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城市街头的第一滴血
一本《宣言》带来一个“彻底推翻旧世界”的响亮口号。石子街头便开始燃烧，两位年仅21岁的青年，成为了第一批倒在城市革命的血泊之中的共产党人……
是谁挥洒了千顷鲜红的血涛，把这世界的腥脏涤净？是谁燃烧了万丈炳灼的心火，把人类的罪恶毁烬！
我为正义而牺牲的朋友哟，我祝你光荣的死，成为猛烈的导火线，使革命的炸弹早日在赤日光中飞进！
上面这首诗的作者叫郭伯和，他的名字我们非常陌生，即使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也只有非常仔细地找才可能找到他的一些简单介绍。而我知道，像这样的革命烈士如果不是无意间发现了他的一首诗，并用在此处，也许谁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
上海的龙华和南京的雨花台两座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的先烈约有3000多人，然而我们熟知的也可能只有几十人而已……而我这部《革命者》的书中，也仅仅所能唤出百多人的名字呵！
郭伯和的这首激愤的诗是为他的一个叫“黄仁”的同学而作。这“黄仁”是我在烈士纪念馆所看到的第一位牺牲在上海滩上的年青共产党员，也是第一位献身于中国城市革命斗争的大学生。黄仁牺牲时仅20岁，他是在1924年10月，上海商界、学界等团体为纪念辛亥革命13周年的集会上，被一群国民党右派流氓从七尺高台上推下后又活活打死的……在送往医院之后，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闻讯后赶到医院，然而也没能挽留住这位年轻的革命者的生命。
黄仁的追悼大会由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之一的陈望道先生主持，青年领袖、共产党的代表性人物、后来也都成了烈士的恽代英、瞿秋白、何秉彝等纷纷上台发表演说，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与这几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共产党的早期革命青年领袖相比，几乎无人知道郭伯和的名字。但在1924年前后，他郭伯和也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是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大会主席，主持整个全联大会的会务。郭伯和比他的同学、好友黄仁大4岁，为四川南溪人，其父是前清秀才，家庭也算富贵。但郭伯和从小同情苦难民众，看不惯旧社会的黑暗势力，16岁时，他就在悼念蔡锷将军的大会上慷慨激昂地痛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压迫。1922年，郭伯和怀着救国之心，到上海求学、求真理，这时常听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课，并与进步的同学黄仁、刘华（后也成烈士）、李硕勋（李鹏总理父亲、烈士）等成为好友，发起组织了“平民世界学社”，创办了进步杂志《平民世界》。由于郭伯和的进步思想和对学生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不久他就被推选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黄仁被国民党右派流氓势力活活打死的集会，郭伯和就是召集人和大会的主持人。当国民党右派流氓势力袭击时，他也是被挨打并致伤的15人中的一个，并且被野蛮地关进了囚室。当郭伯和被释放后，得知同学、好友黄仁噩耗，立即发动学生起来斗争，并亲自起草通电全国学联的文稿。郭伯和对着黄仁的遗体，悲恸与愤怒地发誓——
我将为你高呼而狂号，
我将为你哀则悲啼，
我将为你完成你未完成的革命工作，
我们从此更热烈更奋勉，
我们要大家站在革命的前线，
先我们而死的黄仁同志啊，
请你给我们些刺戟，
我们踏着你的血迹上前！
这就是革命者的声音！这就是那个时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不到三年后的1927年6月26日，担任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党委组织部长的郭伯和，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黄竞西等人在上海虹口区的山阴路恒丰里114号楼上被反动派逮捕，一个多月后被敌人枪杀于上海，时年27岁。
郭伯和的牺牲，时值“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7年的腥风血雨之中，那一年像他这样死去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多达几万人，因此“郭伯和”几乎成为无人记得的一个人名。这是后话。
我们来说黄仁的死。因为他是第一位被反动派法西斯打死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位青年党员，所以立即引发了全上海甚至全国性的激愤。在当时广大青年和民众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五四运动”旗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立即站出来发表了《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的文章，抨击反革命暴行。上海的各种进步报刊也随即就黄仁之死发表文章，谴责反动派流氓分子的罪行。全国学联和上海高校还向全国通电。一时间，“黄仁惨案”震动全社会。正如进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所说：“对于黄仁烈士的死，在青年中间唤起了极大悲愤。这一波浪现在正扩大他的圈子，要把革命的呼声，直传到广大青年和全社会最落后的每个角落去……”
“黄仁惨案”事件两个多月后的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共人数由最初的51多人到此时的994人，这中间，正如《觉悟》所言，青年学生黄仁的牺牲，唤醒了无数进步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们投身到中国共产党及所领导的革命洪流之中。而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和工人与学生最聚集的地方，参加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的人数自然也比任何一个地方要多，到了党的四大召开之时，上海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其主要力量也在此地。
革命的暴风骤雨正在这座东方最大的城市里孕育……
这革命的暴风骤雨的形成与当时国内外的历史潮流不无关系，当然更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座城市里的诞生和崛起有着直接关联。
在这里有必要将一些重要而又有趣的历史镜头拉近到我们面前——
第一个镜头是我从自己家族的“相册”里抽出来的：
我的爷爷告诉我，他的爷爷带着两个兄弟沿苏州河第一次到上海时，是从一个码头上上岸的，后来这个码头便成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栖息地——造船和造船厂。
这个时间点大约在1865年前后。
我爷爷的爷爷说，上海开始没有马路，是先有了码头和船厂后，才慢慢开始有了店铺，有店铺后便出现了店前的一条条马路。那时的马路都是石子铺的，为的是防下雨后泥泞及车马行驶不陷路面。这样的路，也叫“石子路”。
上海最早的店铺大多是些饭店和酒店及客栈，都是为了供那些来往于这个刚刚开埠的小渔港上做纱布和蚕丝买卖的生意人生活所需。而做纱布和蚕丝生意的人，其实很依赖 船工和船老板，所以中国最早的一批可以称之为“工人”的人应该是在上海。我爷爷的爷爷他们，应该算是最早的一批中国工人。
船厂和码头上的工人以及“石子路”旁的纺织工人，构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
纺织厂和造船厂，后来慢慢都成为了外国人开设的，或是买办资本家开设的。于是，工人的人数越来越多，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反，上海工人的生活却越来越饥寒交迫，牛马不如。
等我爷爷来上海接他爷爷和父亲的班时，上海已经彻底变成了“洋人”和买办统治的社会了。
这个“镜头”距今大约整一百年……
第二个“镜头”的时间正好可以接上第一个“镜头”，那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
……
1898年，一群“广学会”的知识分子凑在一起，饶有兴趣地在议论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翻译的一本《社会主义史》（中译书名《泰西民法志》）。那书主要介绍正在欧洲时兴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鼻祖马克思，并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权威的人物，他及他的同心朋友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是‘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这一派在文明各国中都有代表，而大家对于这一派为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
