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40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进程，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央用5个“有力”概括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效，同样适用于新闻出版改革：有力促进了出版生产力的解放发展；有力促进了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繁荣；有力促进了出版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有力促进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有力促进了各类出版人才竞相涌现。实践昭示我们，出版体制改革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由之路，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引擎。概括来说，新闻出版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闻出版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实现了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法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转变逐渐到位，企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历经多次机构改革，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宏观调控、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定位更加明确，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逐步理顺与出版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实现了由权力型、审批型政府向责任型、法治型、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了审批事项“集中办理”。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综合效益考核，建立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评价体系，实现对国有出版发行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确保对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资产配置控制权、宣传文化内容终审权、主要领导干部任免权落到实处。将新闻出版职业资格制度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统一规划，改进新闻出版主管主办、许可准入和年审年检等制度，加强版权保护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质量检验及认证体系，深入开展“扫黄打非”，使出版市场环境不断优化。

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出版产业格局初步形成，实现了新闻出版经济格局的重大转变。改革开放之前，新闻出版业整体上属于单一的国有所有制形式。以发行改革为起点，逐步突破了这种所有制形式。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出版物印刷、批发等环节进一步对其他所有制形式开放。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投资者（包括外资和社会资本）开放了书报刊零售和批发市场，鼓励各种非公有资本进入书报刊分销、音像制品分销、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等领域，中外出版者之间的版权贸易和合作出版日益活跃，许多出版集团通过整体上市，吸纳其他所有制形式的资本进入到出版领域。2015年，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出版企业法人单位的84％，民营印刷复制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达88.6％，民营发行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达67.6％，已批准从事网络游戏出版服务的民营企业占比达92.7％。由于出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关乎国家文化安全，一方面通过培育一批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骨干出版传媒集团，发挥主导作用，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领域如出版编辑环节，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其他所有制形式不得直接进入，非公有资本投资参股国有企业出版物印刷、发行以及新闻出版单位的广告、发行，要确保国有企业控股51％以上。

三是重塑一大批合格市场主体，国有或国有控股出版企业实力活力竞争力大大增强，成为出版市场主导力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闻出版体制机制，核心问题是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一方面通过放宽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吸引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出版产业，另一方面把推动国有经营性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作为中心环节，全面完成出版、发行、印刷及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资产经营责任制，形成了新的经营管理机制、投融资机制、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和企业文化，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由依靠“输血”向自我“造血”转变，创作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以新华书店为主导的国有图书发行系统焕发生机活力，恢复了主渠道作用。截至2017年底，转制地方出版社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造，283家转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及大学出版社公司制改造的比例超过60％。

四是创新公共服务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新闻出版服务体系初步形成。40年来，在以改革促产业发展的同时，按照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社会广泛参与、群众共建共享的要求发展公益性出版事业，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增强，公益性出版单位的公益属性和服务意识显著提升，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骨干作用进一步发挥。紧紧围绕标准化、均等化目标统筹实施农家书屋等重点惠民工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全国建设城乡公共阅报栏（屏）超过10万个，建成农家书屋60多万家，数字农家书屋3万多家，累计向农民配送图书10亿册。全民阅读长效机制初步形成，有31个省（区市）、400多个城市举办各具特色的读书月、读书节等活动。新闻出版“东风工程”不断扩大实施范围，对民族地区新闻出版基础设施和文化民生项目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盲文出版结构更加优化，“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全面启动，盲人群体的阅读难题得到初步解决。

