认真反复的比较，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结果。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深受苏俄影响，那么，照搬苏俄模式，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证明，这一条道路也脱离了中国实际，也是行不通的。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解决欧洲社会资本主义确立以后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而创立的理论，主要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其所具有的人民属性、批判精神和实践取向等特点，都打上了欧洲的烙印，具有欧洲的气派。当然，其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与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俄式革命”道路及列宁主义也只具有指导意义而不能照搬照抄。正如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的，东方各民族共产党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的一个任务，就是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 可见，列宁自己也清醒地看到了东方各民族国家的革命要走自己的路。

从中国革命的实际看，从1921年建党到1936年红军长征来到陕北，短短的15年间，中国共产党遭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走了一条极其曲折而复杂的路。遭遇失败的原因在于我们未能真正把握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中国共产党人要找到这一规律走自己的路，仅仅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是不够的，那只是“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通过艰苦的探索，学会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换言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正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辩证法和指导中国革命的辩证认识运动的反映，是毛泽东对其以往哲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实践论》阐述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以及认识发展的总规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路线和认识方针；《矛盾论》讲解了事物的矛盾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重点解说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理论，阐述了认识中国社会特殊国情、处理中国特殊矛盾、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两论”批判的是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阐释的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特殊矛盾认识而获得的认识矛盾的方法和思考理路。可以说，不是亲自领导了中国革命、直接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是经历了同党内一次次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论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问世，真正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先进理论，转变成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论、方法论，并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革命从此踏上了一个不一样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