“吾中华泱泱大国，昔日鼎盛全球。而今连倭寇都欺之首顶，是可忍，孰不可忍！该当以‘最可怕的新派’来冲一冲腐朽之躯呀！”1894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广学会”，旨在“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实则通过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来影响中国未来。而这中间，“广学会”也不乏挟带些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派”学说。这样，便有了“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第一次在中国的上海出现。1899年2月至4月，一份由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一篇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将马克思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
21世纪的大幕拉开之后，“马克思”和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渐渐成为上海码头上所探索的众多“救国之道”中的一道闪着特别光芒的刺目之光。甚至当时上海的有些爱国进步报刊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光明奇伟之主义”——“方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必将“千红万紫团簇全球”。也正是这个时候，上海滩上的一批追求国家独立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带着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学说的最初印象，搭上东渡日本的轮船（有的则远赴欧洲及美国等地），踏上了救国和追求真理的求学之路……这中间，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邓中夏等革命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当然还有像鲁迅这样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的革命者，甚至有后来成为共产党敌对派的“国民党理论家”的戴季陶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最初传播者。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学说，第一次从书本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社会。
追求救国和真理的革命者，从此被激发出前所未有的豪情和战斗激情。北方的李大钊最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大旗，高声疾呼十月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并公开宣扬和主张，工人阶级的革命将是世界潮流，一切剥削阶级、军阀与买办、外国侵略势力，都将“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而且所有的劳工和农民们行动起来，去共同创建一个“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崭新世界。
1918年的岁末，寒风凛冽之中的黄浦江的码头上，一位离“家”已经整16年的青年，怀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和两只大布包，踏上了外滩的石子街头。这个青年叫李书诗，号汉俊，后来我们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上所看到的“李汉俊”就是他。
与一口流利的日语相比，李汉俊的中国“国语”反而比较差，这也难怪，他随哥哥到日本留学时才12岁。16年的日语训练和学校读书，使他表面上足可以像个“日本小伙子”了。但如此一位从小就受日本教育影响的中国青年，对父亲要他从事的土木工程专业没有多少兴趣，却在大学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格外“上心”，竟然慢慢地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宣传传播家，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从日本带回的两只布包中没有一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书，尽是英、德、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李汉俊经人介绍，住进了上海渔阳路。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有两个重要人物在上海，一是蔡元培，一是戴季陶：蔡元培代表的是“教育救国”的革命派，戴季陶则是宣传社会主义的新主张派。不少中共最初的革命者对戴季陶的崇拜与对陈独秀的可谓不相上下。李汉俊住进渔阳里，就是因为戴季陶住在这里，许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革命知识分子都悄然地向“上海渔阳里”汇聚……八个月后，陈独秀便来此，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共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筹备地。
可以说，“渔阳里”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者最早的大熔炉。
“汉俊，来，给你介绍一位湖北老乡认识！”一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府驻沪代表的詹大悲先生在渔阳里自己的家中给李汉俊介绍一个看上去很憨厚的男子：“他叫董必武。”
“幸会！幸会！”李汉俊与名为董必武的湖北老乡这一握手，从此这两位老乡成了知己和同志。两年后的中共一大上，他们都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后来的董必武我们知道，他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成为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亲密战友。
在渔阳里与李汉俊的相识，彻底改变了董必武的政治命运。差不多从认识的那一天开始，李汉俊天天向董必武和詹大悲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且把他从日本带回的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给他们看。董必武和詹大悲原本都是追随孙中山的，如今在李汉俊的影响下，开始崇拜马克思学说，信仰共产主义了！若干年后，董必武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夫人说，他之所以走上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就是因为受李汉俊的影响，并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大李汉俊三岁的詹大悲，在认识李汉俊之前，就已经是湖北乃至全国“反袁世凯”的先锋人物。1913年因为再次在武汉策划反袁活动事泄，结果逃亡日本，此时在日本与李汉俊相识。次年，孙中山派詹大悲继续从事反袁活动，结果又一次败露逃亡日本。不多时，他又奉命回国组织反袁活动，不幸在上海被捕。好在袁世凯没多久就死了，詹大悲获释，被推荐为湖北省议会议长，之后调至孙中山的广州革命大本营任宣传员。1923年，国共合作，詹大悲参与起草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这份《宣言》，其实有许多共产党的理念融在其中。李汉俊和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共产主义学说，其实此时对詹大悲的影响非常深刻。1926年，他随北伐军到武汉，出任湖北省铁路局局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詹大悲又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一职，其间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合作无间，为长江两岸人民免受水患之苦曾不遗余力。此时，遇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这一年12月16日，他正在家中与李汉俊等人谈事之际，一队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随即将詹大悲和李汉俊一起押到武汉市国民政府的公安局。反动派的特务们未经审讯，便将他俩一同推至中山大道的黄孝河边，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就地枪决，两位湖北籍革命烈士就这样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而就在詹大悲被捕前半小时，他还对妻子陈希慧说：“现在时局紧张，董必武先生避居在日租界的南小路一位朋友家也十分危险，尽快去通知他离开那儿。”正是詹大悲生前给家人留下的这句话，在他牺牲的两天后，他妻子冒险找到了日租界的那个地方，及时向董必武的“房东”转告了险情。好在董必武此时已经化装成火夫，搭上轮船，正在去往上海的途中……
现在我们需要把“镜头”闪回到李汉俊与董必武在詹大悲家里认识之后的1918年底后的那些岁月：
这个时候原来在上海的一位重要人物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他便是陈独秀。
陈独秀到北京后，也是应蔡元培的请求，带走了当时已经在上海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方面具有很大影响的《新青年》。刚回国的李汉俊已经抱定充当“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宣传员”，便开始与戴季陶、沈玄庐一起创办《星期评论》，加入到了当时中国进步势力的洪流大潮之中。
