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于世界经济

最后一点也可能最令人吃惊的是，发达国家必须逐渐从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势中寻找线索。

目前，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对国内市场有可靠的测量方法和指标。每一个市场都被各式各样的政府政策操纵，包括价格政策、工资政策、税收政策、补贴政策、预算政策、信贷政策等，所有标准都由政府“暗中操纵”。然而，经济政策特别需要可靠的衡量标准，特别是对技术和经济领域前沿进行可靠的测量。经济政策必须预先做好准备，能够预测新产业是什么，以及资源（不论人力或资金）投入哪里才最有效。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无法再提供任何可靠的信号。

不过，有一个难以出现操纵势力的经济领域，就是国际舞台。事实证明，即使超级大国，也无法操纵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国际交易能摆脱最缜密的“计划”。国际贸易不可能被操纵，包括资本交易、人的流动（无论是旅游者还是移民）以及“技术平衡”都不可能被操纵得太厉害。这些国际贸易顶多只会暂时停止，一旦有任何资金、人口、技术或货物自由流动的机会出现，就会重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平衡。

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必须学会留意国外动态，以国际经济指标为基础制定国内政策。这并非任由国际经济主导，而是一个更微妙的东西：以国际经济为准绳。

荷兰、瑞士和瑞典这些小国一直以来都这么做。不管喜欢与否，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都主导其经济发展。不过，大国只有日本自1950年起一直受国际经济的主导，这无疑是日本经济表现惊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20世纪40年代末，若有人要对日本或英国的战后经济表现下注，肯定会毫不犹豫把赌注押在英国。在这两个岛国经济体中，英国不仅发达程度高，而且其产业在“二战”结束后也比之前更强大，拥有新工厂、新技术及许多世界领先的新产品。相比之下，日本的产业却受到重创。英国的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经济表现都比日本要好。英国在世界各地都备受推崇，并维持着一个覆盖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反观日本，以往拥有的资源就不多，战后更是被破坏殆尽。

不过，20年后形势逆转，日本经济蓬勃发展，英国却大幅落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根据世界经济决定国家经济政策，英国却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经济政策，以维持传统的国内经济。如今，把英国经济衰退归咎于“福利国”的观点相当流行。没错，从为工人和农民提供的社会福利来看，日本一点也比不上英国、德国或美国。但跟日本生产力及人均收入相比，日本的福利虽然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提供（大多依据惯例，而非合同式的员工福利），至少跟英国提供的福利一样好。日本严格执行福利措施，比如“终生雇佣制”，这是英国经济无法承受的重担。其实，基本态度、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不同，才是英、日之间的真正差异。

大家（包括大多数日本人在内）都会说：“日本人能有什么选择？毕竟，日本经济依赖国际贸易。”不管人们多么深信这种想法，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所有主要工业国中，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比日本更不依赖对外贸易。其他所有主要工业国，包括法国、英国、德国，更不用说瑞典、荷兰和瑞士等小国，都比日本更依赖对外贸易。日本国民生产只有10%供应出口，相反地，其国民需求也只有10%依赖进口。对英国和德国而言，经济依赖外国的比例是15%，荷兰和瑞典则远远高于20%（美国是5%）。

20年前，日本人就意识到，必须确保生产资源投入于对未来的研究，而非以往的工作上。他们进一步体会到，正是世界经济指出未来可能在哪里。因而，过去20年来，日本人系统预测世界经济趋势，并将其运用到国内和国际的经济政策上。

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时，日本人绝不会在新产业上让步，好为传统产业争取更多时间。比方说，他们绝对不会提出限制电子产品出口，以换取棉花纺织物、自行车或运动鞋等传统产品更大市场的做法。相比之下，英国人总是愿意牺牲新兴产业，为日渐衰败的传统产业做出让步，不管利益有多微小。英国的现代产业与任何地方的产业都可以并驾齐驱，但出口仍依赖传统产业。相反地，日本已大幅减少传统产业的出口比例，从1950年占总出口的3/4，到1967年的1/3；同时大幅增加新兴产业的出口比例，同期出口比例从1/3增加到近2/3。

日本经济与英国一样都是受到官僚们的掌控。但日本人利用这些控制手段来拥抱未来，英国人却利用这些控制手段来捍卫过去。这等于是把传统产业国有化。英国已经保护了煤矿、铁路、钢铁和大多数纺织业（即使没将其国有化）。相反地，日本人却利用官僚控制，把资本引入新兴产业，而阻止其进入传统产业，同时还利用官僚控制的方式让新产业获得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日本还控制本国与外国企业间的关系，并以此积极进口电子、光学、制药等方面的新技术，并限制传统产业的技术进口。

国际舞台上展示的形象，就是英、日差异的最佳诠释。过去20年任何世界博览会或商展中，英国展示的是昔日主打产品，如威士忌、羊毛织品和瓷器，这些东西质量上乘且有些年头；日本却摆出新产品，如电子显微镜（1964～1965年举办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电子显微镜就是日本展馆的主角，大部分参访者都认为那是日本人发明的）、现代化装配线造船法、合成纤维、照相机、磁带录音机和晶体管收音机。

