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激发了图书出版业空前的发展活力，40年间图书出版结构、布局日趋合理，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图书出版集团化进程加快，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恢复发展时期、优化调整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创新发展时期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恢复发展时期（1978—1991）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拨乱反正、重新制定出版方针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

十年“文革”，我国图书出版事业受到了极大影响，资料显示，1964年全国共有出版社87家，共有职工8 678人，其中编辑4 391人，到1971年，全国出版社仅剩46家，职工4 693人，其中编辑人员仅有1 355人。 当时，图书出版的主体是毛泽东著作等相关出版物，出版毛泽东著作是出版工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 这一时期，仅次于毛泽东著作的出版物是样板戏剧本、曲谱、画册的出版。

“文革”结束后，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做出的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决定，是最为重要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

《决定》明确指出出版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在“两为”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出版业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努力，“书荒”现象得到了扭转，基本解决了书店无书可售、读者无书可买的局面。 随着图书出版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纸张不足、印刷落后的矛盾日趋严峻，图书重复出版和滥编滥印等现象严重。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一方面，国家计委、轻工业部分别采取了增加纸张生产和进口部分纸张、纸浆的措施，同时国家版权局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计划用纸、节约用纸，消除或减少各环节的损耗浪费现象的举措；另一方面，在印刷技术设备大规模改造、扩建新建书刊印刷厂、改革体制和加强管理等方面开展了革新和整顿，生产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二）第二阶段：优化调整时期（1992—2001）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图书出版业优化结构，调整布局，提高质量，呈现初步繁荣。

在经历了恢复发展时期的全面扩张和快速增长后，图书出版业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方面，由于图书品种增长过快，而总印数增长相对缓慢，致使图书的单品种平均印数持续走低，出版社经营效益下降；同时，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放弃审稿把关、印制发行等责任，靠卖书号以牟取暴利，“买卖书号”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图书出版结构失衡，出版社过分倚重教材、教辅读物的出版，其总印数占全部图书总印数的一半以上；同时，图书出版质量下降、创新不足，同质化、重复出版现象严重。

鉴于此，1994年新闻出版署党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出版业的发展要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的思路；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1998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提到了“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阶段性转移”战略实施以来，一系列治理和改革措施成效显著，图书出版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图书质量有所提高，出版市场更加规范。在控制图书出版品种过快增长方面，出版社积极配合、效果明显。据统计，这一时期图书总品种数、新出品种数年平均增长5.9％和5.1％，远低于上一时期的14.7％和13.0％。1995年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加大了查处买卖书号的力度，买卖书号现象得到了明显遏制。1997年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规定》，图书质量得到了扭转与提高。同时，在这一时期，图书出版集团化改革也开始起步。

（三）第三阶段：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1）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文化发展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03年6月，开始推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同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深化和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目标；200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这一背景下，图书出版业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推动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出版实力显著提升，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方面，集团化建设步伐加大。自2002年以来，出版集团化进程加快，各地出版集团陆续组建。组建集团的改革核心是创新体制、灵活机制，集团化绝非简单的“捆绑”，而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集团的规模效益，使之真正产生“化学效应”。

另一方面，转企改制成为改革重点。2003年6月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会议，明确提出了出版单位分类管理的思路。按这一思路，出版单位分为公益型文化事业和经营型文化产业，部分出版社保留国有事业体制，其他出版社经过批准将转制为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截至2010年底，全国出版社已基本完成了转制任务。

（四）第四阶段：创新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以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等目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文化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确立了文化改革发展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等目标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新闻出版业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发展，2014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了《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2016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试点办法》，在一系列政策引领下，图书出版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时代。

据《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经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或省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图书出版集团40家，其中“三百亿”集团 6家、“双百亿”集团 2家、“百亿”集团 4家。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出版传媒上市公司43家中有1／3为出版公司（14家），其中上市地点在中国内地的有13家，在中国香港的有1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