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自15世纪以来，随着启蒙的开启，就踏上了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这一现代性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其主要的推动力是理性与资本的结盟。这种以资本与理性相结盟的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使社会摆脱了旧有的、固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展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神奇力量，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自15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增长和扩张之中，现代人都在享用现代性带来的巨大成果。

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人类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代价才刚呈现，人们还能承受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末，这种代价已充分显示，人们对这种代价的承受快接近极限了。

西方社会孕育了资本现代性，资本现代性带来了“祸福相依”的现代文明。显然，资本现代性发源于西方社会，但它不仅仅是属于西方社会的，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地都会卷入全球现代化的进程。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西方资本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历史。西方资本现代性不断地越过西方国家、西方文明的界限，把商品、工业、经济以外的东西，如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体现“资本现代性”的内容，送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非西方文明之中。

无疑，非西方的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关系，就是学生与老师、模仿与原型的关系。西方文明似乎就是现代文明，而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归宿似乎就是所有国家与地区的共同归宿。这样，非西方的国家与地区的历史似乎都只是现代性的史前史。如果用资本现代性的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处于“史前史”的这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就可以被称为“野蛮地”。

当然，这些非西方的国家与地区卷入资本现代性的结果，不仅仅是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也得忍受资本现代性所造就的磨难。资本现代性给予西方国家的那种繁荣昌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领悟到了，而资本现代性在西方国家表现出来的凶险，非西方国家与地区更有深刻的体会。所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对汹涌而来的资本现代性，往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兴奋，更有焦虑，这也在情理之中。

比起其他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较晚走上资本现代性的道路，就现代性而言，有人把中国说成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即中国不但走上现代性道路较晩而且又主要是在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影响下“被迫”地卷入现代性的洪流之中。这样，即使中国跨入现代性的门槛时间不长，对资本现代性的“祸福相依”这一点的感受可能特别深切。

面对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浪潮，在当代中国，似乎只有以下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把前现代性的生活作为美好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加以歌颂。有些人开始主张中国停止现代化的历程。在有些人看来，既然现代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我们为什么不悬崖勒马呢？现代性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如此多的负面效应，我们为什么还非得跟着人家去“撞南墙”呢？

第二种选择：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生存之基。现代性尽管发端于西方，但它具有全方位性和深刻性，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资本现代性理应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性价值。资本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资本现代性“洗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事实无情地告诉中国人民，这两种选择均不可取。前者要中国走回头路，而倒退无论如何是没有出路的。后者则很有可能现代性的成果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而代价已把中国拖垮。

按照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观点，中国是不可能开辟新型的现代性道路的。

新自由主义者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大致可以归结为：其一，全盘肯定现代性的成果，在他们眼里，现代性永远是无限美好的，现代性就是“真、善、美”，现代性对人类只有正效应，没有负效应，或者说负效应相对于正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其二，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美好成果都来自启蒙，来自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肯定现代性就是肯定启蒙，肯定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其三，现代性的展现具有唯一性，这就是15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出现的那种现代化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具有普适性。启蒙、现代性在起源上的西方属性与进步性，使得新自由主义者在现代性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这就使他们有理由宣扬：西方社会终结了人类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西方现代性方案作为人类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最优选择，具备了无条件对外扩散的至高道义优先性。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在此背景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应当而且只能走一条道路，那就是就照搬西方现代性方案。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殖民主义现代性的侵略与扩张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似乎使殖民主义现代性历史本身成为最高的道德律令。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可能性无外乎就是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方针。” 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从其对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即从现代性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霸权”立场出发，“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中国要开辟一条新型的现代性道路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唯一的选择就是走西方式的，也是普适的现代性道路。在他们看来，企图在这一普适的现代性模式之外，去探索另一种新的什么现代性模式，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遗产的挑战和否定。由于新自由主义者宣扬的是整个世界必须“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的现代性”，而且这样做符合“最高的道德律令”，具有“至高道义优先性”，从而在他们看来，中国企图在这种西方的现代性之外寻找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大逆不道”的。

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非常尖锐，但关键在于，他们真正找到现代性的病根了吗？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地说，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一种“观念论”的批判，因为他们主要是揭示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没有进一步深入揭示这些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基础。他们所展示的理性演变为工具理性的过程以及所揭示的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确实没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但他们认为这一过程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他们把现代性、启蒙精神定向为一种“工具理性”，强调这是理性的必然归宿。这样，在他们那里，现代性的危机就是启蒙精神的危机、理性主义的危机。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现代性在展现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消极效应是同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些核心精神原则带来的，从而也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了现代性，也就选择了这些核心精神原则，也就得接受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性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而且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展现，后者的成分越来越多，关键在于要明了，正效应、负效应都是与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则捆绑在一起的，不可能只要前者而不要后者。这样，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所要追求的正是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正面效应的同时，把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从而并不具有合理性。中国如要选择现代性的道路，那就应准备承受现代性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准备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倘若感到无法承受这些不良后果，经受不起代价，那么就干脆放弃走现代性的道路。西方面对现代性，主要有两种截然有别的思潮：一是坚守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二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我们看到，不但坚守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旨在既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要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具有合理性，而且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图“鱼和熊掌兼得”仅仅是一厢情愿。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特色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上的依据。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绝不如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仅仅是“观念论”的批判，即马克思绝不仅仅是“观念的历史叙述”，而是开辟了“现实的历史叙述”。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绝不停留于观念的层面，而是把矛头直指现代社会的存在论的根基，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之中了。按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展现过程中之所以导致了如此多的不良后果，问题不是出在现代性的理念本身，不是由现代性的精神原则，即理性带来的，笼统地把现代性的恶果归结于理性、知识、科学是不公平的，而应当追溯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物质”的动因。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也正视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蜕化”，但并不认为这种“蜕化”是由理性本身必然带来的，而是认为是理性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原因在导致理性的这种“蜕化”。马克思认为，隐藏在理性背后导致现代性日益走向反面的是“资本”。马克思强调是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才把现代性引向这种可恶的不归路。马克思用“资本”这一范畴将现代社会概念化了，用“资本”置换“现代性”。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把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说成是“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关键就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既然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必然带来的，那么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从而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积极成果的同时，使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宗旨正在于此，而这样做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强有力支撑。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充满着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