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陵大学毕业
陶行知与崇一同学章文美一起考入杭州的广济医学堂，学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晚清以来，一大批接受了西学的有志青年抱着“宁为良医，不为良相”的志愿，学习西医，以救苍黎。孙中山、鲁迅、陶行知走的都是这条路。尔后，他们又走了一条相同的路：
从医人到医国。
不同的只是各人选择的医国手段不同：
孙中山以政治，鲁迅以文学，陶行知以教育。
不过，和孙中山等有别的是，陶行知“弃”医并非是自觉的，而是由于校方的原因和自身倔强的个性。
广济医学堂也是教会学校。陶行知在校一直很用功，成绩优异，诸事顺遂。可面临实习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原来，校方有一条规定：
只有成为基督教徒的学生，才能享受免费实习两年的待遇。
陶行知对基督教的教义并不反感，还笃信博爱精神，但却不愿入教。因此，他自然是无钱缴纳实习费的。校方的这条不合理规定，令他愤慨。为向这条傲慢的、有辱中国人的规定抗议，他愤而离开了广济医学堂。
陶行知离开广济医学堂，固然表现了一个中国青年的傲骨，显示出民族自尊心，但他却因此失学，走投无路。由于在杭州举目无亲，他只得到苏州投靠表兄。但是，表兄自身都难以维持生活，两人只能靠典当衣物来维持半饱。
为寻找生路，陶行知来到上海。正当穷愁潦倒的时候，他在街头与恩师唐进贤邂逅。唐进贤在徽州任满后，辞去崇一校长之职。此刻，他向弟子再次伸出援助之手：介绍陶行知到南京投靠金陵大学。
六朝古都南京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秦淮河、夫子庙表面一片繁荣，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大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各种政治势力正在相互角逐，全国各地都是揭竿而起的起义和暴动，读了新学的青年学子们满脑子都是变法图强的新思潮。
对此，陶行知并没有置身事外，做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门书生。相反，他十分关注时局，如饥似渴地吸纳着各种新知识，并广泛涉猎西学，探索和思考着救国救民的良方。
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于1907年由汇文书院等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它分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在学制上，它分预科与本科：预科2年，本科4年。陶行知不负师望，当即考中预科。
1909年秋，陶行知进了金陵大学预科。他根底扎实，被免修了一些科目，提前一年结束了预科学习。1910年秋，他升入金大文科本科。他在学习上极为勤奋，进入本科后，以成绩优异而闻名全校。他的国文、法文成绩特优。对于数学，他具有天赋和浓厚的兴趣，攻读不懈，并且经常帮助同学解决数学难题。
在金陵大学的学习奠定了陶行知坚实的数学根底，训练了他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他一生的事业裨益匪浅。在以后的治学、工作中，他每每佐以数学方法，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在论文和演说方面的成功，和他超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分不开的。
进入金大不久后，陶行知开始研究起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学以反传统面目出现，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对积极进取的青年学子陶行知发生影响，自然不难理解。
陶行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都是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被锻造出来的。他既博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又醉心于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哲学等。
同时，陶行知还对当时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论著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总是把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考虑。他曾经大声疾呼：
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勠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陶行知跨入金大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惊涛骇浪已澎湃于全国。在政治上，他越来越信仰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在数千年黑暗专制统治结束的前夜，在清廷垂死挣扎、疯狂镇压革命运动的血腥屠刀面前，陶行知以方刚的血气、救国的激情，组织演说会，宣传民主共和，为革命造舆论。
