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润生：以毕生精力推动农村改革破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男，1913年7月18日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他长期从事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和合法权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积极探索，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杜润生2015年10月9日病逝，享年102岁。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杜润生“改革先锋”称号，颁发改革先锋奖章。

青年立志，跟随组织一路成长

杜润生出生于一个破落富农家庭，5岁丧母，13岁丧父。少年时代的杜润生面对父母早亡、家庭破败，便立志读书以整顿家业。上学时他读过《向导日报》《共产主义ABC》，虽然当时一知半解，但也隐约明白了家里穷跟这个社会有着很大的关系，旧社会是需要改造的。

青年时期，杜润生在舅父的帮助下，于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该校素有革命传统，对杜润生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思想上的启蒙。当时正值北伐战争结束，北伐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孙中山所提的三民主义并未实现，各党派都在宣传自己的主张。特别是蒋介石对内发动反革命政变，九一八事变后却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其反动面目让国内进步人士大失所望。作为一名积极追求进步的青年，杜润生逐渐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改造这个万恶的旧社会，真正为中华民族复兴而战。因此，他一边在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边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在校期间，杜润生与其他进步青年组织“九一八读书会”，发动抵制日货活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并积极参加学生会开展爱国活动。1932年10月，为进一步向党组织靠拢，杜润生先后加入了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两个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

1933年，为躲避阎锡山的通缉，杜润生辗转来到北京，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除了学习之外，继续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北京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杜润生积极参加并担任学联代表。

1936年夏，杜润生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杜润生积极参加到抗日战争中，担任山西太行山晋中地区游击队长，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并发动群众，领导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在此期间，杜润生先后担任过晋冀鲁豫党委宣传科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六分区、二分区专员，太行行署副主任，太行区党委城工部太原城委书记。

解放战争中，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参加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又参加了淮海战役，主要从事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和农民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雁西区党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第四地委书记。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土地改革经验。

从学生时代开始，杜润生就有了早期的革命意识，随着年龄和见识的不断增长，杜润生救国救民的志向和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找到了共鸣，加上本身对理论学习和思考的重视，使他很快在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并为他在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农村改革问题的研究探索上奠定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专注农村，新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杜润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更是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可以说，新中国刚一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农村问题，杜润生及时总结早期革命实践的经验，全身心投入农村改革中。

特别是在领导中南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实践中，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 另外，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党的基层组织有更底层的阶级基础。杜润生这些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然而在1955年，杜润生和邓子恢因在推进互助合作的步调问题上，受到了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一向主张谨慎、稳健政策的杜润生步入政治生涯的低谷。中央农村工作部被解散，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

可以说从七届六中全会后到1979年初调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前，杜润生有20多年不再具体从事农村工作，但也正是这段时间他一方面博览群书、潜心学习理论，一方面深入群众开展实际调查研究，塑造了他此后参与和领导农村政策研究的宽厚风格。正如杜润生自己所说：“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时期，杜润生在新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上，对于土地改革的调研探索以及在农村合作化时期试图纠正激进政策的意见，都有着特别的贡献，为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发生重大突破、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心系民生，胸怀宽广的真诚改革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杜润生得以彻底平反，再次回到中央从事农村工作，为邓小平、胡耀邦等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制定中国农村政策。

1979年，66岁的杜润生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如何启动改革，改变农村长期贫困的现状？杜润生深入总结安徽凤阳小岗村“红手印大包干”大丰收的经验，开展了农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包产到户”在当时仍是一个饱含争议的话题，杜润生据理力争，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并在高层形成了共识。

1980年9月，由杜润生主持起草的中央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印发，明确指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1982年1月1日，由杜润生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印发，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2年至1986年的5个推进农村改革进程的“1号文件”，都是由杜润生主持起草，这些文件纠正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分配弊病，使农民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对农村改革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983年，杜润生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后，在到1986年4年时间里，又连续主持起草了四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包括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在内，五个一号文件“从政策方面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并将承包时间从三年、十五年逐步定为三十年不变和长期不变，还包括“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取消统购统销制度，放开农副产品市场，允许农民自由流动，搞长途运输，办乡镇企业，就近入住小城镇”等具体的改革内容。这些文件纠正了当时人民公社和平均主义分配的弊病，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广起来，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潮。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离休之际，他舍不下为之关注一生的农民，他表示希望继续留在“农口”，关注着祖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观察并思考他们的命运，并提出了很多对农村不断深化改革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杜润生以他在农村改革问题上的卓越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被誉为“农村改革之父”，但他自己却从不放在心上。2008年，杜润生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当时已95岁高龄的杜润生在颁奖典礼上表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以102岁的高龄在北京逝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财富，无论是农村改革的突出贡献，还是那种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精神，还有忧国忧民、心系普通大众的博大胸怀，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增添了绚丽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