与李汉俊合作的戴季陶和沈玄庐，是当年上海滩激进知识分子中的风云人物。早年的戴季陶曾追随孙中山，也是同盟会成员，理论功底很深，一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非常有兴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过不少事，所以也有了后来他偏离正宗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戴后来全身心投入到了蒋介石的怀抱，出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被称为“蒋介石的笔杆子”和“国民党理论家”。1949年2月，眼看他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打垮蒋介石国民党时，这位“大理论家”自知无颜见江东父老乡亲，便一命呜呼自杀了。另一位沈玄庐曾经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仅与陈独秀一起编辑出版过《新青年》，他还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真正地主身份加入组织的中共党员，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并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沈玄庐早在1916年就是浙江省的议长，在北伐中担任浙江学生军总司令。后来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后，他开始信仰共产主义，除了参与组建中共外，还是《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者之一。中共宣布成立后，沈玄庐还是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的正式代表。沈后来信仰发生变化，脱离了中共组织，投到了蒋介石反动派的怀抱。在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清党”主任期间，他亲自逮捕了浙江籍革命者1811多人，其中共产党员达932人被枪毙。沈玄庐也成了革命的大罪人。1928年，他被不明身份者刺杀，落得不明不白的下场。
这是后来的事。
我们现在说的是李汉俊回国到上海时，这个时候陈独秀在北京，他在蔡元培庇护下，与同志李大钊携手，身边又有邓中夏、张国焘，包括后来从湖南投奔他而去的年轻的毛泽东等一批才华横溢、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们，此时的陈独秀在北京的声音和影响力，与日俱增。
恰逢此时，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李汉俊回国之时结束；中国作为胜利的协约国，国人们都在等待将德国在战前占领的青岛归还中国。陈独秀自然也在不停地呼吁“公理战胜强权”的洪流大潮之中。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相关国家商议对德和约问题。然而由于巴黎和会始终是英、法、美、意、日五强所把持着，这些列强完全不顾中国代表的严正抗议和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占领的青岛及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使得中国蒙受耻辱。于是，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5月2日，北京大学在学生领袖邓中夏等领导下，两千余人集会抗议。随之，北京各界纷纷响应集会，到卖国当局和外国驻华使馆及机构进行抗议。陈独秀等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全国人民“醒悟”，与卖国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作坚决斗争。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111多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汇合，高喊着“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
这就是伟大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随即，北京的学生运动马上波及全国，声势越来越大，其革命的内容也超出了反帝、反买办政府的范畴，直至反对封建和旧文化的广阔领域。而走在这场运动最前头的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中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和刚回国的陈望道等，湖南的毛泽东、李启汉、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武汉的恽代英，以及鲁迅、胡适等都成为了这场伟大运动的领导者和急先锋。毫无疑问，身处“五四运动”中心的陈独秀和他的同志李大钊，在当时便成为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旗手”。
陈独秀的影响力还在于他“好动的天性”和辛辣的笔。6月11日夜晚，身着白帽西服的他，口袋里揣着“膨满的东西”——是他自己写的中英文对照的《北京市民宣言》油印传单。他的这一打扮和形象，已被暗探牢牢盯住。就在陈独秀散发传单时，便立即将他逮捕入狱。
“五四”学潮的旗手入狱，自然再度震惊全国，连孙中山都出面向北洋政府施压放人。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关押了98天的陈独秀，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出狱。为了迎接陈的出狱，《新青年》上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等知识界的领袖们的白话诗。李大钊的诗这样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经历过一场急风暴雨的伟大运动和几十天的牢狱斗争之后，此时陈独秀的形象和人气在中国革命的进步势力中已如日中天，势不可挡。
他也因此从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革命”和“领导革命阶级”的队伍认识也有了更清晰的态度。他在秘密离开北京时，发表了一份《告北京劳动者》的宣言，其中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动吃饭的人而言”，他们“合成的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而且高呼：“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921年1月初，这一年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即使在租界的渔阳里小巷内也银装素裹。
“但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踏着雪水，来到渔阳里2号，见了李汉俊、陈望道等后，把身上的大衣一脱，一边与他们一一拥抱握手，一边激情道。陈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大业！”
陈独秀屁股一着凳子，就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任务与观点。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李汉俊比陈望道大一岁，便说：“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见。建党必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研究好后，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才是！”他边说边在屋子里走动着，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件事，是尽快把《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星期评论》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有，我也尽快把《新青年》从北京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秀的字号，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称呼他。
此时的上海渔阳里弄堂内那间挂着“2号”门牌的房子里，射出一道格外眩目的光芒，它正将黑暗的上海滩夜空刺破……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日文《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望道。这既是陈独秀的意见，也是李汉俊的意见，他俩一致认为陈望道的日语水平好，英语又比他俩精通。
“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独秀紧握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道：“拜托了！”末后又说：“现在是越快越好！望道，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
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一时不容易找得到了！”
