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发生在西风东渐的后五四时代，革命直接从苏联取得理论资源和实践示范，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因而，近代西方文化、苏联革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主要思想资源。以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为主导，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与政治需要，有选择、有重心地提取、配置、转化、活用这三大资源的过程，催生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一重要思想成果。斯诺在介绍“两论”写作时，谈到“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星期里，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做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在党的坚持下，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

1. 学习和吸取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很重视学习哲学，他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反复悉心研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著作。用他的话来说，“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读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不可能读到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但他刻苦研读了当时中国哲学界盛行的三本苏联学者集体编撰的哲学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段历史可以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清晰地看到。这三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优点在于：重视列宁哲学思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列宁阶段；重视哲学与政治的结合，强调列宁的党性原则，强调哲学为政治服务，揭露“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根源；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理论与实践相脱离，重视实践的意义；重视列宁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重视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理论。但也存在诸多缺点，主要有：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分开；忽视价值问题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简单化；把形式逻辑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批判等。 历史地看，苏联哲学工作者通过集体的力量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著作中有关哲学的概念、范畴、规律和思想加以系统化、逻辑化，构建了一个为当时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承认的哲学体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无疑是一大进步，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的最新成果。阅读这些哲学著作，无疑是站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制高点。

毛泽东在学习研读苏联哲学教科书时，并不是着意于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形式，用洋本本来把自己在理论上武装起来，而是着意于学习、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用以思考、解答中国问题。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所写的阅读西洛可夫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的批注，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毛泽东最早的读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批注，也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毛泽东所写字数最多的哲学批注。对比西洛可夫们的原著与毛泽东的批注，我们即可深切感触到毛泽东读这部教科书的关注点、兴奋点、着力点。例如，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绪论《哲学的党派性》时，共写了12条批语，其中就有8条直接关涉到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解答，这些批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以离开一般联结的各个散乱事实为满足，现在正有此种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各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各个方面的一般基础。” 从这些批语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当时读书时思考的中心和重心，并不在于照着苏联学者的思路去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而是通过吸取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一般原理，来思考、解答中国问题。

2. 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基本理论来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它也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中国哲学史看，《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中国哲学知行学说和矛盾理论在现代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鲜明的中国语言、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首先是《实践论》对中国哲学的重现实、重实践性格的承继与发展。西方哲学认识论重视逻辑思维，突出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这一对矛盾，形成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中国哲学认识论则突出认识过程中的知与行的矛盾，宋明时期在知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分合等问题上已形成不同的学说，并进行过十分激烈的争论。近代以降，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批评传统的知易行难说。孙中山由于不能唯物而辩证地解决知行关系，最后导致知行分离的错误。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将知难行易说改变为愚民的力行哲学。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经验，将孙中山的知行学说发展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他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副标题标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了更为深刻的阐发。他用带有湖南味的话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他在文中又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和“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把中国的知行学说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知行关系的问题，到了《实践论》才终于清楚了。

其次是《矛盾论》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辩证法天才地直观地意识到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认识到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依存、补充和转化。《周易》《老子》和《孙子兵法》等古代辩证法经典涉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存在的大量矛盾，如：天地、男女、阴阳、有无、动静、刚柔、大小、善恶、美丑、祸福、荣辱、损益、泰否、是非、曲直、难易、攻守、进退、强弱、正奇、快慢、劳逸、生死，等等。中国古代辩证法则偏重于对立面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和互相转化。“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这种对立面（阴阳）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已渗透到中国的政治、伦理、军事、医学、文学艺术、科学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这种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也浸润了毛泽东，促使他把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性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相反相成”结合起来。他在《矛盾论》中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 显而易见，毛泽东发挥了对立面之间在一定条件之下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思想。

3. 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这一理论作为世界各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指南，都应有民族化、本土化的根本要求。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基于建党1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说，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次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的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

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自觉。

一方面，从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出发，毛泽东对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中国哲学的学习与吸取，是环绕中国问题的咀嚼、消化而展开的，实现了由哲学本体论向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向。在毛泽东看来，世界的物质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世界的物质性，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并不难证明和了解。他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 他认为，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关键，不在于证明世界的物质性，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以应对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当时译为论理学）相统一的思想，他强调：“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唯一科学的论理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吾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在思维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现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现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转化的法则，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则的人类思维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的一致。”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这样，他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本体论转化为认识论、方法论，突出了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转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思维方式。

另一方面，《实践论》和《矛盾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走向，并成为这一历史走向的合乎逻辑的思想成果。在1930年代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中，有学者提出哲学“中国化”问题，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1938年4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一书中，把唯物辩证法划分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部分。他强调，唯物辩证法与以往的唯物主义之根本不同，在于看重实践对认识、理论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之核心”，“而别的哲学者所最不能了解的也就是实践”。 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 以实践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的区别，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这种认识论并不与本体论合一，而是以实践规定、解释本体性质，形成一种知识论型的本体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实践的唯物论”转向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与瞿秋白、艾思奇、李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相比，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直接指向中国现实和中国革命实践，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紧密联系与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问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山之作，既有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更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这也与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紧密相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出发源地西欧而演变为世界性哲学，把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带给了非西方民族，唤起了东方不发达国家和前近代民族的觉醒。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这一过程中与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实际情况、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入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世界之中。对于毛泽东来说，正是由于前一个方面，他才在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外获得了能够再造中国的新的哲学力量；正是由于后一个方面，他才成功地用这个新的哲学力量掌握了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从而真正实现了中国历史的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承担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致力于把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真正地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正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