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科学界之内还是在科学界之外，没有谁比达尔文对我们的世界观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迈尔

我们姑且把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称为老达尔文，他是个典型的英国绅士，一辈子都想出人头地，不但热爱科学研究，而且喜欢舞文弄墨，经常写点儿散文诗歌，那是受到莎士比亚风潮影响的结果。在当时的欧洲，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是贵族的基本生活状态，也是展示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但附庸风雅并没有让老达尔文名垂史册，倒是他的两个孙子让他暴得大名，那就是孙子达尔文和外孙高尔顿。

不过老达尔文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之所以能够留名科学史，是因为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创作完成了《动物学》《植物学》等科学著作，尽管现在看来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老达尔文在这些著作中零散地表达了物种变化的思想。他认为现存的所有生物都是从原始的细丝状生物繁衍而来的。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受到教会的警告。好在老达尔文的著作内容太过繁杂，而且受到当时贵族风气的影响，语言风格拖沓冗长，缺少精确的科学叙述，所以没有引起更大的骚动。他把挑战宗教的机会留给了自己的孙子达尔文。

达尔文承认读过祖父的书，而且读了不止一遍，但他拒绝承认受过祖父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达尔文后来曾猛力攻击拉马克抄袭他祖父的思想。也就是说，他无意中承认老达尔文确实提出了物种变化思想，但这种思想只影响到了他的学术对手拉马克，而没有影响到他自己，尽管他们都支持物种变化这一核心内容。

后来研究者认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表达的思想，在他祖父那些被淹没的著作中都已得到表达，只不过达尔文表达得更为系统清晰而已。好在这是他们达尔文自家的事情，没有人出来为他们争夺署名权。如果这事发生在拉马克身上，大概达尔文的地位早就被法国人晃动得风雨飘摇了——法国人从来不会放弃与英国人争名夺利的机会。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小镇，那时老达尔文已去世七年。达尔文在兄妹八人当中排行老六，父亲是个医生，家庭条件相当不错，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过老师对他的印象非常一般，甚至认为他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父亲对他也很不满意，有事没事总会骂他几句。达尔文对此耿耿于怀，到老仍抱怨自己缺少父爱。

达尔文先是被送去爱丁堡学医，幸运的是，他实在没有学医的天赋，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父亲对此很是失望，这才决定送他去教会学校，指望他以后能当个牧师混口饭吃。1827年，达尔文进了剑桥基督学院，他可能是神学院培养出来的最伟大的“叛徒”。

在剑桥，达尔文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学习，他最感兴趣的事情是过一种“无所事事的游荡生活”。但达尔文也不是整天都在无所事事地游荡，他在游荡时还收集了很多甲虫，这些名目繁多的甲虫似乎对进化思想的形成极有帮助。

对于达尔文这样游手好闲的男人来说，在英国皇家军舰“贝格尔号”上度过一段时间，做一次环球航行，大概是打发时光的有效方法。此次航行的目的是修改英国海军航海图，需要花很长时间走很远的路。为了提高军舰利用率，政府要求船长顺便带人考察沿途海岸和港湾。为此，他们需要一个博物学家同行。

但达尔文并不是那位博物学家。

据进化论学者古尔德的研究，达尔文当时的工作只不过是陪陪那个年轻的、只有二十六岁的船长费茨罗伊在餐桌上说说话聊聊天，用以打发漫长难熬的远洋时光。船长就是一艘船的国王，为了保持权威和神秘感，一般不与其他人见面。为了不被闷死，加上不许带女人上船，所以他需要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有一定知识的绅士、看着顺眼说话投机的男人作为精神伴侣——达尔文就是充当这个角色的。船长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就是在出航三年后因寂寞而自杀的。

