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者比有知识的人更加自信，只有他们才敢于断言科学永远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达尔文

回顾进化论走过的历程，最执着的敌人并非来自科学界内部，而是外部，特别是来自宗教界。他们指责进化论是“粗野的哲学”和“肮脏的福音”，并把进过教会学校的达尔文比喻为“魔鬼牧师”，甚至是“欧洲最危险的人”。重压之下，剑桥大学图书馆一度禁止借阅《物种起源》。

一时间风萧萧兮易水寒。

也有一批宗教人士站出来支持达尔文，不过他们采取的是和稀泥的手法。特别是在美国，他们认为进化论与上帝并不冲突，正是上帝创造了能够自我发展的原始生命形式，甚至进化的策略也出自上帝之手。如此一来，进化就成了第二因，与上帝互不侵犯，而且让上帝轻松了许多，他不必一个一个费心费神地去制造万种生灵，只需要制定一个生物发生和进化的原则就行了，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插手修改一下进化错误，比如搞死一大批恐龙之类的小事，最终才有可能让人类登上生命舞台。

而在保守的英国，受过正统教育的牧师极其愤怒，因为《物种起源》是对《圣经》的全盘否定，这样一来大家就不容易相信上帝了，牧师的职业也就面临着从根本上被否定的风险。对于教徒而言，一旦开始怀疑《圣经》，人生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所以在虔诚的宗教人士看来，生物进化理论将颠覆整个世界的伦理与道德，只有自然支配一切，而自然选择充满了血腥与死亡，与宗教提倡的互助与友爱格格不入。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在道德焦虑的驱使下，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已不可避免。为达尔文承担这场冲突的，正是赫胥黎。

赫胥黎早在1850年就结识了达尔文，那时他也以军医身份做了一次海上航行，与达尔文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赫胥黎也很勤奋，通过努力当上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第一时间读完《物种起源》后，不禁拍案长叹道：“我简直太笨了！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立即发表文章宣传和支持达尔文，并利用在皇家研究院演讲的机会公开支持进化论。赫胥黎深知进化论的意义，他知道这一理论必将引起教会和世俗的强烈攻击，为此他写信给达尔文说：“至于你的理论，我准备接受火刑。”赫胥黎还给胡克写信，告诉他：“尽管让教会的矛头全都指向我好了，我决心穿好我的铠甲，准备为捍卫这一理论做长期的战斗。”

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赫胥黎不惜自命为“达尔文的斗犬”，他以极大的勇气揭开了进化论与神创论大战的第一幕，那就是著名的牛津论战。从此以后，围绕进化论所展开的充满火药味和科学智慧的刻薄论战就一发而不可收。

牛津论战的导火索来自牛津教区的威尔福伯斯主教。威尔福伯斯主教因为善于论辩，人送绰号“油滑的山姆”。他几乎刚一接触进化论，就开始写文章攻击达尔文。但威尔福伯斯主教的科学知识并不扎实，所以他找了一位帮手，那就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动物学家欧文。

欧文相貌丑陋且生性冷漠，自小痴迷于解剖动物，并因此成为一名动物学家，曾发表过六百多篇解剖学论文，其学术成就与名重一时的居维叶不相上下。正是他发现了始祖鸟，也正是他把一种大家都没见过的化石命名为“恐龙”，他还出版有经典巨著《论脊椎动物解剖学》及其他一大批专业作品。可惜欧文的道德品质并不能如其学术成就那样让人尊敬，他经常迫害同事，有时甚至偷窃别人的研究成果，这大大削弱了他作为一个重要学者的影响力。而欧文最大的学术污点是反对进化论。

欧文既然解剖过大量动物，而且熟悉许多动物化石，本来应该能看出不同动物之间的进化关系，可惜他没有。而且他在读完《物种起源》之后，或者根本就没读原文，仅凭一点儿道听途说，便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论文对达尔文大加鞭挞，并在剑桥哲学学会上对达尔文进行无情的指责。欧文甚至把达尔文和拉马克画上等号，指责拉马克的理论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而达尔文的理论也将给英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次会议达尔文也在场，欧文的唾沫喷了一会场。达尔文默然无语，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可惜欧文最重要的对手其实并不是温文尔雅的达尔文，而是摩拳擦掌的赫胥黎。