在日本，传统产业依旧非常重要。除非日本政府支持国内的棉纺和煤矿，否则任何一个日本政府都无法长期执政。但就经济政策来看，日本人已强迫自己从世界经济增长前沿寻找线索。

日本人在过去20年的所作所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必须在20世纪后期去学习。即使世界经济对国内经济似乎不那么重要的美国，也应当率先如此。因为世界经济预示着未来经济的走向，国内经济若要富有竞争力、实现快速增长、不落后他国，就要朝世界经济的方向发展。

想在任何产业或技术上领先的国家，当然更应这么做。换句话说，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必须学会放眼未来，在政策、态度、组织和结构上都要如此。在一段连续时间内，可以预期昨天之事会继续存在，因而强化过往差不多就等于强化未来。不过，身处变革期，尤其是新产业以经济领导者身份出现的技术快速变革期，增强昨日经济将削弱未来经济增长。

或许很多人会问：“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这些令人心烦意乱的新技术？现在不是应该在技术变革上喊停吗？难道我们还不够富裕，还得继续增加财富而不是更好地分配现有财富？”在快速创新期，保护旧事物并非技术变革和经济成长的替代方案，旧事物已经衰微。对于目前的发达国家，也就是经济富足的国家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在科技发展方向上，发达国家确实会面临基本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到底需不需要科学与技术变革的问题，而是稀缺的人力资源应运用在何处，才能从知识努力中获得最佳效果的问题。这场辩论围绕科技进步的优先顺序展开，而不是围绕科技进步是否符合理想、是否能获得最大成效展开。

目前，世界上迫切需要的是增加生产。不论关注国内贫困问题还是全世界贫困问题，只靠分配都无法改善。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式是让穷人更富生产力，这反过来又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发达国家是否愿意呼吁停止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事。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人类准备放弃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也没有迹象表明，大多数人愿意宣誓贫穷，而发达国家的少数人则过着极度富裕的生活。如今，不仅发展中国家渴望经济进步，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和日本（更不用说苏联），都迫切想赶上美国，并尽可能加速经济增长。

不论喜欢与否，在重要产业上维持技术领导地位并鼓励创新，在未来几十年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没有做好，失败的后果会比过去20年更严重。英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即使只是在新技术开发和应用上稍微落后，情况就有多危险。美国必须知道，“国际技术平衡”这个还很少使用的经济学词汇，就跟以往常讲的“贸易平衡”或“收支平衡”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每个国家都不得不进口新技术。现在有许多新技术纷纷出现，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种产业和哪一家企业能指望自行研发所需的所有技术。不过，从长远看，要获取他人技术，必须以自身技术为资本。所以，支付给专利许可权的唯一货币，也正是专利和许可权。

技术交易是为自家产品和劳动力创造市场的最适合且最有效的方法。把专利或许可权卖给外国所得的每1分钱，都为新技术发明国的产品了创造价值1美元的市场。海外制造业的外国投资，对创造出口市场也有类似影响，但这么做必须先有资金支出，也就是会先给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不过，技术出口需要国内买主投入资金，同时在国际收支中产生直接收入。

大家应该很清楚，新技术及以其为基础的产业，是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为维持现有生活与经济健康水平的唯一方式。新兴产业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优势资源，即受过教育的人。这些新兴产业都是“知识产业”，雇用大量的“知识工作者”，生产知识含量高的产品和服务。然而，发展中国家和穷国只有发展过去50年发达国家的“现代”工业，包括现代农业和生产性农业、汽车工业、化肥和有机化工、钢铁和机械等，才能变得更加富足，更加具有经济竞争力。

20世纪3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现，已无法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与日本竞争，包括纺织、鞋类、玩具和缝纫机产业，这些行业的主要成本是无技术性工作的工资。在发达经济体中，无技能劳动力是所有经济资源中最具生产力也最昂贵的资源——人力资源错误配置的结果。30年后的现在，日本人也渐渐发现无法在这些产业形成竞争力。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巴基斯坦这些后起之秀，才是目前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者。

同样地，跟日本的情况差不多，西方国家正接近这个时间点，目前“现代”产业，尤其是装配线与大规模生产的产业，无法再与后起之秀竞争。因为随着一个国家对知识与教育的投资增加，大规模生产行业的就业越来越面临人力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

一个经济体的成本，是由最富生产力资源的成本所决定的。因此，任何一种资源，如果其产量远远低于最高产量的资源，其成本必然过高，无法广泛使用。或者简单地说，发达经济体已支付知识成本，因而必须获得知识生产力以维持竞争力。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不能靠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的产业维持长期竞争优势，即使过去50年，这些现代产业一直在发达经济体中扮演重要角色，情况也势必出现改观。

对知识投资最多、也培养出最多受教育人士的美国，除非能在以知识为主的新兴产业中占据并保持领导地位，否则将越来越难维持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经济绩效与生活水准。

因此，我们是否需要技术变革和新产业都是无关紧要之事。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一个高技术变革的时期（也就是新产业可能像一百年前那样快速频繁出现），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个人可以获得福祉和成就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