“太好了！”李汉俊一听也兴奋了，说，“我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腾出来。”
政治鼓动家陈独秀马上摆摆手：“可不是仅仅在你的《星期评论》上发，还应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
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这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仰。
第四个“镜头”本来并不打算写，但因为我几次去过浙江义乌，对“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印象太深，故专门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老家走了一趟。他的故事也深深地烙在我脑海——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一百年前的时候，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两天时间，因为那里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
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父非常有远见，一定要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出去，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教育事业……
1921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本外版《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东小山村分水塘。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里既寒冷，又寂静，就是一个人冻死在柴房里三五个月，也许还不会轻易被人发现。
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翻译。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吧！”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一边给他的双腿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这样唠叨着。
“不妨，娘。这里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娘，你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酸菜，就马上想起你包的粽子，没法比！”陈望道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道。
“你爱吃，就天天给你包喽！”母亲收起儿子扔下的粽叶，轻轻地退出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门。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乏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着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心头腾升起一股如大海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呀！
你听，其声如擂鼓，振聋发聩——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明了——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出自己党的宣言来批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是的，“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群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是的，全世界“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
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着自己的翻译，神往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义乌学者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战斗——
欧洲争霸之战的普法战争中，法军惨败。9月，巴黎革命推翻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10万普军直逼巴黎，法兰西首都的工人们奋起抗战。然而，第三共和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在血腥镇压了巴黎人民的两次武装起义后，竟然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
1871年2月，法兰西卖国贼梯也尔组织新政府，继续执行出卖民族利益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政府派兵偷袭蒙马特尔高地的停炮场，企图解除工人武装。巴黎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击溃了政府军，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巴黎市政府。3月28日，新当选的公社委员朗维埃庄严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由此诞生。
但巴黎公社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乘胜追击梯也尔政府残余。结果，梯也尔重新纠集武装力量，并勾结普鲁士军队于5月21日攻入巴黎市区。一周激战，5月28日凌晨，巴黎公社战士弹尽粮绝，最后的147名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东北角的墙下全部被反动军队屠杀……血染巴黎街头，其景惨不可睹！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同情巴黎公社革命的一位名叫欧仁·鲍狄埃的革命诗人所写的诗。那一天，他从战友的血水中爬出来后，回到宿舍，一口气写下了这首后来被称为《国际歌》的歌词。
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那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轮换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这是卡尔·马克思的话。
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
这时，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不舍打扰，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掩上。唉，这书呆子！出门的陈母轻轻地叹了一声，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家务去了。
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边屋顶，“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只是偶感饥肠辘辘时，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手指扒拉着解开粽叶，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咀嚼着那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很润、很甜，就这样边吃边译……
“融儿，红糖够不够呀？”这是母亲的声音，她怕打扰儿子，就站在门外问道。
“够了够了……蛮甜的了！”儿子在里边传出话来。
母亲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柴门，去给儿子收拾碗筷。嗯？碟子里的红糖咋没动？母亲觉得奇怪，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
“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了起来，“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看，便哈哈大笑起来：“妈，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心疼地嗔了一眼儿子，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一样吗？我看哪，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了。”
儿子笑了，说：“娘，我没糊涂，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呢！”
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将墨当糖吃的故事，在98年后的2012年11月29日，被出任新一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一大”会址时动情地讲述，于是我们都知道了“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