既然宣称准备做“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就不会像达尔文那般沉默无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被动接受反对者的批评，相反，他一直在准备主动出击，以一场酣畅淋漓的论战实践自己的诺言，所以他开始有针对性地写文章维护进化论，但由于缺乏当面交锋的火花与激情，很快被人遗忘。赫胥黎需要一次与欧文正面交锋的机会，因为欧文当时扛起了反进化论的大旗，砍倒这杆大旗是当务之急，而砍旗的机会很快到来了。

那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论战，所有对手都没想到自己会自取其辱。

1860年6月27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在牛津召开。威尔福伯斯主教在会前就和欧文商议好，要借这次机会把生物进化理论彻底从生物学界清除出去。而且他们四处宣传，到处制造声势，把消息早早地传了出去。温和的达尔文预见到了无止境的激烈争吵，索性没有出席会议。所有人都以为进化论会被搞得灰头土脸，只有赫胥黎气定神闲。

会议第二天，在动植物组分会场上，赫胥黎开始主动向欧文发难。因为此前欧文曾声称，通过解剖研究发现，大猩猩的大脑与人类的大脑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甚至超过了大猩猩与其他动物的差别。也就是说，不应该把万灵之长的人类和那些低等动物平起平坐加以比较。这一说法令赫胥黎不以为然，他相信人类与大猩猩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更不会构成难以逾越的进化鸿沟。所以赫胥黎毫不客气地回击了欧文，他用很不礼貌的语气嘲笑欧文说：“我当然能证明大猩猩是他们的祖先，但他们也用不着害怕，那只是简单的客观事实。”欧文天生口吃，他面对赫胥黎的反击往往怒火冲天、面红耳赤，却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吵架不是写论文，想吵就能吵的。在这方面赫胥黎占尽了上风。

后来欧文并不死心，他精心提出了一个解剖学上的证据来证明人类的优越性，即人类大脑中有一个重要结构——小小的海马状的回转部位，称为海马回，而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大脑中没有这个结构。在欧文看来，这一区别可以充分说明人类的独特性，并证明人与猿之间在结构上不存在所谓连续性，所以人类不是从猿进化而来的。

不巧的是，当时赫胥黎正在写作《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他有足够丰富的资料表明，所有的猿类都有海马回，人脑和猿脑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他们的争论曾引起全英国的关注，由于证据确凿，最终以赫胥黎全面胜利而告终。当有人劝赫胥黎对欧文进一步攻击以把他彻底打倒时，他意味深长地感叹说：“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不应该浪费时间将已经杀掉的人再杀一遍。”

后来两人成为宿敌，赫胥黎最后用投票的方式把欧文踢出了英国皇家学会。欧文就此落魄离场，只好放弃科研，去大英博物馆自然史部上班，并为创建自然史博物馆付出了大量努力。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老对手，继续四处游说批驳达尔文的理论，并强烈反对在博物馆为达尔文和赫胥黎修建雕像。但此事由不得他做主，当自然博物馆不得不摆上两人的雕像时，无可奈何的欧文只好在雕像的摆放地点上做手脚。在他的地盘上，他有这个权力，他故意把自己的雕像放在博物馆大厅最显要的位置，而把达尔文和赫胥黎的雕像摆在博物馆的咖啡店里，让它们满脸严肃地看着那些来来往往啃面包、喝咖啡的客人。

在牛津的那次会议上，欧文只是马前卒，他背后真正的高手是威尔福伯斯主教。此人学过数学，略懂地质学和鸟类学，是当时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副会长。虽然威尔福伯斯的动物学知识无法与欧文相比，但他长期滔滔不绝地教育信徒，已练成辞藻华丽的好口才，雄辩能力胜于欧文十倍。当欧文败阵之后，威尔伯福斯开始上场。当时会议已经进行到第四天，越来越多不怕事大的听众赶来会场。他们都知道会有人吵架，所以看热闹的比科学家还多，先后来了大约七百多名听众。小会场坐不下，于是主席团临时决定把会议地点移到新落成的牛津博物馆。

