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的李继捧献地，是宋初陕西今境全部统一的标志。而宋元之际陕西的长期战乱竟由此而发其端，这就应探寻一下继捧献地的由来。

陕北的党项人为我国古老民族羌族的一支，唐初分布在今甘、青、川三省边区一带，其中的拓拔部原附吐谷浑，唐朝攻灭吐谷浑后，其首领拓拔赤辞降唐。到8世纪初，党项人在吐蕃扩张的威胁下东迁，包括拓拔氏在内的一部入居夏州，称为“平夏部”，这是党项人后来以“夏”为国名之因，也是党项人影响陕西历史之始。

唐末平夏部头人拓拔思恭出兵助平黄巢立功后，拓拔改唐姓为李，并在夏州建立定难军政权。从此党项人便据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控制了从白玉山经横山山脉与无定河流域直至毛乌素沙漠的陕北大片地区，并开始了封建化的初步进程。这时党项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维持着良好的“羁縻”或藩属关系，由于无论是党项诸部还是内地王朝各自都远未统一，也就顾不上打对方的主意。至于汉、羌人民更是愿意友好相处的。

北宋开国之初20年间，定难军政权与中央的关系曾一度比前代还好。这一方面是由于宋朝统治者在边政方面一直较为保守，缺少开边扩土的“进取心”，而主张“以绥怀为务” 、“各从宽宥” “因其贡献，厚加赐赉，以服其心，而羁縻之” 。另一方面也由于从李彝兴、李克睿、李继筠到李继捧的历代党项首领对新兴的宋朝较为敬畏。宋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之酋豪” ，而宋太宗更认为对诸蕃“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傥加攘却，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也” 。这一时期，宋朝对夏州李氏赏赐颇丰，且隆以恩礼。李彝兴称臣后加授太尉，史称当时职备三公者，惟他与宋开国元勋赵普二人。而李氏也素称忠顺，不仅常常以宋朝急需的战马入贡，而且李克睿与李继筠两代都曾应宋之约，出兵助宋军征讨北汉。为了表示对宋恭顺，李彝兴、李克睿和“克”字辈的许多李氏贵族，都曾避宋讳而改过名。 由于双方的理智，陕西边境保持了20余年的和平。

然而在这种平静中却酝酿着危机。首先，陕北诸蕃部当时并未统一，李氏不过是诸部中最强者。而李氏内部也有利害冲突，尤其是处在封建化门槛上、正在经历着剧变与新旧冲突的这个敏感时期。而这些冲突难免要体现在对宋关系上来，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李继筠去世，部分党项贵族认为其子年幼不宜嗣位，李继捧遂以季弟身份接掌了定难军。这种行为违反了党项人传统的承袭制度，一时非议纷起。其叔父李克文 上书宋朝，反对继捧承袭；而李克远、李克顺兄弟则起兵讨继捧。眼看夏州政权即将陷入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内乱中。在这种情况下，李继捧一面出兵镇压了克远、克顺兄弟的反叛，一面向宋王朝请求内附。

与此同时，北宋经过20多年统一进程，已经消除了中原与南方的割据，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正积极筹备伐辽之役。李继捧在这个时候献土内附，正符合宋廷加强统一的心愿。而献土归附这一统一的模式也已经陈洪进、钱俶等南方割据者实践过，不失为一种代价最小的和平统一途径。因此，宋廷对李继捧献土立即表示了欢迎。而献土内附的主张在党项人内部也是得人心的。不仅拥戴李继捧的党项人赞成，就是反对李继捧取消承袭的李克文，以至反对夏州李氏的银州党项拓拔遇所部，都要求内附。实际上继捧、继筠之父李克睿（当时名光睿）当政时，听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消息后，就曾主动要求罢镇入朝。 只是当时太祖基于种种考虑没有同意罢了。

因此，李继捧献土之事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然而由于北宋政府措置失宜，这件好事却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这年五月李继捧献土后被留在京师任职，宋廷派名将曹光实为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作为党项李氏、折氏等部聚居的陕北七州行政长官，率军进入夏州接管了政权。就在曹光实进入夏州的次月，在银州发生了李继迁反宋出逃的事件。