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立即返回上海，将翻译的中文稿交给了李汉俊和陈独秀，这俩人便进行逐一校正。陈独秀对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大加赞赏，但是说到出版，囊中羞涩的陈大教授就有些为难了。
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办的《星期评论》杂志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卖，怎能再血本付出。陈望道苦干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没人再好意思让他“出血”。
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自嘲道：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实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国组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李大钊，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则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同时李大钊又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之后的几天日子里，维经斯基和李大钊等多次相约在刚刚建成的北大“红楼”的图书馆见面和座谈，共同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
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见当时进步知识界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陈独秀。
“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除了一张嘴和一支笔外……”陈独秀对维经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见了客人，他的直性子就上来了，因为此时他正愁没钱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事。
“这个我们支持！”维经斯基立即拿出1111元大洋的银票交给陈独秀。
“哈哈……看来革命不能光是呼口号，还得有经济实力支撑！”陈独秀接过银票，大喜。他随即交待李汉俊：“找个进步的出版社，抓紧印！”
很快，第一个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诞生了！它如一束迷雾中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很有意思，可能因为时间仓促，第一版印刷出来的《共产党宣言》的封面，竟然把著作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如今我们在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可以看这个错字的版本，它也让我们知道了当时的革命者渴求真理的心急态度及工作状况，因为出书的整个流程可能就是一个人完成的，而且是在秘密状态下又缺钱的条件下进行的。
错版的《共产党宣言》很快被纠正。一部一般中国人能读懂的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出现，给上海乃至全国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以极大的鼓舞和振奋。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信徒，大家从导师的《宣言》中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
之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许多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事件与创举，比如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刚回国的李达、李汉俊、陈道望、沈雁冰（即文学家茅盾）、邵力子等；比如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为书记，后他到广州赴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指定李汉俊负责，骨干有李达和陈道望等。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便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开始向北京、长沙、武汉、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写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加紧筹建“中国共产党”。
“到底叫‘社会党’呢还是……”陈独秀在关于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准，便与北平的李大钊商量。
“叫‘共产党’！”李大钊毫不犹豫道。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北李南陈”之间确定下来。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黄浦区望志路116号（现兴业路7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成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包惠僧、陈公博和代表留日共产主义小组的周佛海，共13人。应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身份不便加之保密需要，反而没有参加。邓中夏原来是北京小组的代表，因为要出席一个全国少年大会而临时换成了只有19岁的刘仁静参加。
出席“一大”的13人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后来都成了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从中共的“一大”到“二大”、“三大”和“四大”，只有四年时间。这四年里中国和世界正处剧烈动荡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过程中也经历着不断探索与认识的阶段，特别是中共“一大”召开不久后的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向影响很大。该会议号召东方各被压迫民族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亲自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等人，不仅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并询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可能性。
张国焘是陈独秀的得意门生，又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回国后立即向陈独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因此列宁有关民族和殖民地及联合战线的理论对之后中共制定自己的革命纲领起着直接的作用。1922年5月初，由中共领导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非常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前面的敌人很多，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认定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行动口号。
事实上，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一大”召开之后没几天，就成立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张国焘任主任，到1922年就换成了邓中夏任书记部主任，副手是李立三、刘少奇等。由于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而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对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6日召开，直至23日结束。虽然出席的代表比“一大”还少一人，似乎现在中共党员也很少提及“二大”，然而“二大”在陈独秀主持下完成了建党之后的三件大事。一是确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党在当时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党的最低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党的最高纲领。党的奋斗目标也非常明确：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第二件事是，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政策。其主要是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中共建党初期，北边的俄国其实更看好实力强大的国民党，所以要求中共参加改造国民党的工作也成为了中共“三大”的一项很主要的决议，加之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口号的提出，及主动邀请中共人士帮助改组国民党的要求，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共著名领袖人物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了国民党队伍中去。这是“三大”之后的事。中共“二大”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即制定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意义十分重大。早在“一大”前夕，陈独秀就有考虑制定一个《党章》，任务交给了李汉俊，但第一稿出来后，陈独秀对李汉俊的“发挥各地党组织的自由作用”等提法极不满意，甚至为之大发雷霆。在这场党中央要不要集权的问题上，陈独秀的坚定主张和家长作风令建党初期的李汉俊和陈望道等“元老”大失所望，尤其是知识分子骨气格外硬朗的陈望道，无法忍受陈独秀的专横独断，最后选择了离开中共之路，一直到解放后才重新回到共产党怀抱。