当几位科学家不咸不淡地读完自己的报告后，听众早已不耐烦了。威尔福伯斯主教终于站了起来，他以非常轻蔑的语气谈起了进化论，猛烈攻击达尔文的学说以及达尔文的朋友。

主教发言的详细内容现在已不得而知，据各方考证及当事者回忆，主教大致列举了达尔文的主要论点，然后指出演绎法不符合科学逻辑，他还是相信培根的科学方法论。他说：“我们是归纳哲学的忠实学生，不会因任何荒诞的结论而从中退缩。”主教还进一步举例说：“牛顿是因为受到苹果下落的启发而发现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如果达尔文也能采用这种精确的推理方式向我们证明人类与动物的血缘关系，我们将相信他的理论，并自甘与动物界平起平坐，从心里摒弃我们的自豪感。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承认，我们与地上生长的蘑菇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现在达尔文采用的却是用‘异想天开的幻想’来代替‘严格的逻辑推理’，所以从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坚决反对。”

主教还运用自己的生物学知识证明物种是不变的，他非常有信心地告诉在座的听众，野鸽总是野鸽，家鸡不会变成凤凰。达尔文物种进化的理论从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那只是一个以“最大胆的假设为基础的纯粹的假说”。

为了更有说服力，主教还列举了《物种起源》中十处最具猜测性的段落，然后严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对达尔文理论的反对，是在严肃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达尔文如果要让我们相信，他的论点就必须接受真伪的检验。”主教还认为，已有的事实并不能确保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它既违背科学精神，又与人类的利益相对立。

令主教高兴的是，当时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也站在主教一边，比如前面提到的汤姆逊和麦克斯韦等人，甚至还有达尔文的导师亨斯罗。而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正是亨斯罗，这让主教的腰杆硬了很多。

可以看出，威尔福伯斯主教采取了一个聪明的策略。他没有借助上帝来打击达尔文，而是试图从科学方法论上踩死进化论，这听起来更符合他作为科学协会副会长的身份，也可以给听众造成值得信赖的感觉。此后的神创论者不断拾起他们祖师爷传下的绝招，从科学中寻找力量来打击科学，奋力要把达尔文推下圣坛。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进化论被打倒，神创论就可以雄霸天下了。虽然威尔福伯斯的演讲引人入胜，但是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蠢事。演讲快结束的时候，他转向了在座的赫胥黎，用挑衅的语气说道：“听说赫胥黎教授曾经说过，你不在乎一个人的祖先是不是大猩猩。当然，如果这位博学的教授是在说你自己的话，我们不便反对。”接着，主教又刻薄地加了一句：“那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他的祖父还是祖母，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呢？”

参加会议的胡克事后回忆说：“赫胥黎勇敢地应战了，那是一场激烈的争论。”

据说赫胥黎在回应主教以前，先是对身旁的一位朋友说，“感激上帝把他交到了我的手上”，接着冷静地站了起来，大步走向讲台。他先从专业角度反驳了主教介绍的浮浅而可怜的生物学知识，然后坚决反对只把生物进化理论当作一种假设。他指出，达尔文的学说是对事实的解释，《物种起源》中也列举了大量事实，虽然这一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已是目前为止对物种问题的最好解释。进化论可能不是完美的科学理论，但确实是科学理论。

赫胥黎坚信，达尔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不仅符合科学逻辑的标准，而且也是唯一合理的方法，即通过观察和实验努力发现大量事实，然后在这些事实基础上进行推理并得出结论，最后再把结论和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事实进行比较，以检验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这一辩论正是针对主教对达尔文研究方法的指责而发，有力地回击了主教的批评。

最后，赫胥黎语气坚决地总结道：“我声明，我再次声明，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可能有一个大猩猩祖先而感到羞耻。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他的祖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某个领域获得成功，而是利用自己口若悬河的言辞、偷梁换柱的雄辩和求助于宗教偏见的娴熟技巧来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借以干涉他自己不懂的科学问题。”

因为双方用词激烈，唾沫横飞，台下观众也情绪激昂，会场充满了暴躁的气氛。由于场面过于紧张火爆，一位女士甚至当场被吓晕了过去，她实在想不到这些平日里文质彬彬的科学家和素有修养的主教也会如此刻薄相向。