今陕西米脂、横山两县间有个李继迁寨，据说就是李继迁的出生地。北宋立国后第四年（建隆四年，963年），他出生在无定河畔银州党项一个中层酋长的家庭里。他的高祖拓拔思忠是拓拔思恭的族弟，从曾祖以下世居银州境。显然，他的家族并不属于夏州政权的核心集团，甚至也不是定难军始祖（拓拔思恭）的后裔。他本人起兵时年仅二十，宋朝按党项内部的宗族亲疏授他以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这一小官。本来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即使党项内部对李继捧承袭不服，也轮不到他出头。但是他这一家却有较强的民族自尊心与政治抱负。他父亲李光俨就不买宋朝的账，没有改“光”为“克”，成为这一辈份的李氏贵族中很少的几个拒不避宋讳者。他本人不仅继承了这种反宋情绪，而且性格坚毅，百折不挠，又长于谋略。因此在李继捧献地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他便很自然地成为不愿附宋的那部分党项人的一面旗帜，从无定河畔的部落中崛起而成为新一代党项人的民族领袖。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李继迁在宋军进入银州时诈称其乳母死，要出城送葬，遂率领数十人出逃。这些人中有李继迁的族人继冲、继瑗等，有与李家联姻的几个党项大族成员，也有以张浦为代表的不满宋朝统治的一些银州汉人。张浦后来并成了李继迁的主要谋士。李继迁对他们说：“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 号召他们为恢复“雄视一方”的李氏政权而奋斗。然而以这几十个人与宋军抗衡是不可能的，于是李继迁接受了张浦的献计，率众逃进了北方数百里外大漠中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南），开始了长期的反宋战争。

宋廷最初对这股小小的反叛势力并未予以重视，而李继迁起兵后的头几年内也连遭失利。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继迁先后进攻葭芦川与夏州三岔口，都被宋军击败。张浦建议进攻宥州，认为那里的宋军兵力薄弱，有机可乘，结果李继迁倾其众2万人往攻，又被宋宥州巡检使李询打败。李继迁狼狈退回地斤泽，这年冬（984年初），宋将曹光实与知夏州尹宪出兵反攻，牛刀小试，便乘夜打入地斤泽，歼继迁军500余，焚毁400余帐，李继迁母、妻均被俘虏，仅他与弟继冲率少数人逃到更为僻远的黄羊平（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北）。

然而，这个血气方刚的贵族青年没有为接二连三的失败所屈服，他到黄羊平后，通过联姻取得了当地党项部落野利氏的支持，又站稳了脚跟。他招集诸酋长聚会，拿出李彝兴的画像号召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于是党项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

其实，李彝兴真正的后裔是李继捧而不是李继迁。然而宋廷自大轻敌，又不理解党项人的民族心理，不仅让李继迁夺去了定难军前辈这一面号召族众的旗帜，而且以其对党项人的猜忌与歧视，把许多原来存有附宋之心的党项人也赶到了对立面。李继迁的成功，与宋廷这种为渊驱鱼的失策有很大关系。李继捧入朝后，宋廷表面上礼遇极隆，实际上暗中防范，使继捧“常怏怏不自得”。继迁起兵后，宋朝官吏更“有言继迁悉知朝廷事，盖继捧泄之”。 宋廷遂使李继捧迁出朝廷，任有职无权的崇信军节度使，并把李克宪、李克文等分派到内地的道州、博州任闲职，而以各该州的汉人通判“专郡政”。这不仅挫伤了他们的忠顺之心，而且使他们失去了对故土党项人的号召力。加之宋军在镇压李继迁的过程中不分皂白，焚烧帐落，强迫迁徙，更严重伤害了党项人民，甚至原来不满于夏州李氏率先要求内附的一些党项人如银州拓拔遇等，也悔而生叛宋之心，成了李继迁的内应。

与此相反，李继迁不仅以民族复兴号召党项人，而且善于以联姻等手段笼络各部落酋长，“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同时，李继迁与其谋士张浦等人又施展谋略，利用宋朝君臣既虚骄自大又避劳而贪功的心理，多次以伪降愚弄对手。一次李继迁遣张浦向宋朝进贡马匹与骆驼，宋太宗挑选了一批身材魁梧的卫士舞弄强弓重槊于后园，向张浦炫耀。并问张浦：“羌人敢敌否？”张浦心里好笑，嘴上却装作惶恐地说：“羌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则已遁矣，况敢敌乎？”哄得皇帝得意洋洋。然而就在这得意忘形之中宋朝连连吃大亏，而李继迁则踣而复起，日渐势大了。

