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有何理由?
在寻找理由时,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目击者遵循了极为普遍的人类惯习。我们甚至可以将人类界定为给理由的动物。按照定义,其他灵长目动物也运用语言和工具,甚至有其文化;但只有人类自幼起就给出和索取理由,并在此后的生活中继续寻求理由。
理由为“X为什么做(做了或应该做)Y?”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条有理的答案。当你告诉我为什么约会迟到时,X可以是你;当我解释我如何中了彩票时,X也可以是我;X还可能是驾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劫机者。X并不一定是一个或一群人,X可以是上帝、邪灵、伊斯兰教,或者干脆是“他们”。X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类属、势力,甚或不可见的实体。X产生Y。
在世贸中心大劫难中,人们在多重层次上给出理由,包括:
- 劫机者为什么劫持飞机,并撞向大楼?
- 大楼为什么燃起熊熊烈火并轰然坍塌?
- (对于亲历者来说)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做? 我们 (不管我们是谁)当时为什么那么做?
- (对于亲历者和旁观者来说)其他人(个人或群体)为什么那么做?
- 是什么导致了恐怖主义?
-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是什么导致了暴力?
这本书兼顾不同的层次,一方面设身处地理解理由的给出,另一方面对这一现象追根究底。我试图了解,人们如何且为何为他们所做之事、别人所做之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之事以及发生在别人身上之事给出理由,这些理由又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我的关注点不在人生、邪恶或生命之脆弱这些宏大的理由上,而在于不同类型的人在处理日常事务、遇到麻烦、评判他人或遭遇“9·11”恐怖袭击这种紧急情况时所给出或接受的具体理由。
本书侧重于理由给定的社会层面:人们如何共享、交流、争辩和共同修正既有的理由,而不考虑个人神经系统如何处理新接收的信息。我并不关注人们给出的理由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合理与否。我感兴趣的是人们给出理由的社会过程。至于事情为何会如此发生,我没有做多少笼统的学术讨论,遑论如何就重大事件发生的理由取得一致意见。
“9·11”袭击引发了大量的辩论。“无可争议的一点是,”一本讨论“9·11”袭击意义的文集的主编们指出,“‘9·11’袭击的根本意义只有通盘综观才能理解,但这个盘有多大,本身就吵得热火朝天。”(Hershberg and Moore 2002: 1)两位主编继续说道,针对“9·11”袭击提出的严肃理由包括“基地”组织(al-Qaeda)的狂热主义、被误导的美国外交政策、中东地区政体的独特性、一度稳定的(如果又是危险的)世界秩序的瓦解,等等。所有这些议题在我听来都不陌生。我本人的大多数专业工作都与厘清宏观政治过程的理由有关:为什么会爆发革命,是什么导致了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恐怖主义为何狡兔三窟,诸如此类。不过,本书并不打算探讨这些宏大的政治问题,而关注人们面对面时给出理由的社会过程。理由的给定在这么小的尺度上同样重要。
我们稍后将看到,理由的给出将人们相互联系起来,即便旁观者可能觉得这些理由不足为信、装腔作势或异想天开。在像“9·11”袭击这样充满变数的情况中,大多数人对于正在发生之事,依照过去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所习得的模式来采纳理由。可用的模式随群体、情况和关系的变化而大有不同。但不管具体内容如何,理由为这样那样的行为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正在发生之事提供了可共享的说明。它们还道出了理由的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
再回过头来看看对9月11日那天发生在世贸中心之事的理由给定。在为当时发生之事寻找理由时,应急救援人员和市政府官员至少有过往的经验、其可被归入的类别和例行程序可供参考。楼内的工作人员可用的资源就少得多了。就连见多识广的查克·艾伦(Chuck Allen)也随着劫难的发展而改换了理由。
艾伦当时在位于北楼八十三层的拉瓦交易公司从事计算机操作工作。他还是一位有执照的飞行员和业余无线电报务员。早上8点45分左右,艾伦看见一架飞机在哈德逊河上向南低飞,他感到颇为惊讶,但以为飞机正驶向纽瓦克机场。但随后不久,他注意到飞行员加大飞机油门的熟悉声音,随后听到飞机撞向他上方十三层的轰鸣声。大楼开始晃动,瓦砾开始坠落,坠落的飞机燃油开始引燃烈火。
惊恐的计算机程序员用对讲机问他是怎么回事,艾伦大喊:“好像是一架喷气式直升机撞上了大楼!”( Der Spiegel 2001: 48)之后,在和其他人一起从八十三层快速向楼下跑时,他试图用带在身上的双向无线电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刚一接通,他的广播就被挂起了:“为了保证紧急呼救信号的畅通,所有流量都被清空。请下线。”他们以为他是在胡闹。他从零星的对话中了解到,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刚刚撞上了大楼。他无法理解。“好吧。飞机撞上了,看来没错。可为什么撞上大楼呢?有没有搞错,整个哈德逊河都在飞行员的面前。这家伙出什么毛病了?”( Der Spiegel 2001: 55)
在艾伦领着一群人从八十三层逃至楼下,跑到大楼北侧的广场上时,一个警察告诉他:“我们觉得这是有意的。”( Der Spiegel 2001: 108)一系列新的理由开始浮现。
甚至在逃离被撞大楼之时,纽约“9·11”袭击的幸存者就已经开始思考这场灾难的理由了。格里·加埃塔(Gerry Gaeta)是负责管理世贸中心的纽约港口事务管理局的一名建筑师。事后在讲述自己从北楼八十八层(比查克·艾伦的出发点高了五层)惊险逃生的经历时,加埃塔讲述了他和办公室一群同事是怎么从瓦砾和黑暗中死里逃生的。房地产事业部的伊莱恩·杜奇(Elaine Duch)浑身都被飞机撞击所引燃的大火烧焦,连衣服都烧化在皮肤上。