当时还有一个人，就是“贝格尔号”船长费茨罗伊也在座。这个情绪激动的家伙因为把达尔文带上了船而对上帝怀有深深的忏悔之意，但又对科学一窍不通，只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名堂。他只是大步走向讲台，泪雨纷飞地指控《物种起源》给自己带来的深切痛苦，并请在座的各位和他一道将达尔文的理论驱逐出科学论坛，打倒在地，再唾上一口唾沫。不过听众并不买船长的账，一时间台下嘘声四起，硬是将他轰下了台。费茨罗伊别无他法，只好脸色赤红地高举着《圣经》大喊“圣经，圣经！”，此外再也讲不出什么别的话来。

后来费茨罗伊船长和他的前任船长一样，也因心情郁闷而自杀身亡，那是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的第六年。费茨罗伊船长割断了自己的喉管，他想以这种方式请求上帝原谅他把达尔文带上了“贝格尔号”。

此次论战结束后，达尔文也做出了反应。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竟然认为赫胥黎对主教的反击“似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是不是因为赫胥黎没能把主教挑出来的那十个疑问化解掉呢？达尔文在给胡克的信中，承认主教的辩论技巧非常老到，是一个聪明的对手，以至于他不得不抽时间把主教指出的那些地方一一找出来重新审订，以确保不再给对手留下任何把柄。

纵观整个论战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表象，人们一贯认为这是一场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其实并非如此。威尔福伯斯虽然是主教身份，但他打出的牌是科学方法论，他利用的是另一个身份，也就是以英国科学促进会副会长的身份对达尔文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而赫胥黎也针对性地进行了回击。双方似乎都没有提到宗教问题。但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代表什么样的势力，特别是威尔福伯斯，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在为科学而战斗，他只能是宗教的代言人，只不过是戴了一层薄薄的面纱而已。

赫胥黎大战威尔福伯斯，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科学哲学家拉塞尔曾就此总结说，19世纪末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科学与宗教的敌对关系，与其说是由科学事实对神学和有组织的宗教的威胁引起的，不如说是由新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认识文化的领导地位问题引起的。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争夺科学利益和权力的战争。

在场的胡克却评价道：“著名的1860年牛津会议，在赫胥黎的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不只是一个解剖学家反驳另一个解剖学家，也不是关于事实证据和抽象论断的论战，而是个人之间的才智之战，是科学与教会之间的公开冲突。”

可能正是如此，“牛津大战”确实是如假包换的科学战胜宗教的里程碑，因为威尔福伯斯主教身披的外衣虽然是科学，但他想要打倒达尔文理论的本质目的是维护上帝的权威和教义的正统。他没有把上帝请出来直接参战，只能说明他的手法高明，也是在那种场合下比较合适的方案，因为那毕竟是一场科学大会。

四年之后，也就是1864年，赫胥黎联合七名不同领域的英国科学家在伦敦成立了X俱乐部，并通过俱乐部的影响掌控英国皇家科学会，将英国科学界引领进入了一个致力于传承不受宗教教条约束的纯粹而自由的科学的全新的时代。X俱乐部的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力推英国皇家科学院将代表最高荣誉的科普利奖章授予达尔文，而不是授予达尔文的另一位导师塞奇威克，因为他的学术影响力已经无法与达尔文相比。

同样在X俱乐部的运作下，教会在科学界的影响力急剧下降。1865年前的三十年间，先后有四十一位教士担任英国科学促进会专业委员会主席，而在1865年后的三十多年间，只有区区三人占有这些位子。

时间到了1996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致信教廷科学院全体会议，明确表示：“（天主教）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

对达尔文来说，教皇的声明虽然迟到了一百多年，但战争终于分出了胜负，算是为“牛津论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达尔文研究专家摩尔以夸张的笔调写道：“牛津论战是继滑铁卢战役之后19世纪最著名的战争。”

这场论战以进化论大获全胜而告终，而且也在普通读者中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科学是正确的，宗教是保守的，进化论是可以相信的。人们欢呼科学的胜利，希望科学能满足他们更多的好奇心。但此次论战隐约间提出的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既然生物是进化而来的，那么人是怎么来的？难道真的也是进化出来的吗？或者还是上帝情有独钟的手工制造的产物？

自以为是的人类，在生物界应该坐第几把交椅呢？

这一次，轮到进化论内部吵成一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