当达尔文的导师亨斯罗得到这个消息后，直接给达尔文写信说，费茨罗伊船长需要一名男子做伴侣。

通常这样的好事都不会顺利。正当达尔文兴致勃勃地收拾行李打算上路时，他的父亲却跳出来阻止这一行程。父亲对达尔文说：“只要任何一个有普通常识的人支持你随船航行，我就同意你去。”达尔文几乎被这句话击倒了，因为这句话太扎心了，他变得非常自卑，并已经准备放弃这次航行。好在舅舅支持了他，舅舅劝服了达尔文的父亲，家人终于同意放行。

然而不妙的是，船长费茨罗伊对颅相学颇感兴趣，他在面试达尔文时，觉得达尔文智力平平，精力也一般，所以兴趣不大。如果这时有竞争者出现，达尔文肯定落选。当然也不是没有竞选者，而是另外两个候选人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船长没得挑剔，这才捎上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乘客。

当拉马克在法国去世整整两年后，“贝格尔号”从英国出发了。此次航行从1831年12月开始，到1836年10月结束，达尔文在这条无聊的船上整整度过了五年痛苦的时光，晕船和疾病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落下的后遗症甚至纠缠了他半辈子。

好在达尔文是船长的座上客，身上还有一大笔钱，有仆人可供驱使，除了身体不适外，其他各方面都可谓顺风顺水。每到一地港口，他都可以上岸做一番舒适的游历，并花钱雇用当地的民工采集标本，就这样，他得到了大批可供研究的一手资料。

这些事情看起来非常像是一位博物学家的工作，其实随船的真正的博物学家另有其人，他叫迈考密克。这个名字古怪的可怜的博物学家手头没钱，船长也不为他提供便利，达尔文也瞧不起他，博物学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船上生闷气。1832年4月——船开出后仅仅几个月，这个贫穷的知识分子终于受够了，他在里约热内卢托病离船，乘坐另一艘英国军舰回家了。达尔文曾在写给导师亨斯罗的信中提到过此事，并用极其刻薄的文字表达了他对那位博物学家的轻蔑之情，他称迈考密克是一头“蠢驴”，是没有任何科学思想的可怜虫。事实上，达尔文和迈考密克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如果真有的话，可能是达尔文在潜意识中想要扮演博物学家的角色，所以与迈考密克展开了悄无声息的竞争。迈考密克被迫离船回家，就算不是因为达尔文，至少也与他有关。

达尔文并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他和船长费茨罗伊的关系也很糟糕，甚至曾因争吵而被船长赶出了餐厅。所以达尔文在回忆录中根本不愿提及那个船长，必须提及时，也往往以“一位船长”来指代费茨罗伊。但费茨罗伊船长对达尔文的启迪作用不容轻视，因为他们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都在闲聊。费茨罗伊船长是一位有思想的人，起码他自己以为是。两人谈论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唯物论和无神论。有人甚至认为，费茨罗伊船长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不亚于鸣雀。

但费茨罗伊船长是个不折不扣的教徒，他对上帝的信仰从没有改变过。当达尔文终于发表了《物种起源》时，费茨罗伊船长曾经悔恨不已，他以为是自己启发了达尔文的异端思想，因而深感自责，并产生了强烈的赎罪欲望。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基本推定，达尔文和费茨罗伊在船上的相处不可能多么愉悦。

由于身体原因，达尔文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左右，而且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陆地上。船行到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岛时，需要对群岛进行测量，达尔文就开始在岛上巡视。

