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庄严性与不负责任

将“庄严性”一词应用于艺术的用意，并无理想主义神秘化经常所带的那种陈腐气味。该词意指艺术的客观性情感，借此可让具有历史必然局限性的偶然人类，认识到存在某种比他自个更大的事物。艺术品的风险性，是其庄严性的一种呈现，是作品中死亡的意象。然而，有损艺术庄严性的东西，是艺术自律性作为表现苦难的意象在根本上并未陷入苦难（其庄严性之源）这一事实。自律性艺术不仅仅是苦难的回响，而且还趋于缩小苦难的范围，与此同时，艺术凭借其庄严性研究原则这一手段，使苦难得到解除。这表明一种除此之外别无出路的困境。

要求艺术品全面负责的呼声，增加了作品的负疚感。这正是其不负责任的反向要求具有某种效度的原因。不负责任的特性使人联想起游戏。游戏是艺术的必要成分，也同样是理论化的必要成分。通过游戏要素，艺术便能对其幻觉特性作出补偿。尤其是在妄想性的“忧郁”形式中，艺术总是不负责任的；没有妄想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绝对不负责任使艺术蒙受羞辱，并将其变为娱乐；而艺术的正面，即绝对负责，则导致创造性的贫乏（在清一色的艺术品中，总带有过于负责的色彩）。在此领域里，综合是难以（即便并非不可能）想象的。

今天，我们与艺术已往尊严的关系，也就是与荷尔德林（Hölderlin）称之为艺术的“最高而严肃的天才” ^[8] 的关系，已经变得相互矛盾了。甚至在现代文化产业的条件下，艺术依然保持着自身的尊严：贝多芬（Beethoven）的一部四重奏曲中的两个节拍，依然被赋予那种尊严，尽管这两个节拍是人们在打开收音机时从朦胧的潮水般的流行曲调中偶然听到的。现代艺术则不同。它越想投射尊严，反而越加陷入意识形态之中。为了使尊严得以发散，现代艺术只好对其大加吹捧或将其伪装成别的什么东西。相反，艺术的庄严性要求艺术摆脱装模作样、自命不凡的尊严，这些东西早在百年之前就引起瓦格纳式艺术宗教的极大怀疑。现代艺术如果摆出一副庄重、宏大或雄强的样子，那它将会成为嘲笑的话题。如果没有改变某些客观材料的主观能量，艺术将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这种能量出现在某些艺术品的表现过程中时，就不可将其与力量态度混为一谈。主观能量观念也同样成了问题。艺术具有虚弱与力量交集的特性。事实上，无条件地屈尊于现代艺术的做法，其结果会成为一种力量模式。不妨以魏尔伦（Paul Verlaine）为例。魏尔伦本人天赋极高，出身于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如果没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就不可能成为像他那样不修边幅的流浪者——这一条件使他成为自己诗歌的滑动工具。谈及魏尔伦，茨威格（Stefan Zweig）曾厚颜无耻地将他贬低为低能儿，说他对艺术家生产行为的多样性缺乏判断力与洞察力。如果没有其弱点，魏尔伦永远不会写出他最美的诗篇，也写不出被他廉价出售的那些劣作。他自己称其为未打响的（raté）的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