雍熙二年（985年）二月，原先内附的银州党项拓拔遇暗与李继迁通书，约为内应。张浦又向李继迁献计，向曹光实伪降说：“我数奔北，势窘不能自存矣，公许我降乎？”并约某日在葭芦川（今佳县境）举行投降仪式。曹光实居然受骗，并想独居其功，秘不与人商量。到期李继迁设伏于川谷，令人前往银州城迎接曹光实。曹只带了数百骑兵，由李继迁引路北行。一入川谷，李继迁“举手麾鞭而伏兵应之”，把曹光实一行全部杀害。然后回到银州，在拓拔遇的内应下袭据州城，自称权知定难军留后（定难军临时统帅），恢复了定难军政权，取得了起兵三年来的首次胜利。

宋廷如梦初醒，震惊于名将被杀、州城被陷，连忙派田仁朗与李继隆率军讨伐。三月间，李继迁攻破宋会州，焚城而去。田、李所部宋军展开攻势。四月，李继迁弃银州城退走。宋军扫荡叛宋的党项诸部，从四月到六月，先后在银州城北、杏子坪、浊轮川、盐城等处击溃党项军，李继迁任命的代州刺史、党项酋长折罗遇及其弟折乞埋败死，酋长折遇也被俘。党项部落银三族、吴移族等纷纷降宋内附。李继迁连续受到沉重打击。当田仁朗军初到陕北时，李继迁正进攻抚宁寨。田仁朗认为党项军逐水草，就地利，出没无常，难以聚歼，而今李继迁倾其人屯兵坚寨之下，正好可以包围消灭。于是故意不理军事，日饮酒赌博，想诱使李继迁滞留抚宁。然而正当他部署已定之时，宋太宗忽然派来钦差把他撤职查办，押解回京。原来他的副将王侁向朝廷密报，指控他“不恤军政”；宋太宗也怒其不按出师时皇帝面授的方略行事而另出新招。田仁朗的谋略就这样在宋朝的内耗中付之东流。李继迁也幸而得免于被歼的命运，但他的实力在宋军攻击下一时大为削弱。

李继迁见宋军势大，决定附辽抗宋以图存。雍熙三年（986年）李继迁对辽称臣。这时正值北宋“雍熙伐辽”之役，辽国正需要党项军队在西边牵制宋军，遂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并封李为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在辽的支援下兵势复振，于次年在夏州王亭镇（今横山县西）击溃宋知州安守忠的3万之众，追至夏州城下。

这时，宋廷才想起起用内附党项贵族，实行以蕃制蕃的办法。端拱元年（988年），宋太宗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赐李继捧赵姓，更名保忠，派他回夏州任定难军节度使据守故土，次年又授予赵保忠（李继捧）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朝宰相的正式称呼）的崇衔。辽朝针锋相对，也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于是，两兄弟分别以宋辽双方的节度使名义，都打出了定难军旗号，一个真“国王”，一个假“宰相”，在陕北高原上进行了你死我活的厮杀。

赵保忠的实力本在李继迁之上，又得到宋军的支援，因而多次击败他那桀骜不驯的族弟。端拱二年（989年）四月，赵保忠击败拥护李继迁的宥州党项御泥、布啰树两部。次年，又在安庆泽（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大败李继迁本人，继迁中箭带伤而逃。但是，李继迁这时已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日益得到党项人的支持，每次失败都得以恢复元气。而宋朝对赵保忠却不能充分信任与配合，使李继迁得以施计于其间。每次失败后李继迁都传言给赵保忠转达宋廷，表示“悔过归款”。无法得到宋廷充分信任的赵保忠不希望自己的实力在同族相煎的战争中耗尽，每次都一厢情愿地为族弟说情。而李继迁一旦复叛，宋朝便自然要归怨于赵保忠，从而使双方隔阂更深，李继迁也就更便于从中施计。如此没有几年，形势便急转直下了。

早在赵保忠刚回夏州不久，李继迁便托他上言请降，宋廷授继迁银州刺史，令未到而继迁复叛。安庆泽之战后，李继迁又派部将破丑重遇贵到夏州诈降。不久李继迁来攻，破丑重遇贵在城中内应，大败赵保忠。次年，李继迁再攻夏州，赵保忠请宋廷派商州团练使翟守素率兵来援。援军刚到，李继迁又“奉表归款”。宋廷授予他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并听任其占领了银、绥二州。淳化四年（993年），宋廷采纳转运副使郑文宝建议，禁止党项地区的池盐入境，想以此给李继迁造成财政困难，以施加压力。李继迁反而纵容属部借口因盐禁受困，大掠边境。宋朝只好又把盐禁解除。就这样，李继迁软硬兼施，忽“降”忽叛，耍赖要挟，反复无常，把宋王朝的谦谦君子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并使附宋的族兄赵保忠夹在中间两头受气，而他在军事与政治两方面都渐渐取得了主动。