在西班牙语中，加拉帕戈斯是海龟的意思，在政治或地理教材中，往往被称为科隆群岛。这是个火山岛，岛上地形险要，怪石嶙峋，因为人迹罕至，加上气候适宜，所以布满了未知的动物和植物。仙人掌和灌木丛分布在沿海地区；高大的树木生长在较高的山坡上，树下铺满羊齿类植物；动物则有海狮、海豹、信天翁和火烈鸟等。当时最为大家熟知的，是无数的海龟。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并惊异于岛上物种的独特性，它们虽与南美大陆物种有着某种相同之处，但又处处透着那么点儿不一样。更有甚者，因为是群岛，所以岛与岛之间有一定的间隔，而每个小岛上原本应是同一物种的动物，似乎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比如每个岛上的海龟壳花纹都不相同，而且各自都有明显的特征，有经验的土著只要看到海龟壳，就知道是来自哪个岛。这个事实把达尔文弄糊涂了，因为造物主实在没有必要在每个岛上都制造出不同的生物来，那样工作量未免太大了。但这个事实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达尔文还没有搞明白。因为他的注意力其实集中在地质考察方面，也就是说，当时达尔文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想当个地质学家。

引起达尔文注意的是岛上的鸣雀，他在岛上一共认出了十三种鸣雀，并认为它们原本是同一种鸟，只是因为居住在不同的岛上，结果变得各不相同。达尔文想到，这可能是适应不同小岛上不同环境的结果。他以此为切入口，记录了不同鸟嘴的形状。岛上的食物不同，鸟嘴的形状也不同，这很可能是为了适应食物而产生的变化，后来被用作进化论的重要证据。

有意思的是，达尔文对鸣雀的认识其实是错误的。后来经过鸟类学家鉴定，那些鸟并不是同一种鸟。而且当时达尔文的记录相当模糊，根本没有载明哪种鸟取自哪座小岛，而是一律笼统标上了“加拉帕戈斯群岛”。虽然他后来试图回忆不同的鸟各自的取样地点，但结果是徒劳的，由此带来的糟糕后果是：他很难以此为证据说明不同的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鸟。

事实就是这样，虽然达尔文对那些鸟的认识只是一种错觉，却导致他在长期思考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1836年10月，行程终于结束，达尔文带着大量标本和日记回国，他的身份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和导师亨斯罗的通信在博物学同行间广为传播，其中记录的成果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博物学家。著名植物学家胡克成了他的好朋友；著名地质学家赖尔亲自将达尔文引进伦敦地质学会，两人也因此成了忘年交。此后，达尔文提出了环状珊瑚礁形成理论，更是稳固了他作为地质学家的地位，虽然现在已没有人在乎他的地质学成就。在伦敦科学家圈子里，达尔文已成长为一位风云人物。许多人都相信，达尔文必将大有作为。

但达尔文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发表论文，而是结婚。

达尔文的妻子是他取得成功的另一重保障，因为她不仅很听话，还很有钱。

理性的达尔文原本并不打算结婚，他曾详细列举了十几页纸的表单，对照结婚可能带来的好处和烦人的地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结婚的好处要稍大一些，他相信妻子可以生孩子、做家务，无聊的时候还可以说说话。用达尔文的话说就是，有一个妻子“总比有一条狗强”。

很多天才对待婚姻和爱情的态度有别于常人，有一部分人起初出于雄性激素的支配，态度可能确实很真诚，但他们内心真正的兴趣并不在此，所以谈情说爱结婚生孩子对他们来说不免有屈尊之感，有时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比如百科全书式的近代科学之父笛卡尔、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大音乐家瓦格纳，差不多都是这样。达尔文也不例外。不管怎样，他决定向表姐爱玛求婚。

爱玛并不知道达尔文内心的真实想法，她是一个天真单纯活泼可爱的小女人，对爱情充满好奇，并且对达尔文带有一点儿少女的钦慕。她理所当然地答应了达尔文的求婚，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以照顾达尔文为人生的最大乐趣。然而爱玛对达尔文的真正意义远非如此，因为她的家庭非常富有，她带走了一大笔财产作为嫁妆。达尔文的父亲也一次性支付了数额可观的安家费，使得达尔文不再需要找工作，年近三十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可以安闲地阅读、思考、散步、写作，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

婚后的达尔文开始整理环球航行资料，并很快出书。这本书销量很好，给了达尔文一个意外的欣喜。他从没想到自己居然拥有作家的天赋。散文式的文笔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拖沓细致的行文风格可以给人一种贵族般高雅从容的感觉。

