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工程师”打破科技人员跨体制兼职藩篱

摘要：

诞生于1979年的“星期日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乡镇企业提供各种无偿或有偿服务，促进了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掀起了产学研结合浪潮，拉开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大幕。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星期日工程师”曾引起激烈争议，他们是罪人还是功臣，各方观点针锋相对。经过大讨论，中央一锤定音，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为合法行为。从此，科技人员跨体制服务社会再无后顾之忧。

一、产生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的先发地区，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从起步走向蓬勃发展。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的明朗化，集体和民营企业发展工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大多数企业一缺技术，二缺设备，三缺市场门路，其中最关键的还是缺少懂技术、会使用生产设备的技术人员。于是，当时的乡镇政府和企业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的主要办法，就是通过种种关系从上海、南京、无锡、苏州等城市工厂和科研机构借脑借智，聘请工程师、技术顾问和工人师傅，帮助解决使用机器、开发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等技术难题。而在30多年前，科技人员还是“清一色”在体制内工作，当时国营单位的科技人员不允许在外面兼职“捞外快”，这些科技人员的业余兼职，只能利用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偷偷摸摸”向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并获取报酬。这就是“星期日工程师”的来历。

当时，这种科技人员业余兼职，在苏南乃至在全国都有，成为乡镇企业的一支攻坚克难、低成本的技术业务别动队，其中尤以上海工程师为主。随着“星期日工程师”这支队伍的壮大和作用的增强，逐渐引起人们关注，在半遮半掩中从幕后走向前台。

二、面临的问题

“星期日工程师”用他们的贡献赢得了乡镇企业的欢迎和尊重，但在本职单位，许多“星期日工程师”时常遭到各种非议。在改革开放初期，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是个敏感话题，远超工资的酬金是不是“受贿”，围绕“星期日工程师”的争论持续展开。乡镇企业和科技人员对这一新事物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人才流不动，先来个智力流动嘛！”由于乡镇企业条件比较差，加上户口、工资等限制，要引进很多科技人员是不现实的，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依靠科技人员的兼职智力流动。但是，不少科技人员所在单位却持反对意见，领导主要有“三怕”：一怕他们利用“八小时之内”干“私活”，影响本职工作；二怕他们“胳膊肘朝外拐”，泄露技术秘密；三怕他们收入增加，动摇“军心”。众口铄金，人言可畏。“星期日工程师”的对策只能是“偷偷摸摸工作、提心吊胆拿钱”。

案例： 韩琨事件。 1979年11月，原奉贤县钱桥乡党委书记经人介绍，再三拜访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恳请他帮忙解决钱桥橡胶厂技术难题。这家乡办企业规模很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业务难接，濒临倒闭，好不容易承接到一笔加工密封橡胶封套业务。这种橡胶封套，不仅国际上有需求，国内棉纺厂也急需，且生产批量大，非常有前途，只因技术难度很高，非乡办厂现有技术条件能完成。

韩琨非常愿意利用节假日义务为乡办厂做点事，但有顾虑：本人是在职职工，此事要征得单位同意。乡党委很快征得韩琨所在单位同意，给韩琨送来了“顾问”聘书。韩琨没有提出任何经济报酬方面的要求，从此开始了“星期日工程师”的分外工作。经过多个不眠之夜，韩琨配合钱桥橡胶厂终于把配方和模具搞了出来。橡胶厂很快生产出合格产品，畅销国内外，当年即为国家创汇几十万美金。濒临倒闭的乡办厂被韩琨救活了。

对于韩琨的贡献，钱桥乡党委和乡工业公司经集体讨论决定，给予奖励近3400元。然而，1981年11月，也就是韩琨受聘钱桥橡胶厂两年之后，一场波及全国的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展开，韩琨以贪污受贿罪被区检察院立案受审。韩琨是功臣还是罪人？奖金补贴该不该拿？一时在司法界、知识界众说纷纭。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观念上、认识上还不统一，在法制建设上不完善，两种观点、两种意见的碰撞达到针锋相对的程度。

轰动一时的“韩琨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记者谢军在该报头版头条发表《接受报酬无罪，救活工厂有功》的报道，该报同时开辟专栏围绕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等话题，开展了一场为期数月的“韩琨事件”大讨论。不久，中央高层领导批示，大意包括：第一，认定韩琨无罪；第二，全国政法机关，凡类似韩琨这样的案例，在押的一律释放；第三，今后在办案中，要保护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从此，“星期日工程师”合法，大批知识分子有了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韩琨事件”终于画上了完满句号。