淳化五年（994年），李继迁在夏州边外的平夏（今横山县北长城外）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并强迁绥州兵民于平夏，不愿背井离乡的绥州兵民在定难军下层军官高文岯率领下附宋反抗李继迁。李继迁镇压了这次反抗后，又以此为借口再度叛宋，焚劫诸堡寨，并兴兵攻打夏州。 宋廷派大将李继隆带兵征讨。当时朝中已纷传赵保忠与李继迁有勾结，因而李继隆此行实际上还负有监督赵保忠的使命，然而赵保忠本人却还蒙在鼓里。这时赵保忠已经对他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厌倦，竟想在宋王朝与李继迁之间进行调停。为了表示诚意，他把母亲、妻子都带出夏州城外来见李继迁，并上书宋廷与李继迁解怨，求罢兵，想以此感化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然而本已对赵保忠起疑心的宋太宗看了他的奏报后，反而遣使督催李继隆进军。这时，李继迁也突然反目，夜袭赵保忠营帐。赵保忠从梦中惊醒，单骑逃回夏州城，其辎重尽为李继迁所得。赵保忠入城后惊魂未定，又被早就受命监视他的部将赵光嗣拘禁了起来。这时李继隆的大军开进了夏州城，李继迁早已远遁，赵保忠有口难辩。宋将侯延广等欲杀保忠，李继隆认为：“保忠机上肉耳，当请于天子。”保忠才幸免于死。不久李继隆押着赵保忠班师回京，垂头丧气的赵保忠在东京崇政殿里向皇帝请罪。幸好宋太宗对他的忠顺还是相信的，只“诘责数四，释之”，并给他封了个“宥罪侯”，留在京都闲住。 就这样，宋王朝以蕃制蕃的计划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以后数年，李继迁继续以平夏为基地，在陕北与宋军周旋。先后进攻夏州、绥州等地，并在浦洛河（今宁夏灵武南）一次劫夺宋朝军粮40万石。至道二年（996年）九月，宋朝发动了对李继迁的最大一次攻势。宋太宗亲自调度，派李继隆出环州（今甘肃环县），丁罕出庆州（今甘肃庆阳），范廷召出延州（今延安市），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向平夏发动五路围攻。然而李、丁二部进军20余日，竟“一无所见”，无功而还；张守恩部遇敌，“不战而遁”；只有王超、范廷召两军在乌白池（今定边与宁夏盐池间）与党项军交手，“大小数十战，不利”。退兵时又受到党项军的阻击。 于是这场由皇帝在千里之外纸上谈兵瞎指挥的“五路围攻”，便以“诸将失期，士卒困乏”而告失败，并且开创了这种作战方式在此后一系列惨败的先例。

“以蕃制蕃”失败，“五路围攻”不果，宋朝至此已计穷，失去了平定夏州的决心，转而寻求妥协。至道三年十二月（998年元月），宋真宗即位后不久，李继迁又“复表归顺”，宋廷就势封他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并放还使宋被扣的张浦，把定难军旧辖的夏、银、宥、绥、静五州之地交给李继迁统治。至此，李继迁经过15年奋斗，终于收复了党项故地。

在抗宋自立的同时，李继迁还对不服从他的党项部落进行兼并战争，终于把银夏五州的蕃汉人民全部纳入了他的治下。就在他与宋妥协，受职定难军节度使之后，还于咸平二年（999年）出兵麟、府，企图吞并由汉化蕃族折氏统治的这块土地。结果折家将折海超、折惟信战死松花寨，李继迁也损失惨重，不克而还。 陕北两大党项势力，一抗宋立国，一归宋汉化，终于成为不共戴天的世仇。

李继捧献土而演成为悲剧，使陕北丧失了一次与中原和平统一的历史机会。由此绵延的战祸，使两边的蕃汉各族人民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李继迁的野心勃勃和背信弃义，宋王朝的优柔寡断、自大轻敌、疑善养奸、为丛驱雀、和战失宜，都应负历史责任。不过从党项民族与西夏王朝的发展来看，李继迁又有着不朽之功。他以其屡踣屡起、百折不回的努力，铸就了党项人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他通过大小50余战，把原来散居在陕西塞外互不统属的党项诸部凝聚成一个整体，为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奠定了立国之基。他因此也堪称为党项民族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