随后，达尔文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他经常出现心悸、心疼等症状，后来还出现了长时间的呕吐、头疼、胃疼、全身无力，以至于害怕参加各种聚会，因为担心哪一天会死在路上。

不过达尔文的病症真的很奇怪，没有医生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后来的研究者根据他的病情记录也判断不出是什么毛病。有人提出一种假设，因为达尔文总在心里不停地挣扎，一方面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担心得罪教会而招来巨大的抵抗和指责。为此他徘徊犹豫，难以自决，又无人倾诉。新婚妻子爱玛是天真而忠实的基督徒，肯定不能容忍达尔文否定上帝。达尔文还能怎么办呢，他只好生病。这种病人总以为自己有病，而且身体虚弱，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也是如此，达尔文很高寿，并且一口气和妻子生了十个孩子。

但达尔文在新婚之后感觉身体越来越差，长年虚弱多病。总生病也不是办法，于是达尔文决定搬到乡下去住，好远离伦敦肮脏的空气。那时伦敦是工业化城市的代表，而且主要依靠煤炭作为能源，空气质量可想而知。

1842年，达尔文在伦敦郊外购买了一座景色幽致的乡间别墅，精心装修之后，变成了世外桃源般的居所。围墙栅栏上爬满了阔叶青藤，缠绕而上的牵牛花随风开放；宽阔的院落里种满了色彩斑斓的花草，蜜蜂与蝴蝶在其间进进出出忙个不停；色彩各异的鸽子在院子里飞上飞下，发出咕咕的叫声；伏在草间的虫子也随声应和，轻快地鸣唱。夕阳西下，霞光满天，这座乡间别墅完全隐罩在一片静谧的田园暮色之中，后来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达尔文在乡间庄园花了十几年时间整理资料，不断思考物种起源和进化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和自己的观察理解，他相信，进化是简单的事实，已不再需要怀疑。他的任务是要回答生物为什么进化和如何进化。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像为什么吃饭和如何吃饭一样，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根据达尔文的笔记，自1837年7月起，他开始进行关于进化论的零散思考，同时培育了许多动植物用于观察和研究，而且不断与各地科学家通信交流，最后终于形成了完整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没有发表，但已基本成形，并在同行科学家之间进行了小范围的传播。

据达尔文的说法，他在1838年秋天为了消遣，通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对书中描写的人类生殖和生存困难印象深刻。马尔萨斯断定，人类的粮食生产能力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要解决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问题，饥饿、战争和瘟疫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大幅裁减多余人口，特别是裁减穷人。这一理论影响广泛，英国甚至因此制定过《贫困法》，以法律形式禁止穷人生孩子。

据说正是《人口论》让达尔文突然在脑海中闪现出了自然选择的念头，那似乎是非常戏剧性的过程。尽管这种灵光闪现式的传说非常迷人，也容易为大众所津津乐道，但并不可信。达尔文在当天的笔记中只是非常平淡地记录了他读过《人口论》，并没有提及任何感想，甚至连一个感叹号都没有。对于经常连用三个感叹号表示开心或惊奇的达尔文来说，马尔萨斯的理论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少启发作用，或者就算有，影响也很有限。

我们拒绝所有传奇色彩的说法，因为像进化论这样极具创新性的思想体系，不可能是灵光闪现一蹴而就的结果，而只能是对自然长期探索和思辨的结果。就像宽广的长河不断流淌，才会冲刷出辽阔的平原。

1844年，一部名为《自然创造史的痕迹》的奇书横空出世。之所以说那是一部奇书，是因为作者不但匿名，而且书中表达的想法也相当令人震惊，许多内容都与《圣经》背道而驰，比如书中描写了宇宙自然形成的过程，并认为生命也可以追溯到万物起源之初，与宇宙一样，都是自然发生的，而非上帝创造的结果。作者推崇拉马克式的理论，认为“用进废退”是物种形成的主要动力。