伊莱恩是最早一批跑下来的人之一。她和房地产事业部的另一位秘书多琳·史密斯(Doreen Smith)在一起。为[拉里·]西尔弗斯坦(Larry Silverstein)[大楼的候任承租人]工作的一个女孩将一件毛衣裹在伊莱恩的腰上,帮她保持体面。毛衣的两只袖子在腰后打了一个大结。多琳走在伊莱恩的前面,为她开路,并防止她摔下来,我走在她的身后,拽住大结,这样她就不会摔倒。我们就这样走完了八十八层楼。在走到七十六层时,我们路过一个本用作挡烟隔板的交叉走廊。它大概有五十英尺 长,在两侧各有一个用于阻隔烟雾的防火门。我们顺利通过了第一扇门,但怎么也打不开第二扇门。我踢了十几下,但它纹丝不动。我开始想,这可能是恐怖分子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可能已经算计到人们会试图逃脱,所以锁上了楼梯里的门。事后想来,实际情况可能是,飞机撞楼产生的震荡损坏了这扇门,把它卡住了。(Murphy 2002: 52-53)
加埃塔的第一反应是,恐怖分子将这场袭击谋划得巨细无遗。但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建筑师,他后来却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他觉得这场撞击有其意料之外的后果。
至少,在后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迪安·墨菲(Dean Murphy)、米切尔·芬克(Mitchell Fink)、路易斯·马赛厄斯(Lois Mathias)以及《明镜》周刊的记者们为了他们生动的“9·11”纪实而采访的幸存者,都几乎不假思索地将自己亲历的灾难视为一场恐怖袭击。原因可能是美国法院已经给试图在1993年用一辆载满炸药的货车炸毁世贸中心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定了罪。也可能由于美国政府受科尔号驱逐舰2000年在也门遭炸弹袭击的提醒,在“9·11”之前很久就已经向美国人警告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险恶用心。(State 2001a)
不管如何,许多幸存者还将“9·11”袭击视为挑起新战争的第一次卑劣袭击,另一场珍珠港事件。在美国航空公司十一号班机撞上邻近的北楼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正偕夫人卡西(Cathy)和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分别为七岁和十岁)在位于世贸中心的万豪大酒店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学会的年会。布朗一家得以快速疏散。理查德·布朗后来说:“在两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大楼之后,我们在巴特里公园等待。我告诉孩子们,这很像珍珠港事件。他们有时会通过最新大片来理解这一类事情。我告诉他们,这就好像《珍珠港》和《泰坦尼克号》的混合版。”(Murphy 2002: 110)至少对于接受采访的幸存者来说,他们噩梦般经历的理由并不难找。恐怖分子试图干掉他们,并几乎得手。
进一步反思过后,幸存者和目击者常常会充实他们的故事。例如,就读于位于附近曼哈顿社区学院(Manhattan Community College)的大四学生金伯利·莫拉莱斯(Kimberly Morales)就有了新的想法。她在学校附近看到了飞机撞楼、爆炸、大火以及北楼最终的倒塌。她还看见绝望的人们从楼上坠亡。在回布鲁克林的路上时:“我一路不能自已。我想了很多关于政治的问题。我一腔怒火,不知该如何发泄自己的愤怒。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本该阻止这类事情发生的人在哪里?在我们遭受劫难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正在价值上百万的游艇上花天酒地?”(Murphy 2002: 128)。对理由的寻找很快导致对责任和过错的追究。就算是不知姓名的恐怖分子驾着劫持来的飞机撞上了南北双塔、五角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的农田,但依旧是某些人员的渎职给了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机,让他们顺利劫持了飞机。
公职人员同样在追究理由、责任与过失。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9月11日当天召开了广受赞誉的记者招待会,将理由放到大背景之下:“我相信,全体纽约市民会向所有在今天遭到恶毒攻击的人展现出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支持,我们会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会告诉所有人,邪恶的、懦弱的恐怖分子不可能阻挡我们这个自由国家的脚步与运行。我们将为此倾尽全力。”(Adler and Adler 2002: 9)理由——试图破坏“自由国家”运行的“邪恶的、懦弱的恐怖分子”——决定了合适的反应:沉着镇定。
同日,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针对袭击发布了一份类似的回应:“我们又一次看见恐怖主义;我们看见恐怖分子,这些人不相信民主,这些人相信通过摧毁大楼,通过谋杀平民,他们可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们可以摧毁大楼,他们可以杀死平民,我们也会为这种悲剧感到难过;但我们永远不会允许他们绞杀民主精神。他们摧毁不了我们的社会。他们摧毁不了我们对民主的信念。”(State 2001b)根据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这场悲剧的原因是心灵扭曲的恐怖分子以为——错误地以为——他们可以通过摧毁美国的公共建筑物来动摇美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在毁灭性的“9·11”袭击九天之后,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在对国会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鲍威尔的理由,指认出罪魁祸首,并把他们和全世界的邪恶势力联系起来。“我们的反恐战争,”布什宣布,“将从‘基地’组织开始,但不止于此。在发现、制止并捣毁所有全球性恐怖组织之前,我们绝不罢手。”(State 2002: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