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行书

她不是我朋友。我是在斯德哥尔摩机场遇到她的，那是全球唯一一个铺木地板的机场：深色橡木复合地板，精心搭配了狭长板条——保守估计，这些木材大约用掉了十英亩的北部森林。

当时，她坐在我旁边。她伸长了双腿，搭在黑色背包上。她没有看书，没有听音乐——只是把双手交叠在腹部，视线笔直的朝前看。我喜欢她那种一门心思等待、心平气和的样子。我有点不加掩饰地注视她时，她轻轻躲开我的目光，视线往下，看着打磨过的木地板。我未加思索，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了，我说用木头来做机场的地板真有点浪费。

“有人说，建造机场的时候必须牺牲一些活物，”她说，“可以挡掉一些灾祸。”

在登机口，空乘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原来，她们向那些仍在等待座位的乘客们说，这架航班超售了。电脑系统出了纰漏，预购数量超过了座位总数。这些年里，电脑出错这种事俨然就是伪装后的宿命。如果有两个人愿意主动退出，改乘次日的航班，航空公司愿意赔付两百欧元，提供一套当晚机场酒店客房，包括晚餐折扣券。

人们紧张地看来看去。有人说：抽签吧。有人听罢大笑，但随后而来的是令人尴尬的沉默。谁也不想逗留在机场，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我们有地方要去，明天必须看牙医，已经约好了朋友吃晚餐。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我不着急。我从来都不必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现在某个特定地点。让时间追着我跑吧，别让我追着时间跑。更何况——谋生之道有很多，但这里开辟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就业模式，或许是属于未来、可用来抵御失业和过度浪费的某种新兴职业。站出来，住一天酒店，挣一份工钱，早上喝够免费咖啡，搭配自助早餐，充分利用瑞典式冷餐盘里种类众多的酸奶。为什么不呢？我站起来，走向战战兢兢的空乘人员。紧接着，一直坐在我旁边的女人也站起来，走了过来。

“为什么不呢？”她说。

但我们的行李先飞了，多少有点倒霉。一辆空荡荡的班车捎上我们两人，到了酒店，我们分到了两间紧邻的小卧室。没东西需要打包，只有一把牙刷和一套干净的内衣——简化到了军用压缩装备的程度。再加上面霜，一本很好读的大部头书。还有一本笔记本。有的是时间记下一切，记下对这个女人的描写：她很高，身材很好，臀部挺宽，手挺秀气；浓密的卷发扎成马尾，但碎发不太服帖，一缕缕地飘浮在她头顶，仿佛银色的光环——她的头发全都是灰白色了。但她有一张年轻、明亮、有雀斑的脸。肯定是瑞典人。瑞典女人不太喜欢染发。

那天晚上，我们约好了在楼下碰头，在酒吧里，在奢侈的冲澡、再把电视上所有频道摁一圈之后。

我们点了白葡萄酒，在有礼有节的初步寒暄——包括老三问——之后，我们进入了实质性的交谈。一开始，我跟她说了自己游历的情况，但我说的时候就感觉到，她只是出于礼貌在听。这让我失去了动力，我估摸着她肯定有更有趣的故事可以讲，所以把发言权完全给了她。

她说，她一直在搜集证据，甚至得到了一笔欧盟的基金赞助，但那笔钱不足以支付所有旅费，所以，她不得不问父亲借了些钱——后来，她父亲就过世了。她拨开垂在前额的一缕卷发（就在那时，我可以确定她不会超过四十五岁），然后，我们用航空公司送的折扣劵点了两份沙拉；没有选择，因为折扣劵指定了法式尼斯沙拉。她讲话的时候会眯起眼睛，这让她说出的话稍许有些嘲讽的意味，因此，她刚开始说的前几分钟里，我无法确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她说，第一眼看去，世界似乎是多姿多彩的。不管你去哪里，都能发现各种各样的人、文化，迥然不同的城市遵循不同的风俗而建，使用不同的建材。不同的屋顶，不同的窗户，不同的庭院。说到这里，她用叉子叉起一块菲塔羊奶酪，叉子在半空划着小圈。