这本书很快风靡英国，因为英国人从来没有读过如此离经叛道的作品，所以第一版在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很快连续重印了十几版。

达尔文也看到了这本书，但对书中的观点不以为然，许多想法都与它相反。尽管如此，达尔文还是对这本书的畅销感到兴奋。这本书的畅销表明，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关于自然的科学解释，而不总是宗教的解释。所以他立即给好友赖尔和胡克写信，透露了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也正是这些信件，才促使赖尔和胡克两人后来大力推崇达尔文关于进化论的优先权，因为他们手中有达尔文在1844年的信件为证。这些信件比《物种起源》出版的时间整整早了十五年。

奇怪的是，达尔文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却没有写出任何与进化论相关的论文。有人说达尔文担心受到宗教迫害，而事实是，宗教裁判所早在1600年就已经不再用火刑柱烤人了。还有人说他不想惹妻子爱玛不开心，因为任何否定上帝的暗示都会令她感到不安，达尔文在尽量迁就妻子。

更漂亮的说法是，达尔文在寻求更全面的证据支持。比如他栽种了大量兰花，不厌其烦地记录兰花开花的模式，饲养并观察了很多长相各异的鸽子。其间他还花费八年时间写成了一部关于藤壶分类和生活史的大部头著作，篇幅之长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这些工作都是为了证明物种进化和适应的思想。达尔文相信，在有限时间内经过人工培育而发生的物种变异，完全可以与自然界发生的变异相比拟。达尔文只是在观察，而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发表，他似乎还在等待。

但达尔文拖得太久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时甚至担心自己完成不了写作任务。为此，他不得不在写出了一个基本纲要后，向妻子做了一个交代：万一自己早逝，希望妻子能把手稿交给赖尔或胡克，由他们代为整理发表。没有人知道此事的真假，所有说法都来自达尔文自己。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达尔文仍在拖拉，像贵族那样每天栽花养鸟、和朋友通信、在院子里忧心忡忡地散步，甚至一条一条地记录从地里挖出来的蚯蚓，就是没有着手写进化理论。正当一切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时候，一个名叫华莱士的年轻学者突然登场，给达尔文造成了始料不及的麻烦。

在东南亚之南群岛密布的辽阔洋面上，一名身形瘦弱的年轻学者乘坐着简陋的木制帆船在马来群岛和印尼群岛之间来回穿行，调查各岛繁荣而奇异的动植物。他就是华莱士，将在这片异国他乡度过八年的野外考察生涯。

华莱士的身世不可与达尔文同日而语，他出身贫穷，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但他勤奋好学，年纪轻轻就通过自学而成为博物学家，二十一岁时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可惜的是，他比达尔文晚出生十四年。作为一名不幸的进化论先驱，他的命运就像年龄一样，一直落后于达尔文。

华莱士并没有被大学安逸而清闲的生活消磨了斗志，二十五岁的时候，他说服了年轻的昆虫学家贝茨陪他一道去南美亚马孙流域茂密的丛林中自费野外考察。贝茨是研究动物拟态现象的专家，“拟态”这个名词也出自他之手。华莱士在植物学方面造诣颇深，有了贝茨的帮助，他们就可以收集大量动植物标本，而标本在当时的英国可是值钱货，有些珍稀标本甚至可以像宝石那样卖个好价钱。华莱士希望可以借此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当然，作为一名在大学任教的博物学家，华莱士肯定还有科学方面的考虑，他在出发前就已对物种起源问题感兴趣，此行也可以借机寻找潜在的证据来证明他的某种想法。他相信，关于大自然的问题，只能向大自然去寻求答案。如果能顺便挣一大笔钱，那就再好不过了。