陈望道的“硬气”虽然有些悲切，但多少也说明那个时候党内的一些复杂而微妙的问题。与诸多后来因为错误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而牺牲的革命者相比，其实陈望道算是大幸。
但陈独秀自己就没有怨气了？不说他后来被自己缔造的党开除、晚年过得贫苦潦倒，仅仅在1927年和1928年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陈独秀自己的两位优秀的儿子、我党杰出的青年才俊壮烈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作为父亲的他，心底流淌的血，有人知晓是怎样的颜色和温度吗？
呜呼！
革命者，你的伟大和崇高之处，就在于从不计较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去全力以赴地换取他人的幸福——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这样说。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难道不是这样吗？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者他们都一样。
21岁的青年学生黄仁牺牲之后，上海的社会情况更代表了全中国当时的时局形势。
内：军阀混战。外：洋人欺压中国人……皆到了忍无可忍之地步！
在上海图书馆，我看到了整100年前出版的一本跟手掌一样大小的书，这让我特别吃惊，因为除了是第一次见如此小的书外，更意外的是看到了一部书名为《上海市民的出路》的内容，于是把前面部分的内容抄录了下来：
上海的市民真困苦呵！自从米价高涨以来，我们平民的生活愈更难以度日。看起来这般繁华富丽的上海，其实只是我们百余万商民、工人、苦力、穷人的活地狱。
何以上海是这般现象呢？何以我们大多数的人如此困苦，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而江浙尚号称富庶之区，上海犹名为全国第一繁华社会呢？我等商人终日劳碌，芸芸一生，近年来却弄得百业衰落，债项累积，营业亏损，濒于破产，这是什么原由呢？我等工人以劳力买生活，用血汗换工资，近年来百物腾贵，生活艰难，还要受厂主和东家的百般虐待、任意打骂与开除，一有要求，便被停止生意，弄得近日罢工叠起，失业者日多，这又是什么原由呢？我等苦力与穷人的生活更是朝不保夕，卖得劳力来换不得一饱，偌大的锦绣的上海竟无谋生之地，街旁檐下便是我们栖身之所，冬日里冷冻无衣添，夏日里燥热无地躲避，不饿死，就病死；在上海二百余万的居民，穷苦的占去大多数，都是这同一的境遇，这又是什么原由呢？这又有何种办法呢？
贫苦的市民诸君！
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国人尚未独立，就是中国人尚受外国人和外国人相帮的军阀官僚买办所统治、所践踏、所剥削、所压迫！一百多万上海的市民，受的是几千个外国人和几百个中国军阀官僚与大买办的管理！他们雇用了一些巡捕包探警兵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他们兴办各样的捐和税，捐了一遍又一遍，抽了一次又一次。租界里帝国主义者的工部局，每年要收入一百二十四万零五百余两的捐银；上海县南北市中国的军阀和官厅各样税捐名目多至几百种，如今还时有增加，逼我们要钱、要钱！可我们除了命，还能有什么呢？
……
一百年前的上海是何情形，我们当下的多数人并不知道，只是借助这类文字的记录，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成为了当时动荡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革命，也由此被纳入了党的中心任务。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期革命斗争，总是被人为简单地否定，似乎党中央自1931年撤离到苏区前的“城市革命”都是错误和无为的，这实在既偏见又狭獈。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军阀混战与外国强权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榨与剥削，如果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放弃城市斗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恐怕更深重，共和国建立的历程就不会是28年的浴血奋斗史了，一定会更长久、更残酷。这是毫无疑问的。
革命任务和革命胜利，这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既关联，同时又相对独立存在。
革命任务常常因形势需要所决定，而如何使得革命在全中国范围内彻底的胜利，则是方向选择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革命包括一次又一次的城市暴动，虽然惨遭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付出了巨大的惨痛代价，然而我们始终不能轻易地否认它重大的意义和成功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后来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城市革命斗争过程中，“立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才是必须深刻反省与纠正的。当然，由于建党初期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太大，加上党内主要负责人缺乏斗争经验、个人独断（陈独秀）等等原因，也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但城市革命包括城市武装斗争的壮丽诗篇，对中国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贡献，谁也无法否定。否定这样的壮丽历史，就是对无数为了我们今天如此强大的国家和如此幸福的生活而英勇牺牲的先烈的背叛，苍天也将惩罚这样的人！
其实，就选择什么样的斗争对象和革命任务时，早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之间也有过不同的意见，甚至激烈的争执，这种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激烈争执，还导致过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党，走上另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如戴季陶、沈玄庐等则投诚到了革命的对立阵营，甚至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后来也与之分手……所有这些都是革命实践和斗争过程中出现的曲曲折折。有些人为的因素和形势的逼迫，让当年那些在“五四运动”期间和大革命时期等历史阶段曾经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最后沦落成了社会最底层或者非常无耻之流。这种悲剧命运的人，或许他们的初心并非如此。然而革命便是如此冷酷无情，要么挺起胸膛前进，要么掉转方向往后退；前进者是战士和英雄，后退者则一定被认为是懦夫或叛徒。
在革命的史书上，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绝不会有“半好人”、“半坏人”一说。
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和勇敢地说出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城市革命和城市斗争中的英勇奋斗以及用血的代价换取的经验与教训，就不太可能有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茨坪村所作出的伟大而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向的一句经典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城市革命和城市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夺取政权所作出的英勇悲壮的前奏曲，在这部前奏曲中，上海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和最响亮的部分！
这里的革命者比泰山，比珠峰，比全国所有的山岳都更巍峨；这里的革命者流淌出的鲜血，当红百里黄浦江和万里扬子江……
