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遵循习近平“两山”思想建设美丽中国和世界

（一） “两山”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一理论从世界发展大势着眼，探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类获取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能力极大增强、现代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威胁与日俱增条件下，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社会发展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就会从源头上破坏自然界这一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要以自然界为基础。生态环境、生态危机的问题，直接原因与社会生产、生活现代化发展相联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人类的能力越强，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产生生态危机的可能性也越大。生态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与人类如何进行生产、生活的主观行为有关，消除生态危机关键在于解决人的主观行为。这是追寻生态危机根源的科学态度。具有了这样的共识，才能在共同应对生态危机的挑战中，通力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提出的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反映了全球应对生态变化的共同愿望。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的两大基本制度，在不同的制度下人类都面临如何面对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各国只有建立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全球的生态问题。世界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生态危机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人类依靠自身的努力和智慧，有能力解决好生态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体制机制、法治制度、政策体系等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工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容。这与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观点显然不是同一思路。中国提出的包括绿色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模式、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法律法治保障制度、政策支持体系等完整的理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

首先，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形成和谐发展的共识。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人类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严峻的生态问题使人们切身体会到了不尊重自然的结果是不尊重人类自身，受危害的是人类的今天和未来。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是从根本上遏制由各种原因产生的破坏自然、破坏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前提。人类社会有了共同理念，才会有共同语言和行动，才能够解决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绿色发展理念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理念，是时代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的共同要求。现实中生态危机与一切不科学的发展理念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全人类都要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这是从根源上消除生态危机起决定性的因 素。

其次，在绿色理念引领下我们才能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为消除生态危机提供体制保证。绿色理念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在实践中还需要有具体的体制机制保证，使头脑中的理念成为可操作的行动，把科学的理念转化为绿色发展的可持续体制机制，把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纳入顺应自然规律的体制框架中，突出环保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建立对绿色发展能够有所作为的体制机制。体制的功能在于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质上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具体落实于体制的设计和实施。基本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体制上具有共通性，各国的体制也具有相互借鉴性。绿色发展是全球的共同理念，可持续发展模式也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遵循。无论是否按照资本逻辑行事，也不管是否以利润为中心进行生产，都必须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下运行，构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合作体 制。

再次，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是消除生态危机的治本之策。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社会发展违反了自然规律而受到自然界报复。解决生态危机关键是不违反自然规律，不对自然界产生破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是改变对生产、生活对自然产生破坏的根本。其一，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如新技术可以大规模节能、减排；其二，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形成没有污染的清洁能源，在很大程度上杜绝污染对自然的破坏，如光能、风能、水能等；其三，现代科学技术可以把产生的排放、垃圾变为可利用的资源，现代科学技术可以极大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把污染消除在产生之前。现代经济社会和生活现代化的发展，一定会产生与之相联系的消耗和污染，但人类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运用科学技术消除污染和应对生态危机的潜力和能力更大，发展的空间更广阔。凡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只要更多地运用于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成果也一定会更加显 著。

第四，建立完善的法治是消除生态危机的制度保证。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有科学的理念、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同时还需要建立完善的、具有强制力的法治体系。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各种社会问题通过法治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特别是对损害他人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行为，运用法治手段是最有效的。造成生态危机的各种行为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规范，都要关进法治的笼子。资本逻辑本身不违法，但资本逻辑破坏了生态环境，就是违法行为。必须发挥法治的功能。法治也包括建立市场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制度，使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成本最小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企业对资源的占用和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不可避免性，如果绝对禁止资源的占用和污染的排放，本身也并不符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相统一的目标。通过建立资源占用权、污染排放权的交易制度，使企业与企业之间能够进行资源占用和污染排放权的交易。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成本最小化、社会收益最大化目标。加强生态环境交易制度的建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

面对现实中已经出现的生态环境污染的严峻挑战，我们不能把对问题的研究引向误区，以教条的“姓社、姓资”的思维方式来对一些不具有可操作的内容和做没有实践价值脱离实际的抽象文章。要以中国化、时代化、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产生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脚踏实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工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是实践需要、能够解决问题、真正有生命力 的。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当代进入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已经成为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严肃问题，这一思想起源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自然关系的问题，经济发展一方面会消耗资源，同时又会排放各种污染物，人类生产、生活的客观规律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关系，但是，社会生产、生活最终是和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人类活动又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有直接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全球化占主流地位的潮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条件下，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发展，已经构成人类的现实挑战。人类正以最大的努力，通过各种手段、运用各种力量致力构建应对生态危机的全球治理体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应对生态危机问题上合作机制在加强，共赢的成果在分 享。

生态危机是世界性的现象，也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来解决。这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通力合作共同应对这一人类面对的挑战。2015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的诞生，是对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否定和对生态危机本身性质和解决方法、途径的国际认可，在人类面临的共同的生态危机这一世界性挑战，不能再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来划线，不再以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貌似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动依据。尽管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一点时代化、世界化的气息和感觉都没有，而是把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不是针对生态危机的话以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实用主义套用于分析今天的实 际。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推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积极承担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为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框框内。”

认为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根源的观点在理论上遇到的困境是不能解释客观现象。在理论上存在着原则性的问题。资本逻辑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也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市场经济规律时对此有大量的分析，但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并没有直接和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资本在运动中要实现增殖是一切资本的共性，否则就不成为资本，效用原则也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共同要求，不生产效用的生产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问题的关键是资本的增殖原则和效用原则是否作为根源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这并不是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是”或“不是”都会遇到理论困境。如果说“是”，资本的效用原则就直接导致生态危机，这是说不通的。如果说“不是”，那也和现实不相符合。资本要增殖是客观经济规律，资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是事实，资本逻辑发挥作用也必须承认，想要等消灭资本逻辑以后再建设生态文明是不可能的，要利用资本的作用来建设生态文明，不能把资本的增殖原则和生态文明对立起来。如果为了增殖什么都不顾，直接破坏生态环境，那么，资本逻辑就是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关键要对问题的具体分 析。

总之，把资本的增殖原则和效用原则一起简单地作为构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理论上、逻辑上都是有问题的。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共同特征，法治和其他制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形成了有效的制约。德国大众公司在出口美国的汽车排放尾气上做假，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处罚，这就是法治的作用，社会制度不同，并不影响各国都运用强有力的法治手段来建设生态文明，这才是消除生态危机可靠的制度保证。通过法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才是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能够解释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 把“效用原则”和“资本增殖原则”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至多只能解释某一段时间的历史和现实，不能解释今天世界和发展的现 实。

“效用原则”和“资本增殖原则”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都不是马克思说的原话，不能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性质和目的的分析就无条件等同于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而恰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下，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不是哪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社会制度的，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合作、共同应对，才能取得共赢。不要把世界性的问题简单地纳入社会制度分析的框架体系，这不符合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