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理由
在此,我的任务并非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给出的一切理由做出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本小书只求对下面三个问题给出初步答案:
- 理由的社会给定是否存在通俗与专门、程式与原因—结果说明之间的系统差异(就如我已声言的那样)?如若果真如此,那么譬如说,我们应该就会发现,尽管在文化意涵上千差万别,惯例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并与技术性说明截然不同。
- 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再如我已声言的那样)强烈地影响到他们提出、接受或抗拒的理由?如若果真如此,那么譬如说,我们应该就会发现,专业人士和客户之间的理由给定与夫妻之间的理由给定大相径庭,因此,为自己的配偶提供技术性服务的专业人士将难以找到适当的沟通模式。
- 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理由的协商会有显著差异吗,就如我的论证所表明的那样?若果真如此,那么譬如说,我们应该就会注意到,当人们就其关系的本质有分歧,当这种关系较为紧张,或当至少其中一方会因对这种关系特质的承认而有所损失时,他们一般会就理由争论得更加激烈。
还未有人对理由给定的广泛而充足的例证做出过充分的分析,以得出最终总括的答案。不过,一个出其不意的类比有助于理解种种理由的给出和接收。理由的给出就像是通常人们在应对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时所发生的事情。 处于不平等社会关系中的人可能会觉察、确认、强化或挑战这些关系,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沟通模式,这些模式标示出了他们正在做的是这些事情中的哪一个。事实上,不受挑战地给出理由的能力通常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地位。在诸如高级公职科室与组织化行业的极端情况下,权威的理由给定有其势力范围。 不管在理由给出的过程中发生什么,给出者和接收者都在对他们之间平等或不平等关系的界定进行协商。
对不平等关系的协商与理由的给出之间进行类比表明了如下这些可能:
- 在其专业领域内,专家给出者提倡并强调准则和技术性说明之于惯例和故事的优先性。
- 尤其是,专家给出者通常能娴熟地将惯例和故事翻译为他们更加青睐的说法,并指导他人在这种翻译中予以配合。
- 从而,在任何社会场景中,知识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准则和技术性说明越会占据主导地位。
- 在理由的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差异悬殊,或给出者的地位较高时,给出者给出程式,而非原因—结果说明。
- 从而,程式的给出者宣示了自己的优越性或与接收者之间的差异。
- 理由的接收者通常会要求给出者做出原因—结果说明,以此挑战对方所宣告的优越性。
- 这些要求通常表现为对对方提出的程式表示怀疑,并要求了解Y究竟如何且为何发生的细节。
- 即便是权威性地给出的准则,一个有经验的接收者也同样可以通过运用这些准则,并表明它们遭到了给出者的误用,以挑战给出的理由。
- 即便理由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差异或不平等关系,只要接收者具有明显的影响给出者后继“福利”的力量,给出者就会从程式转为原因—结果说明。
在每一种情况中,给定理由的接受程度都取决于这些理由是否匹配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如处于不平等关系中的人经常就可接受的尊重或差异的信号进行协商,理由给出的参与者也在两个方向上进行这项活动:通常给出与推定的关系相匹配的理由,但也用给出的理由释放信号,表明自己希望如何界定与对方的关系。
从原则上讲,这种解读很容易出错。例如,如果你认为,大多数人依据自己的成长经历、所属群体、基本信念或根深蒂固的秉性给定理由,你就应该期待人们会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中给出同样的理由。反之,如果你认为理由的给出在两个层次上运作——向好友倾诉的深层、真实的理由,不同于告诉其他人的信口而言、敷衍了事、见风使舵的理由——你就不该指望看到我所说的对关系的协商。从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既有证据足以证实我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书的论证给了你一个利用自己在给出和接收理由上的体验来挑战它们的机会。
我的观点有一个推论:既然大多数人都处于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大多数人就也都隐含地带有惯例的精细网格,适用于这种或那种社会场景;“我该走了”可以恰到好处地结束向你问路的陌生人的侃侃而谈,却不适用于你多年未见的老友。假设阿尔法(Alpha)将贝塔(Beta)放在图书馆桌子上的书撞落,然后说了下面几句话中的一句:
- 对不起,老兄。瞧我这笨手笨脚的。
- 真是抱歉。我没看见你的书。
- 呆瓜!我又把书撞掉了。
- 你把书放这儿干吗?
