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艺术作为表现苦难的语言

从康德的视角来看，研究今日艺术的最佳方法，兴许是将艺术视为一种已知之物。相反，倡导艺术也就是倡导意识形态，即便这样不会把艺术还原为意识形态。唯一可能通向艺术的途径是下述理念：在现实面纱（该面纱由社会机构与虚假需求的互动关系编织而成）的另一面，有些事情客观上需要艺术，需要一种能为面纱背后的掩盖物辩护的艺术。艺术不同于推论性认识，不是以理性方式理解现实，其中包括艺术自身的非理性特质，这些特质反而源自现实的运动规律。无论怎么说，理性认知存在一种严重局限，那就是没有对付苦难的能力。理性可将苦难归于概念之下，也可提供缓解苦难的手段，但从来不能以经验媒介来表现苦难；若按理性自身的准则为之，便是非理性的做法。因此，即便得以理解，苦难依旧保持缄默与细琐——顺便提及，你只要看看希特勒之后的德国，便能自行证明这一真相。

于是，在这个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怖与苦难的时代 ，认为艺术可能是唯一存留下来的真理性媒介的思想颇为可取。随着现实世界日趋黑暗，艺术的非理性正转化为理性，尤其是在艺术变得十分晦涩难懂之时。现代艺术的敌视者，要比其怯懦的辩护士更为敏感；他们所谓的现代艺术的否定性，正是所有受传统文化压抑的缩影。这委实是现代艺术发展的方向。通过宣泄被压抑的东西，艺术将压抑性原则——也就是未加救赎的世界状况（ Unheil ）——予以内化，而不只是摆出徒劳的抗议架势。艺术识别和表现这种状况，并且预想克服这种状况。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对未救赎状态的照相机般的复现或虚假的至福感，界定了真实的现代艺术的地位，即趋向幽暗的客观性的地位。其余一切则是毫无价值的故作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