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闻出版业对外开放带来的变化

回首40年新闻出版业对外开放的历程，可以说，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当代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发展。40年来，新闻出版对外开放呈现出许多特点，带来不少变化。

（一）从政府推动“让我走”转向企业主动“我要走”

改革放开初期，乃至相当一段时间，由于政策支持力度不大，新闻出版单位的实力有限，境外经营成本高、利润低、风险大，外向型出版人才尤其是从事海外投资和经营的人才缺乏，不少新闻出版单位对外交流合作是迫于上级的压力，往往把走出去仅仅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积极性不高，内在动力不足。

2003年以后，国家有关部门以及新闻出版总署加大了政策的支持力度，通过重大工程给予专项资金扶持。截至2016年底，“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共资助3 000多种外向型图书，总金额近1.5亿元。“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共与71个国家的603家出版机构达成资助协议2 676项，涉及2 973种图书，47个文版。

所有这些，使新闻出版单位获得极大的支持，激发走出去的内生动力，对外开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大大得到提高，由过去的“让我走出去”转变为“我要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海外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00余家，与70多个国家的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二）从以传统文化为主转向讲述当代中国故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所输出的出版物数量和品种不多、金额也不高，偏重于武术、中医、饮食、旅游等传统“四大件”，侧重于对传统作品的汇编选编，对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解读不足，对当代中国文化介绍和阐释不够。

经过4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出版物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97年到2017年，我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出口由496万册（份）增加到2 172万册（份），金额由1 210万美元增加到7 831万美元；版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版权输出从569项增长到13 816项，版权贸易逆差大幅度缩小，从7∶1缩小到1.3∶1。

尤其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在想什么做什么、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一批出版物纷纷走向海外，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市场；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一批著名的作家获得国际大奖更是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国际出版界对中国作品的关注。这些出版物讲述了中国的精彩故事，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深刻变化，描绘了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

（三）从周边国家转向欧美市场和“一带一路”沿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版物进出口基本限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以港澳台、日韩、东南亚华人文化圈为主。直到2003年我国出版物版权输出也仅有1 427项，其中输出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加拿大等欧美七国的出版物版权只有28项，仅占总输出的2.0％；而输出到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日本、韩国的出版物版权为739项，占总输出的51.7％。

2003年以后，我国新闻出版界加大了出版物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力度。2017年我国出版物版权输出增至13 816项，其中输出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加拿大等欧美七国出版物版权达到了3 011项，占总输出的21.8％；而输出到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日本、韩国的出版物版权为4 586项，占总输出的33.2％。 与2003年相比，2017年输出到美国等七国版权无论数量还是所占比重都明显上升，而输出到东南亚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版权数量与所占比重都有所下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在继续对欧美主流市场实施走出去的同时，积极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于2014年启动了“丝路书香”工程。目前，工程运行良好，2017年我国出版物面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输出数量达到近4 500种，占我国出版物版权输出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涉及近50个丝路国家和地区。

（四）从以纸媒为主转向与数字媒体并举

改革开放初，我国新闻出版业传播载体主要以纸媒为主，几乎谈不上数字化。本世纪初，出版界主动引进国际数字出版新技术、新模式，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出版模式创新，加强数字出版、按需出版和数字图书馆、网上书店等数字平台建设，数字化在新闻出版业应用的总产值每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目前，以网络游戏出版、手机出版、互联网出版等为标志的新型出版业态异军突起，一批大部头、专业性强的出版物通过数字版权实现海外输出，也带动了纸质版权输出，传播载体正从以纸媒为主转向纸媒与数字媒体并举，这使新闻出版走出去方式变得更立体、更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