五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出版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一方面通过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分割的市场壁垒，同时在加强出版产品和资本、产权、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市场建设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通过制订完善著作权、品牌等无形资产评估、登记、质押、投资、托管、流转和变现等管理办法，充分利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等平台，推动出版传媒企业产权版权交易。以资本为纽带，书报刊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组织形态得到大发展，初步打破了条块分割、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已经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减少持股筹集资金，并购重组其他出版资源，进一步做大做强，成为出版业战略投资者。截至2017年，已组建130多家出版传媒集团，其中资产总额均超过百亿的达12家，境内上市出版企业达39家，中国出版企业在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近400家，出版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六是推动出版与科技深度融合，出版业融合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高新科技对于出版业具有革命性影响，不断重塑出版发展格局。40年来，新闻出版改革以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出版业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业态，逐步构建起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一批有实力有影响力的传统出版企业，把自身在内容资源、作者资源、品牌资源等方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成为融合发展的龙头企业和新业态领域的领军者；一批国有数字出版企业加快发展，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强势数字出版企业；新华书店等国有发行企业在巩固传统发行业主渠道地位的同时，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推动转型升级，建设网上发行主渠道；一批游戏开发、数字出版、版权产业、出版网络等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和基地初具规模和实力，以质量和效益决胜市场。特别是对接“互联网＋”战略、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网络、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传统出版产业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方面打通传统出版内容从生产到阅读各产业链之间的界限，实现了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内容的数字化传播；另一方面一批具有专业优势的出版单位通过深入挖掘整合内容资源，实现了向更加专业化的数据检索和知识服务提供商的成功转型。

40年来，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始终走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前列，为整个文化体制改革创造了经验，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解放思想，系统科学地做出整体谋划。在改革之初，明确了性质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的改革思路，分清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两种属性，区分市场竞争和公益服务不同功能，把握宏观管理和微观搞活的关系，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分别设计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四分开”、转企改制“四到位”、事业单位“两分离”的改革路线，明确“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积极稳妥推进各项改革。

二是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做好分类指导。明确提出区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并以此为改革的理论依据，分别出台了不同的改革指导意见。对发行、印刷、复制、进出口等产业属性强的出版单位，首先推动整体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音像、电子、网络、数字出版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出版单位，实行全行业转企改制；对图书、报刊出版单位区分不同性质，促进公益性出版单位以强化服务功能为目标实行机制改革，推动经营性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培育新兴市场主体；对报刊体制改革按时政类和非时政类两类不同性质进行。

三是循序渐进，在加快推进过程取得重大突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行领域开始改革探索，到2014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出版体制改革始终按照先易后难、先试后推的办法不断推进，尤其是针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深化改革，逐步搭建起制度体系的“梁”和“柱”。

四是以人为本，创造性地破解改革难点。解决转制企业人员社会保障，维护好出版单位职工切身利益等难点问题，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为此，出版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革中的养老保险接续、事业经费拨付、资产处置、人员安置、出版资源倾斜等各项专门政策，用政策来引导、激励、保障改革，营造了“早改早受益、早改早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其中包括规范转制和支持转制文化企业发展的国办发〔2003〕105号文件、国办发〔2008〕114号文件以及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中的社保衔接、工商登记等政策，基本涵盖了出版体制改革发展的主要环节。在支持改革单位的发展方面，国家为改革试点单位减免企业所得税，中央财政还安排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给予项目支持。与此同时，出版业行政管理部门还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定推进改革的部门扶持政策，创造性地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在解决事企待遇差方面，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实现社保平稳接续；通过与社保部门进行协调，解决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以及东方出版中心等4家中央设在地方的出版单位养老保险接续问题，切实解除出版单位后顾之忧。

新闻出版改革40年的实践昭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为新闻出版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使改革沿着党中央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必须牢牢树立新发展理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思想观念、发展方式、体制机制和政府职能等方面推动根本性转变；必须坚持一手抓公益性事业、一手抓经营性产业，做到两加强、两促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版引领风尚、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出版工作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产业属性、政府与市场、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规模数量和效率质量、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改革发展中一系列重大关系，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木文.亲历出版30年（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

［2］方厚枢，魏玉山.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31．

［3］孙鲁燕.协作出版、自费出版、买卖书号的区别与界定［J］．中国出版，1997（11）．

［4］宋木文.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311．

［5］吴尚之.推出精品力作，走向出版强国［N］．人民日报，2017-11-07．

［6］国家新闻出版署.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摘要版）［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7-31．

［7］柳斌杰.出版体制改革与改革中的出版业［J］．出版科学，2007（5）．

［8］孙志军.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J］．中国机构改革及管理，2012（4）．

［9］柳斌杰.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六大转变——党的十六大以来新闻出版工作回顾［N］．人民日报，2007-09-13．

（作者系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