“但是，你不能让自己被这种多样性骗了——那是很肤浅的，”她说，“那些都是骗人的迷障。实际上，哪里都一样。动物也好，我们和动物的互动方式也好，都一样。”

她像是在做一场反复演练已久的演讲，镇定地一一枚举：狗在酷热的日头下拼命挣扎，想逃脱铁链的束缚，只是因为渴到不行，想喝口水；这些小狗被铁链拴得太紧，以至于长到两个月大时连路都不会走。母羊在田野里产下羊崽，在冬天的雪地里，而农夫们只是开辆大车，把冻死的羊崽搬走、扔掉了事。龙虾被养在餐馆的水族箱里，好让顾客们挑三拣四，被食指点中的那一只就将被煮死。还有些餐馆在储藏室里养狗，只因坊间传说狗肉能壮阳。关在笼子里的母鸡的价值只在于产下多少只蛋，终其短暂的一生都在被化学饲料摧残。人类经营斗狗场。灵长类动物被注射病菌。化妆品用兔子做实验。裘皮大衣是用绵羊的胎儿做的。她云淡风轻地说着这一切，一边把橄榄放进嘴里。

“不行不行，”我说，“我听不得这些。”

于是，她从椅背上取下她的包——碎布做的，从包里拿出一个厚照相纸做的黑色文件夹，从小桌上方递给我。我有点勉强地翻了翻黑底色的几页，文字排成两列，有点像百科全书或《圣经》的那种排版。小号印刷体，有脚注。“恶行纪录”，还有她的网站地址。我看了一眼就知道，我是不会细看这本东西的。但我还是把它塞进了自己的背包。

“我就是做这个的。”她说。

然后，就着第二瓶葡萄酒，她跟我说起去西藏的事：高原反应差点儿要了她的命。是一个藏民妇人一边敲鼓、一边搅出草药酊剂治好了她。

我们的夜聊很自在，我们的口舌——渴望着长句和故事——在白葡萄酒的滋润下变得灵活，很晚才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吃早餐，亚历珊德拉——这位愤世女子叫这个名字——手拿羊角面包，倾身向前说道：

“真正的神是一只动物。神在动物中间，和它们靠得很近，以至于我们不会注意到。神每天都在牺牲自己，为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死去，用祂的身体喂养我们，让我们把祂的皮囊当衣服穿，容许我们在祂身上做药物试验，以便活得更久、更健康。神就是这样表现祂的爱意，将祂的友情和博爱赐予我们。”

我怔住了，呆呆地瞪着她的嘴巴，这番启示真相的宣讲、包括平和的语调让我稍有惊诧，包括她手中明晃晃闪动的餐刀：在松软的羊角面包里涂上了几层黄油，来来回回，井井有条。

“你可以在根特 找到证据。”

她从百宝箱似的大包里抽出一张明信片，扔在我的餐盘上。

我拿起来看，很想在遍布纸面、密密麻麻的图案中摸索出几分意思；不过，大概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任何人都看得到。”亚历珊德拉说，“在根特市中心有一座天主教堂，里面有座祭坛，你会在那儿看到一大幅很美的画。画面上有田野，在城外什么地方的绿色平原，就在那片草地上，有一个普普通通的高台。就在这儿。”她用刀尖指了指，“那就是以白色羔羊的形态出现的神，被众人尊崇。”

我认出了那幅画。之前就见过不少各式各样的复制品。《根特祭坛画：神秘羔羊之爱》。

“神的真实身份被发现了——祂那光芒万丈的身形引来了万众瞩目，在祂的神圣尊位前低头臣服。”她说着，又用刀尖指了指那只羔羊。“你可以看到，几乎四面八方都有人涌来拜见祂——那都是前来致敬的信众，来仰视这位最谦卑、受尽凌辱的神。还有这儿，看到了吗，国家的统治者们也特意前来朝觐，有帝王将相，也有从教堂、国会、政治聚会、同业会来的；还有母亲和孩子，老人和少女……”

“你为什么做这个？”我问。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她答，“我想写一本详尽至极的书，从洪荒时代到当下世界。那将是人类的忏悔。”

她已经开始积攒名人名句了，从古希腊时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