21岁的黄仁是在城市革命斗争中第一个流血的年轻战士。他的牺牲给同样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震撼和清醒——革命是场不可协调的残酷斗争，生命是这种斗争的必然的牺牲品，然而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这种牺牲是崇高而壮丽的，一句话：值得！因而也无悔！
中共“四大”前后，中国的局势极其动荡，孙中山为求南北和解，北上途中因病去世。他的死让军阀势力更加猖獗，帝国主义列强借此对我中华民族的压迫变本加厉。城市劳苦大众的生活到了无法喘息的地步，即使那些曾经靠自己双手劳作和经营的小商小贩和小业主们，也无法维系基本的生产与生存，此时的中国，尤其是上海，已到了“黑云阵阵，暴雷欲响”之时，革命的风暴仿佛就在激剧的酝酿之中……
“帝国主义如同一头野兽，已经闯入了庶民百姓的家门，奋起反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觉悟》杂志、《劳动者》杂志等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抨击时局形势，斗争的导火线正被悄然点燃，被压迫的工人和市民们到了无法再忍的地步！
一位当时在日本纱厂工作的青年工人这样描述道：
当时，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兴里，亲眼看到横浜桥里面一家丝厂的一些女工面黄肌瘦，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住，偷偷跑到桥对过的小摊上买点烧饼或山芋充饥，被工头发现了，立刻遭到鞭抽和脚踢。
还有一家日本人开设在西宝兴路的玻璃厂，四面全用竹篱笆围着，盖几块铁皮作屋顶，十几个中国工人，光着身子，围在炉子周围，手里拿着玻璃管子，口对着管子吹灯泡和瓶子。盛夏酷暑，加上千度左右的高温，非但没有一点降温设施，还要受手中拿着鞭子的日本人监督。有一天我与两个工友走到青云路，看到那里有个“六三花园”，门前张灯结彩，我们想进去看看，但象外滩公园一样，门口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气得我们直咬牙。
又有一次，我和我的叔父从中华书局做完夜工后回家，已快十二点了，走到北火车站，看到虬江路附近，火光冲天，我们继续沿着淞沪铁路向前走，沿途碰到一堆又一堆的人，坐在地上嚎淘大哭。一了解说是自己的子女在厂里被烧死了。第二天清早，我和一位工友在上班之前到昨晚火灾的地方去看个究竟。啊！那真是惨不忍睹。原来是虬江路一家五层楼的祥泾丝织厂，一、二、三层楼是厂房车间和仓库，四、五层楼是女工宿舍。失火后四周墙壁和铁窗铁门都完好，而墙内车间、宿舍全已烧成灰烬，而两闩铁门依然关着，门内楼梯脚旁到处是烧焦的尸体。据当时报纸上透露，有一百多女工被活活烧死。为什么这些女工没有一个能逃出来呢？原来是工厂资产由保险公司保险，并规定如受火灾了将门窗打开的话，保险公司就认为你的资产早已搬出，不予赔偿损失。因此，老板宁可关门烧死工人，不使自己受损失。这事虽社会舆论哗然，资本家受到人们愤怒的谴责，但那又有什么用呢？
这只是一位工人所看到的几个点滴片段。据上海工运资料提供的数据表明：那时仅日本资本家在沪开办的各类纱厂就有上百家，工人总数超过十万人。这十万工人背后就是十万个家庭，如果按每个家庭四五口人计算，就是四五十万人的生存面临极度悲惨的境地。然而这仅是日本一个列强的在沪势力，如果加上英、法、德、美等国的企业资本家，那么整个上海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就是“地狱”的现实。
在“地狱”里活着的人，靠什么继续生存？
只有一条路：反抗与斗争！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风，惊醒我们的苦兄弟。
无产阶级起来了，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砸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冲破乌云满天红。”（工运领袖邓中夏烈士诗）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家形势和社会形态，应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比较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走一条怎么样的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是结论。”
俄国革命的道路，简而言之，就是城市革命和城市暴动，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革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人口最多、工人力量最强的上海进行城市革命不是没有道理。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矛盾主要是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压迫。军阀混战主要集中在一南一北——南为广东、广西、云南和四川等地，北为北京、天津、山西和东北地区。相比之下，军阀混战不在上海一带，而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上海则是最痛苦的地狱。
“打碎地狱的唯一办法，是我们拿起手中的铁锤和棍棒……”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明确的斗争纲领，“砸碎旧世界”的武器，就是动员广大工人们起来革命。
中共“二大”之后，为了加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专门从北京调来“五四运动”的急先锋、优秀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到上海出任这个组织的书记部主任（不久又由李启汉担任此职），并在沪西小沙渡槟榔路北锦绣里3号成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班，开始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和文化补习，其间大批优秀的工人参加了中共组织。
“三大”后，中共又加强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配备了最有经验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杰出工运指挥者担当组织指挥全国的工人运动。而上海作为工运的最重要阵地，中共派出了邓中夏、项英、何孟雄、刘华、何秉彝等坚定的革命领导者，这些同志后来无一例外地牺牲在与反对派斗争的街头与刑场……
让我们暂且收起这份悲切，回到黄仁烈士流血的石子街头。这是因为，每一场急风骤雨的伟大革命和斗争，常常是因一个小小的事件触发的。
与黄仁同在21岁时被他人终止生命的另一位，是上海人都知道的，他叫顾正红，工人，牺牲前三个月才入的党。他是死在帝国主义分子街头挥舞屠刀下的第一位中国工人。
顾正红之死，抽动了中华民族的一根主筋脉，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它震撼和动摇了整个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黑色统治……
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起因与发展：
在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厂工作的顾正红，是位贫苦家庭出身的工人。在他不到十岁那年，因为苏北老家旱涝虫灾频发，其父不得不抛下妻儿老小，只身到了上海做工，住在苏州河边的闸北贫民窟。顾正红16岁那年，老家又发一场洪水，一家八口人便搭乘一只小船，一路行乞，逃荒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度日。然而“十里洋场”绝非穷人的天堂。顾正红的父亲无法靠一个人的微薄工资养活全家人，顾正红的二弟到上海没多久就活活饿死，而全家其余的人也只能食一顿、饥三顿。1922年，17岁的顾正红在乡亲的帮助和托情下，进了日商内外棉七厂当扫地工。
那时日本人在上海开的厂，对中国雇工的压榨到了极致，是“吃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环境条件极其恶劣，工人们每天劳动时间长，还动不动扣钱被打。顾正红老实本分，但也受不了“工头”的无理欺压，因为厂里有“规矩”：凡新进厂的人，大半年拿到的工资，必须交给“工头”作为“酬谢”。家贫的顾正红受不了这气，有一次发工钱时他便问“工头”：凭什么你总拿走我的工钱？那“工头”眼睛狠狠地盯着他，没有说话，却挥手上前，重重地给了顾正红一巴掌。
血气方刚的顾正红怎能忍受如此欺凌？数日后，他约了几位小老乡，跑到“工头”家，狠狠地把对方揍了一顿。这还了得！厂方的日本资本家就此将顾正红开除出厂。
后经穷工友们帮忙，顾正红到了日本人开的另一个内外棉九厂上班。可顾正红看到的九厂情况与七厂无异，甚至这里的日本人对中国工人更加残忍。难道天下的乌鸦真的一般黑？
顾正红开始思考。也就在此时，由地下共产党组织开办的“工人补习班”开到了附近。顾正红在这里知道了帝国主义压榨工人的原因和奋起抗争的诸多道理。也在这里，他还知道了穷人的救星——共产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和组织罢工的实践，顾正红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21岁的他明白了什么叫“革命”和与帝国主义代理人斗争的方式……而这些道理和革命的引路人是一位比顾正红大6岁的上海工运领导人之一的刘华。
“天下穷人是一家。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那么容易折断了。这说明我们工人只要团结起来，战胜帝国主义资本家和狗腿子们是完全可能的！”“补习班”的夜校里，刘华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顾正红。