经过四年的艰辛采集，华莱士在美洲整理了大批珍贵标本，数量达到一万五千多件。由于受到疟疾的纠缠，他不得不决定回国。在回国之前，他听到了弟弟几个月前因黄热病去世的消息。华莱士忍住悲伤，携带着大批标本踏上了归国的轮船。但刚出海不久，另一场不幸随之而来：轮船失火，四年艰辛收集来的标本和资料付之一炬，华莱士差点儿命丧火海，好不容易才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英国，非但没能改善经济状况，反而欠下了一屁股账。

顽强的华莱士并没有被命运打倒，他凭着良好的记忆力把在美洲的考察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对亚马孙流域的典型物种及生活史做了详尽介绍。这本书虽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但华莱士已深信物种可变，只不过他还没有找到变化的动力。为此，他来到了东南亚的马来群岛。

马来群岛位于东南亚洋面，介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中国人习惯称之为南洋。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岛群，由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菲律宾群岛等无数岛屿组成，沿赤道东西走向绵延伸展六千多公里，分属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及文莱等国。因为地理环境特殊，群岛气温常年保持在21℃左右，降水充足，气候适宜。岛上丛林密布，野兽横行，飞鸟爬虫，各逞其能，无疑是博物学家的天堂。

在这里，华莱士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西部群岛上的生物与亚洲大陆相近，胎盘动物众多；而东部各岛的生物与澳洲相似，有很多有袋类动物。东西之间的分界线，后来被命名为“华莱士线”。但那并不是华莱士在马来群岛取得的最大成就，其最大成就是提出了进化论思想。

来到马来群岛的第二年，华莱士就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物种变化的书，同时在《自然史年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新物种发生的规律》，明确提出了现有物种是由相近祖先进化而来的观点。达尔文和赖尔都看到了这篇文章，达尔文主动写信给华莱士，表示“同意他写的几乎每一句话”，并告诉华莱士，自己也有一些相关的思想，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正确与否。

从那时起华莱士就开始和达尔文有了书信交流。令人遗憾的是，在通信中达尔文没有向华莱士明确提到过自己的理论，只是告诉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走得更远，如果要让他理解自己的工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华莱士不知道达尔文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持有生物进化的观点。

作为后学，华莱士非常珍惜达尔文的鼓励，他曾兴奋地写信给好友贝茨谈起达尔文。他告诉贝茨，达尔文正在写关于物种和变异的作品，并已为此准备了二十多年。

但事情就此打住，达尔文并没有给华莱士更多的启发和帮助。华莱士依然独自在群岛上大量采集动植物标本，并探究火山、浅海和岛屿的成因，八年间总计行程两万多公里，收集了十万多件动植物标本。1858年，他在济罗罗岛上得了疟疾，不得不卧床休息。当他百无聊赖地躺在病床上时，和达尔文一样，他也想起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然后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生物死掉了，有些却活了下来？答案似乎很简单，只有适应的才能活下来。就像他身染的疾病一样，只有最健康的人才可能康复；同样的道理，在自然界中，只有最强壮或最敏捷的动物才能活下来；当饥荒来临时，只有最好的猎手才能活下来。接着，华莱士继续推论，所有生物都可能发生变异而产生变种，而环境会清除适应能力较弱的变种，只有适应能力较强的变种才能活下来，并最终变成新的物种。这就是物种进化，而物种进化的终极动力，就是自然选择。

这一离经叛道的想法刚一出炉，华莱士就被震惊了。作为一名博物学家，他意识到了这个思想的重要性，在狂喜之下，他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写出了一篇论文来论证这个观点，并迫切需要寻找一位同行讨论。不巧的是，他想到了达尔文。华莱士知道达尔文对进化论有兴趣，根据他的经验，能理解这个想法并能与之进行讨论的只有达尔文。于是，他就把那篇名为《论变种无限离开原始型的倾向》的论文寄给了达尔文。

华莱士并不知道，他以这种单纯的方式给达尔文带来了巨大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