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成为崇一学生

跨入崇一学堂，是影响陶行知一生的关键性一步。这是他从旧式知识分子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段经历。

崇一学堂是一所中等教会学校，坐落于徽州府府城中心的小北街，附属于城中的耶稣堂，也就是基督教内地会。教堂牧师、英人唐进贤兼任崇一学堂校长。

陶行知得以进入崇一学堂，不能不感谢他的第一位外籍恩师唐进贤。假如没有这位“洋伯乐”，一个天才很可能会被埋没。教堂翻译章觉甫与陶位朝是朋友。他见老友落魄、潦倒，全家生活如此困难，很想帮点儿忙。恰好教堂要雇一名干炊事、勤杂的佣工，章觉甫和陶位朝商议后，便介绍陶妻曹翠仂来教堂做工。

曹翠仂素来任劳任怨，做事又勤快，堂方非常满意。在家务农的小行知常常挑菜、挑柴进城卖。他天性纯良，对祖母、父母很是孝顺。小小年纪，便能体贴母亲的苦处。卖完柴、菜之后，他每每到教堂为母亲分担杂活儿。

小行知一来，便劝母亲歇息一会儿，自己抢着挑水、洒扫、择菜。唐进贤发现这孩子举止大方，事母至孝，颇有好感。经过几次观察，他感到这个不卑不亢的贫家少年有不凡的气质。

唐进贤爱好中国经史文学。某日，他有意与陶行知交谈。一经交谈，牧师心中一震：这个补丁累累的佣工之子，竟饱读诗书。而且不是个书呆子，能侃侃而谈，极有见地，其思维之敏捷、思路之开阔、思想之奇特，是他来中国后所认识的少年中罕见之人。

唐进贤当即决定：陶行知即为崇一学校正式学生，速来学校，免收学费。陶行知母子喜出望外。

那是1906年，陶行知15岁。饱尝失学之苦、求学之艰的陶行知，格外珍视这自天而降的读书机会。

崇一学堂采用3年学制，主要课程有英文、国文、数学、理化、医药。当时进教会中学学习的学生，大都是新式高等小学毕业的，有一定的英文、数学基础。崇一学校的情况也是这样。

但是，对陶行知来说，除了国文扎实、成绩领先之外，其他科目他都没有涉及过，在同学中处于劣势。于是，他夜以继日地追赶起来。

陶行知跟有英文基础的同学一起听课，觉得十分吃力，但是，教会学校是非常重视英文的。于是，他决心首先攻破这道难关，不仅要学好英文，还要牢牢地掌握这门工具。他想方设法寻觅补习的地方。

城内大北街有位严公上先生，精通英文，是新安公学的英文教师。陶行知探得其住址后，登门拜师。严公上很喜欢这个好学、彬彬有礼的穷少年。

陶行知每日到严先生家补习，废寝忘食地背诵、默写。陶行知的记忆力极好，又肯吃苦；严先生是良师，教授得法。因此，他的英文成绩很快赶了上来，不久，在校中就名列前茅了。

接着，陶行知又欲攻克数学难关。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强，又肯花工夫，同学们一般都是演算、解答老师布置的习题，而陶行知则额外地为自己增加两倍、三倍乃至数倍的习题。

别人用一种方法来解答、证明一道习题，陶行知却喜欢从不同角度来证明，用几种方法来解答，然后从中比较，找出捷径和最佳方法。一学期过后，他的数学成绩也名列第一了。唐进贤为爱徒的突飞猛进而欣喜，也为自己眼力的准确而欣慰。为嘉奖其学业优异，使之能专心攻读，他决定免去陶行知的膳费。

在崇一学堂，陶行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迅速增长。在这所小小的教会学校里，在这幢普通的徽式民居楼房里，他看到了发达的西方，看到了纷繁的世界，看到“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无法告诉他的新天地。在这里，陶行知的视野也从区区歙县、休宁扩至九州，他看到了地大物博的祖国、被瓜分豆剖的祖国。

陶行知就读崇一学堂的1906―1908年，正是中国面临大动荡的时期。祸国殃民的“毒妇”慈禧，无耻地叫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五千年文明古国搞得奄奄一息。一方面是神州即将陆沉，一方面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风起云涌。

此时，同盟会员、后来成为国画大师的黄宾虹正在徽州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黄宾虹是歙西潭渡人。潭渡与黄潭源隔河相望，相距仅1千米。黄宾虹比陶行知大26岁，他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是家乡潭渡。

1907年，黄宾虹为革命事业在家中秘密地开炉铸铜圆，被告发后连夜逃往上海。“革命党黄兴造反”之事传出，乡邦震动。这对少年的陶行知大有启迪和教益。在家乡和全国革命风潮的影响下，陶行知的爱国意识如同他的学识一样，与日俱增。

课余，陶行知常常和同学中的知己姚文彩、朱家治、洪范五、章文美议论国家大事，研究如何救国、救民。他用毛笔在宿舍的墙壁上题写下了座右铭：

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

陶行知旦夕以此自勉、自省。这豪言壮语也激励了同学们。在崇一学堂，少年陶行知表现出优良的气质、品质。他的故事，至今还流传在徽城、乡里。

西干是徽州府城极佳的风景区。青山叠翠，澄江如练，古木参天，曲径通幽。课余，陶行知常常和同学们到西干登山临水，寻幽访古，借以陶冶灵性。唐、宋以来，西干山共建有10座寺院，因此，西干又名“十寺”。到清末，只剩下两座寺院了。

崇一学堂的学生了解到，“十寺”的两个当家和尚乃是恶徒。他们勾结官府和地痞，干了许多坏事：在寺内聚赌；在寺中侮辱、强奸妇女；以宣扬佛教为名，强捐恶索；于西干山麓修建18座岩龛，在岩龛中摆上木雕菩萨，以此欺骗、盘剥乡民；砍伐、盗卖古木，破坏景区。

他们有恃无恐，恶行得不到惩治，受害的老百姓无处申诉。对市民、乡民关于维护古刹、保护景区的要求，官府也不予理睬。陶行知经过一番计划，和朱家治等同学赶到西干，将和尚愚弄、剥削人民的18座岩龛中的木雕菩萨一起摔入河中，边摔边喝道：“佛心何在！”

他们还冲到寺中，喝令和尚当场烧毁赌具，大声警告佛门败类：“不许再欺侮妇女！不许砍伐树木！不许破坏景区！如再为非作歹，严惩不贷！”

陶行知又告诫寺中的小和尚：“不要为虎作伥，出家之人要维护佛门清誉。”

小和尚们由此觉悟了，不久便离开了“十寺”。两个恶和尚在学生的凛然正气面前也不得不收敛恶行了。陶、朱等崇一学堂学生大闹西干，人们拍手叫好，正气大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