两年后，武昌首义成功。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陶行知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和进步的社会活动中去，发起、组织了各种演说会、运动会、展览会。每次他都去卖门票，以门票收入或充爱国捐，或用作爱国活动的经费。
清廷虽然被推翻了，但辛亥革命却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当时，国人在思想上十分混乱。思想混乱时期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期。作为教会学校，言论一向自由，如今更是纷呈复杂。许多师生依然认为中国无法建立共和国，只宜行君主立宪。
在金大的文艺会上，师生们围绕着“中国能否建立民国”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共和”与“君主”之争，实际上关系到中国的命运。陶行知就“中国必能建立民国，中国只能建立民国”而慷慨陈词。
在论战中，陶行知以革命的学说、缜密的逻辑、雄辩的口才和热烈的感情，多次驳倒论战的对手。陶行知的演说才能也由此崭露头角。
作为教会学校的金大，文艺会只用英语演说。陶行知从民族自尊心出发，倡议增设汉语演说。他的倡议在校内得到广泛响应，连校方也给予了支持。于是，金大的文艺会出现了汉语演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临时政府确定了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
“共和万岁！民主万岁！”这石破天惊的呼声犹在耳边。然而没过多久，政局突变，孙中山辞职，将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在位时出台种种举措，妄图恢复帝制。
国内的形势动荡不安，变幻无常。革命党不仅在政治上受压，在经济上也受刁难。黄兴领导的南京留守机关便面临着财政困难。陶行知既迷茫又失落，然而他并没有消极避世，相反，他热情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陶行知在和金大学生骨干商议后，邀请苏州东吴大学到南京与金大联合举行学生运动会。
在运动会期间，陶行知率领金大同学维持秩序，带头卖门票。这次运动会的门票收入全部赠给留守机关，以帮助黄兴解决困难。门票收入虽然很少，对于黄兴的经济困难只是杯水车薪，但青年学子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给黄兴和他的同志以政治上莫大的支持、鼓舞。
随着对王学研究的深入，在哲学上，陶行知越来越笃信王阳明的学说，并以“知行”作为自己的笔名。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主张“知行并进”：
要把“行”与“知”结合起来，注重实践。
陶行知对此深表认同，从此以后，他以王阳明的思想为标尺，来完善个体人格的修养，寻求救国之道，并干脆改名为“陶行知”。
“陶行知”作为笔名首次出现，是在《金陵光》学报上。《金陵光》是金陵大学学生办的学报，创刊于1909年12月。它所采用的文字是英文。到1912年底，已出刊3卷。陶行知认为，学校办在中国，撰稿人是中国人，它应该有中文版。在这里，祖国的语言、祖国的文字，代表着祖国的独立、中华的国格。他倡议增设《金陵光》中文版，并为之积极努力。1913年新年开始，《金陵光》中文版问世。
毕业时，陶行知写的一篇论文《共和精义》，说理透彻，论据充分，居全校之冠。从创刊宣言到毕业论文，他在《金陵光》中文版上一共发表了12篇文章。
1913年9月，他任《金陵光》中文主笔。中文版《金陵光》为金大带来了一股春风。不过，金大时期的陶行知，虽有一腔救国的热血和爱国的激情，但在政治上还只是一个单纯、幼稚、天真的青年。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后，反革命面貌已暴露无遗。轰动全国的“宋案”引起了当年夏天讨袁的“二次革命”。
但是，在1914年元月的《民国三年之希望》一文中，陶行知仍把革命党与反革命党的生死搏斗视为“萁豆相煎”，将窃国大盗袁世凯与革命领袖孙中山并称，谓之“两贤交扼”。
在这篇充满书卷气的政论文中，年轻的大学生面对“阅报章则荆棘满纸，游街衢则疮痍遍地”的现实，认真地发表了四点希望：
第一，希望民国文官，不贪财，不因循，不争门户，勠力以襄国事；第二，希望民国武臣，严纪律，重人道，不矜功，不嚣张，为义战，不为暴戾；第三，希望内乱永平……第四，希望人人洗心革面，一刷污俗。
陶行知天真地以为：
有此四点，则外患不作，内乱不兴……可以富，可以强，可以比骋列国，可以雄视寰球。
这真是书生空议论。虽是书生之论，却也不乏独到之见。
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将“共和险象”归结为四点：
国民程度不足、伪领袖、党祸、多数之横暴。
这种剖析是有一定的洞察力的。如何消除“共和险象”呢？陶行知所用的方法是教育，他写道：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
把教育的作用看成兴邦立国的根本手段是不妥当的，不过，这篇文章表达的关于教育的定义是广义的：
罗比尔曾说：“吾英国人第一责任，即教育为国家主人翁之众庶是已。”
陶行知毕生奋斗的教育事业也正是如罗比尔所说的广义的教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他的教育宗旨、目标是教育人民做主人，教育人民爱国、救国、报国。他不是几百、几千个入门弟子的老师，而是几千万、几亿被压迫、被愚弄人民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