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以为中国一旦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应当完全回归中国传统。在他们看来，自中国近代以来，在“革命”的旗号下，中国接受了太多国外的东西，特别是西方和苏俄的东西，中国传统的很多好东西被抛弃了，因而走了一条以夏变夷的弯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是来自西方和苏俄的东西，与以儒家为主干、儒道法佛互补的中华传统不合，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鸠占鹊巢”，是被西方和苏俄牵着鼻子走，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失魂落魄”、自我贬低、自我作践的表现。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该重提“夷夏之辨”，特别是要“卸掉马甲”，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全面回归“中华道统”，复兴儒学或儒教，使中国“再儒化”。他们力主当下的中国必须走以“儒家为主”“儒道法佛”互补的道路，使之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前进方向。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道路问题上存在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一是全盘西化，醉心欧化，认为西方的月亮总比中国的圆，一心向往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尊西土为圣神，崇欧人为贵种” ，而认为中国什么都是坏的，从器物到制度到语言到人种，皆不足取；二是保存国粹，认为儒家纲常名教具有永恒价值，是“经世之具，至精至粹，至可宝贵者” 。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总体上坚持了“负阴而抱阳”的中道辩证法，一方面反对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论，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又主张要积极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反对泥古不化、拒斥革命的保存国粹论，同时又倡导“不忘本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力争做到批判性的继承、创新性的发展，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基于中华文明的深厚传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复兴和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发展者。但与儒家保守主义者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从来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在肯定中华文化的很多积极方面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关系应该是前者批判吸收后者，而不是用后者代替前者。对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包括正反面作用，也应该有全面客观的认识。

班固的《汉书》记载了西汉的汉元帝在做太子时与其父汉宣帝的一段对话：“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喜爱儒学的汉元帝不满其父汉宣帝用文法吏治国的国策，建议用儒生治国，结果遭到了汉宣帝的当头训斥。汉宣帝强调治国应霸王道两手并用，而不能搞儒家的道德主义那一套，它还批评了儒家不合时宜、厚古薄今、华而不实、根基不牢的毛病，并担心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可能让大汉基业陷入混乱和衰败。果不其然，汉元帝继位后任用儒生，脱实向虚，导致汉朝国运由盛而衰。

毛泽东在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时有如下批注：“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犹为伪者骗也。”“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承认儒家中也有贤者，但也直言那些俗儒、陋儒、腐儒满口高头讲章、道德辞令，没有法家实事求是。在历史上，即使以孔孟思想进行教化，实际用以治国安民的也往往是申不害、韩非那样的法家之术。

不仅如此，儒家是以“身”和“家”而不是以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为本位的。就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种思维方式，非常不利于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经常以“民生”“安民”“藏富于民”为名，站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建设的对立面，如西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代表儒家和大夫辩论的贤良文学以及北宋时代表儒家和王安石辩论的司马光，就是如此表现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并吸纳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古今中西问题上的正确观点，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中道、变通的态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面对20世纪初的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鲁迅曾经提出中国人的道路选择方向：“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另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可以断言，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取今复古、另立新宗”的伟大实践，而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革命领导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人国”。这里的“复古”不是复古主义，不是泥古不化，照抄照搬传统文化，而是光复旧物，返本开新，是不断激活、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持久的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 因此，试图用某一个简单的标签来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恰当的。包含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成为中华民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营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上，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能食洋不化；同样，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也不应泥古不化。承中、接马、化西、开新，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一条守正创新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