- 我早就让你把书摆整齐一些。
上面每一种表述都暗指了一种阿尔法和贝塔之间的不同关系。
故事有别于惯例。它们依赖于(至少宣告了)一个共享信念的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准则一般要求将相关个人与标准化身份——例如,起诉人、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员、被告和原告——以及这些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的匹配。技术性说明假定了听者对理由给出者能力的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技术型专家乐此不疲地展示其权威性的标志:头衔、证书、白大褂、专业工具、气派的办公桌。
在一部关于疾病的精彩之作(我们下面还将讨论这本书)中,阿纳托尔·布鲁瓦亚尔(Anatole Broyard)这样描述自己等待一位波士顿泌尿科医生(这位医生首先诊断出最终夺取他性命的前列腺癌)的过程:
在等待时,我先行对医生做了一番初步的符号学审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解读了他的标记。各种证书我视之为理所当然,而令我感兴趣的是,房间的摆设富有品位。做工精良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古色古香的桌椅,地板上摆放了一张格调大方的东方风情地毯。落地窗让波士顿全景一览无余,而这正是地位的象征,代表了医生所获得的尊敬。我脑海中浮现出医生在窗前远眺的画面。(Broyard 1992: 35)
令布鲁瓦亚尔大失所望的是,这间办公室并不属于这位泌尿科医生,后者领他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间办公室“是一种千篇一律的现代风格。没有古董,没有东方风情的地毯,我也没看见任何画像”(Broyard 1992: 35)。按照布鲁瓦亚尔的高标准,这个“冒牌货”不符合他心目中的医生形象。但这个故事凸显了身份、身份标识以及给定可信技术性说明的能力之间的关系。
外行人并不会自动接受专业权威。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 Petroski)以下面这段轶事展开他对工程事故的精彩分析:
1981年,堪萨斯城(Kansas City)的凯悦酒店(Hyatt Regency Hotel)发生天桥倒塌事故。这之后没多久,一位邻居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想知道,工程师是不是对简单如过街天桥的构造都不够了解。他还向我列举了塔科马海峡吊桥倒塌、美国航空公司DC-10型客机芝加哥坠毁事件以及其他重大事故,还提到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假想核电站事故,他坚信这些事故造成的辐射将超过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事件,好似提出了一个一目了然的事件以表明,工程师不太能够掌控这个他们一手造就的世界。
我告诉这位邻居,预测工程结构的坚固程度与反应并不总是像乍看起来那么简单明了;但我不认为自己抽象的概括与含糊的道歉改变了他的主意。(Petroski 1992: 1)
在1981年凯悦酒店天桥倒塌事故中,共有114人丧生。在“9·11”袭击之前,它一直都是美国建筑物倒塌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场事故。在媒体、法院、学术期刊和日常谈话中,1981年的坍塌事件同时引发了故事、准则和技术性说明,三者又互为补充。
失败的技能同样促成了医学中的理由给定。根据戴维·罗斯曼(David Rothman)的记载,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之间,美国的医生们失去了一项来之不易的能力:不受挑战地说出患者的病因和疗法。他们很难再怀着接收者照单全收的期待给出惯例或准则。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距离感和权威性。误诊与误治的公开,代表受害者与幸存者利益的诉讼,保护患者利益的政治动员,以及立法者、保险公司、生物伦理学家与保健组织日益加深的介入,这些都将第三方引入了医生与患者之间原先是私人的——且多为单边的——对话当中。(Rothman 1991;另参阅Katz 2002)
无论有没有第三方的介入,技术性理由的给出者经常发现他们在对重大事件的技术性说明与浅显易懂的解释之间来回转换。例如,极少有技术性坏消息的接收者有足够的工程、医学或财务知识以理解专业人士之间传递同样信息所使用的语言。关于问诊过程,一本医学院学生使用的标准教科书如是铺陈:
通报坏消息的第一步是评估患者准备听到什么。医生通常可以查看临床数据,检查患者对数据的理解与关切,并预示有了新消息:
医生:菲尔绍(Virchow)先生,如您所知,我们在您的肠壁上发现了一个瘤,并做了活检。您对于检查结果有多少了解?
考虑下面三种可能的回答:
患者:嗯,是癌症吗?
患者:可以等我爱人来了之后再说吗?她6点下班。
患者:(沉默不语,盯着医生的脸)
立刻询问诊断结果是否为癌症的患者已经做好了听到坏消息的准备。另外两位可能在以口头或非口头方式抗拒继续听下去。对这些患者来说,可能有必要暂缓通报诊断结果。(Cole and Bird 2000: 212)
科尔(Cole)和伯德(Bird)所假想的医生,很可能具有对结肠癌的病因做出技术性说明的能力。毋庸置疑,这位医生还可以进一步指明:在现有知识体系下,技术性说明中的哪些原因—结果关系仍不明确或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仍有争议。医生就这一问题与同行之间的意见交换一般都遵循这种规程。尽管如此,他(她)很少对患者做出技术性说明。尽管教科书没有这样明说,医生其实是经过双重过滤传递出一种极度简化的技术性说明:一重过滤将信息转换为能够被患者解读为重大事件的理由的语言,另一重过滤缓冲这些理由带来的情感冲击。
医生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会运用不同种类的理由:惯例——例行问题;准则——遵循医院规章;技术性说明——会诊疑难杂症;故事——面对缺乏医学知识、无法理解相关技术性说明的患者。当然,医生之间会相互讲述自己不得不对付的焦躁易怒的病人的故事。但在某些行当,几乎所有成人都在不同的理由中进行同样的转换。一位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可以在晚间服务多收钱时给出准则,对舍近求远的路线给出技术性说明,对广播里的音乐给出故事,或对于未能遵照你的指示给出惯例式理由。相比医生,我们大多数人更有信心挑战出租车司机所给出的理由。但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中,我们都是在协商自己和对方之间关系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