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蹒跚地走到了14世纪的中叶，关中老百姓又一次惊愕地看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这一次的“大王”既不是关中百姓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见惯了的女真、蒙古帝王和他们手下那剽悍如虎的猛安谋克、达鲁花赤们，也不是更早些时候他们见识过的那些骨脆肉娇、金粉浓脂、贵不可言又弱不禁风的汉族“官家”，而是一群来自十年九灾的淮西（今安徽）地区的农家汉子：徐达、常遇春、耿炳文、冯宗异等等。而且听说，他们的头儿，那个据说曾当过和尚要过饭、爹爹死了没处埋的、现在的天子洪武皇爷，还要把都城迁回陕西来呢！

但皇帝到底是没来，而十年后来的皇上爱子秦王殿下，竟是个昏淫暴虐得让人闻所未闻的主儿。而那些掌了权的淮西汉子，翻身为主，对以往贪官、富户倒是整治得可以，但草莽称雄，贫苦百姓却被整治得更厉害：他们的户口、土地、职业、社会身份等等，都被前所未有地置于官府的控制之下，山禁、海禁、矿禁、茶禁，把百姓“禁”得头晕脑胀，民户、军户、匠户、灶户，都是血统既定代代相传。陕西百姓过去就是在战时体制色彩浓厚的宋金准军事化社会生活中，也没有被束缚得这么厉害。

偌大的陕西，陕南一大块被划成了禁山，陕北一大片（当然，不是整个陕北，但也不仅仅是陕北）被划归了军屯，关中的一部分又被划成了秦府与其他王府的庄田——当然，这“庄田”理论上并不是秦王的私产，而是国有土地，只是国家规定其上的赋税和官租“籽粒”要供他收取作为“亲王级待遇”。可是老百姓不懂这些，他们只知道催征“籽粒”的官大人比平民地主要厉害多了。明初的农民似乎地位很高：朱元璋张口“右贫抑富”，闭口“享我农师”，他甚至鼓励农民对贪官实行群众专政，闯进衙门将其拖出扭送京城。但明初的农民又似乎地位特低：他们种什么，卖什么，想迁徙或不想迁徙都没有自由，时而大军“点户”，户口不符就要被抓去充军。朝廷一高兴，就可以把几十万民户强行迁居到荒芜之地去“屯田”；一不高兴，又可以把几十万人家都指为违禁私垦的“流民”而全部强行撵走，甚至屠杀。兴之所来，朝廷可以三丁抽一，“垛集”民户充军；兴之所去，朝廷又来个清理“屯政”，清洗“冒滥”军丁。

有道是熬成婆的媳妇比婆凶，自称“起自农民” 的朱皇帝整治起农民来也真有办法。于是，本来在宋金元时代被频繁的战争绷得过于紧张的陕西社会，在分久必合重获统一、逐走蒙元再建汉族王朝之后却并未得到必要的松弛。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民间的创造精神仍被压抑着，无怪乎明以后在和平、统一的有利条件下陕西社会的发展步伐仍是那么滞重，那么踟蹰。而明初农民起义的频繁却是历代王朝初期极为罕见的。

明初的陕西在朝廷的严密管制下形成了三个板块：陕南是因禁止“流民”进入而开发程度极低的秦巴老林地区；陕北，尤其是延安以北军屯密集，军户——军事农奴制——比重很大；关中则地狭民稠而又被管得过死。因此，明初的相对繁荣只限于恢复性质，并没有出现实质上的发展高峰。

明中期以降，明王朝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被岁月所“锈蚀”而效率日低，它控制社会的能力与控制自己的能力都趋于下降。由于前一能力的下降，原先被压抑着的一部分民间社会活力得以释放出来，带来了活跃、繁荣与社会分化。而由于后一能力的下降，国家机器的腐败日深，并影响了社会。然而在明帝国的不同部分由于种种不同的历史条件，这两种效果的作用强度各不相同，江南地区更多地得到了民间社会活力释放的好处，而出现了万历前后的繁荣，而陕西地区更多地受到了王朝统治机器腐败化的影响，因而发展更为艰难。

社会与国家为应付这种变局都在作自我调整。陕南的封禁状态在多次“流民”起义的冲击下渐渐被打破，陕北的军屯、邮驿体系却因腐败而混乱日甚。关中在人口压力、国家赋税与负担压力以及国家“抑兼并”政策压力下出现了农业萧条与陕商“墙外香”的现象，社会上繁荣不足而奢靡有余，积累不足而贪婪有余，出现了自然经济的“经营地主”、贵散不贵积的“商业资本”与“以食易衣”、自给而不足的传统小农汪洋大海并存的现象。从宋元以来逐步形成的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当江南人士对“有田者什一而为人佃作者什九”恬不为怪的时候，关中的作者却在为“富平之田佃者什三” 而惊呼不止。当南方的贫苦人民要求摧富益贫、抑制社会分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在陕西却是统治者在不断地作抑兼并的文章：矿监税使的骚扰，被说成是“与其取诸民，孰若取之商”、是“崇本抑末之善术”，而官逼民反的明末加派“三饷”，也被说成是“弗以累贫不能存者，惟素封（没有封爵的富人，即平民地主）是诛”。当南方的农民在为地权而斗争、产权争不到也要争佃权的时候，陕西的农民却被官府的暴敛逼得“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最后当明朝瓦解、天下大乱之际，江南农民纷纷发生“抗租”的“佃变”，纷纷为要求官府作主令地主减租而发动请愿，却对改朝换代没有兴趣，而陕西与北方农民在“免粮”（不向国家纳田粮赋税）的口号下为推翻官府和朝廷而战，却没人想起免租、减租之说。

在这一过程中，陕西的各种体制都发生了变化。政治上，分权式的三司体制被集权式的督抚体制所取代；军事上，卫所体制被总兵体制所更替。雅文艺出现俗化：倡导汉唐豪风的古文大师变得“自比俳优”；而俗文艺出现雅化：秋神报赛之戏登上了大雅之堂。这些变化在明末的大动荡中得到定型，成为继明而起的清王朝的既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