三、做法及成效

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允许科技干部兼职。不到4个月，1988年5月8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了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师联谊会（以下简称“星工联”），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星工联组织之一。据当事人回忆，消息刚从《新民晚报》发出去，次日凌晨4时，就有工程师来报名。短短几天，报名人数超过3000人，最后注册成功1700余人。除工程师之外，还来了不少能工巧匠，甚至还有来自中医世家的医生。上海市南昌路47号，从此成为了“星期日工程师”的另一个“家”。星工联的成立，激发了科技工作者服务社会的积极性，促进了改革开放初期科技与经济的第一轮大融合。

上海科技人员的“走出去”，成了“正大光明的事业”，一些传统观念和体制瓶颈，应声而破。1988年第16期《瞭望》杂志报道称，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在鼎盛时期估计有两万余人。每逢星期日或空闲时间，他们就搭乘公共汽车或骑车到郊区，或帮助乡镇企业开发新产品，或培训技术骨干，或解决技术难题。当年，上海不少著名教授、学者带头，成了“星期日工程师”中的一员。例如，应原宝山县罗店乡之聘，数十位名校教授组成该乡经济开发顾问委员会，生物学家谈家桢担任名誉会长。电光源专家、复旦大学教授蔡祖泉担任星工联理事长，并兼任原嘉定县南翔灯泡厂技术顾问。

尽管“星期日工程师”在这些乡镇企业的“工作日”不多，但知识的力量是巨大的。知识和技术的“输入”，使那些技术力量匮乏而生产上不去的乡镇企业迅速获得生机。1988年的一组数据表明，在“星期日工程师”的帮助下，上海10000家乡镇企业的总产值每年以25%左右的速度增长，一跃成为上海工业和外贸的一翼“偏师”。与上海毗邻的苏浙两省乡镇企业发展势头更猛，增长速度超过了35%。受益于上海“星期日工程师”，苏锡常地区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

案例： 星工联提供涉外咨询服务。 星工联成立后的6年里，承接18项涉外咨询服务项目，均出色完成。例如，某总公司承接为外商加工制作一批高压管道业务，由于对加工工艺难度估计不足，将赔款40万美元。星工联获此信息后，主动承担了从实际测绘到全套技术图纸、工艺文件编制任务，按期完成了产品，外商检验后认为达到国际标准，非常满意。该总公司不仅未赔款，还创汇10余万美元。

案例： 星工联组建重点企业服务网络。 为了长期服务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星工联从1990年起，从全民、集体、乡镇企业中选了18家作为网员单位。根据这些单位调整产品结构、增强企业技术后劲的需要，先后为幸福洗衣机总厂消化引进美国40公斤级洗脱两用工业洗衣机技术，为多灵电子有限公司完善技术工艺文件，为星神电器总厂加强模具开发力量提供技术指导等，深受网员单位欢迎。

案例： 星工联组织多领域专家联合攻关。 不同于以往“星期日工程师”的单打独斗，星工联涉及多学科，完成了多项单个工程师难以胜任的工作。星工联曾为包括宝钢在内的多家企业做过风险评估。当时保险公司要求对宝钢的评估在一年左右完成，星工联的多名专家用了一个半月就拿出了高质量的评估报告。

四、经验启示

（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用的根本前提

当年，乡镇企业请来“星期日工程师”，为他们解决了技术难题，企业得到发展，正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科技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的生动体现。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其后，邓小平强调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实到为人才解决实际问题、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上。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中提到：“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而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就是科技人才。不论在哪个发展阶段，都要在全国上下形成一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

（二）打破体制障碍、促进人才流动是发挥人才价值的重要保障

“星期日工程师”合法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科技人员跨体制兼职的藩篱。只有人才流动，才能人尽其才。星工联的创新在于，人才的创造力不再专属于某个单位，开始有组织地流动起来。正是这些重要举措，支持了20世纪80年代苏浙沪地区以乡镇经济突起为标志的“由农到工”的转型。当年“星期日工程师”的案例，对当前化解人才流动束缚、盘活各类人才资源、增强人才队伍活力等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实现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根本体现

“星期日工程师”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兼职取得合理报酬，正是知识价值的体现。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政策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让科研人员贡献的知识价值得到合理回报。

采编单位：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