“对呀，我们工人的人数比资本家和狗腿子多多少？只要联合起来，还怕他们欺压吗？”顾正红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把这个道理跟其他工友们一说，大伙纷纷认同。于是从1924年秋至1925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顾正红在邓中夏、项英、刘华等地下共产党员的指导下，动员他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七厂和现在的九厂工友，积极参加沪西工人俱乐部。参加的工友像滚雪球似的增加，短短三个多月中，周边的十九个日商纱厂全都建立了工友俱乐部内的秘密组织，参加工人达千人。
顾正红此时渐渐成为了这些工友中活跃的骨干分子。
1925年2月2日，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殴打女工，同时开除大批男工，并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已经经过党哺育的工人们一致起来与日商资本家进行斗争。此时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荷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也为烈士）、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于当月9日，有9家日商纱厂、6个日商纺织会社的34111多名中国工人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反对东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等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等口号，浩浩荡荡向浜北华界行进时，一路上又受到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的工人们欢呼与伴行……于是渐渐形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吓得日商资本家们纷纷躲到租界的巡捕房内。
但罢工的工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租界巡捕房勾结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武装人员，对罢工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而由于我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后以释放被捕人员和四项协议（一、今后如有虐待工人，准告厂主办理；二、工人回厂照旧工作；三、储蓄金满5年发还；四、工资准两星期发一次等）签署为条件而取得罢工全面胜利。
次日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放鞭炮夹道欢呼，场面空前。
“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邓中夏发表文章称。
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纱厂工会内部也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吸引工友感情的“十六字”工人俱乐部宗旨：“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
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它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至1925年4月底，上海党小组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也从119人上升到218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一倍！
然而，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一丝缝隙……
1925年注定是中国的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四五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一场因世界形势带来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它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一形势，我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怠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不堪招架，有苦难言。
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
形势发生激剧变化。
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直奔浜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所作出的斗争指示。“我们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的这一招，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会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
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七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出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七厂工人家中报信，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
可是待上夜班的工友到厂里后，发现大门已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
“我们要上工！”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
“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
于是工人们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
武装巡捕和日本人打手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恣意毒打，现场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愤怒地高喊：“东洋人打伤工人啦！”“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与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物料间，拿出一些打梭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起来。
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棉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来到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
“不许打人！不许压迫！”顾正红立即站在工友最前头，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哪知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腥红了双眼，端起手枪，朝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
“东洋人开火啦！”“东洋人打伤人啦！”现场的中国工人一片惊愕。
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
“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
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立了起来。
“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的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脑袋……
顷刻间，白花花的脑浆和鲜红的血水，从这位年轻人头颅上如泉般喷射而出。
一个20岁的生命作了最后的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准其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其头部……
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上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三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枪杀了！
呵，血液写成的大字，斜斜地躺在南京路，这个难忘的日子——润饰着一年一度……
立起来，在南京路走！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把你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把你的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烈士殷夫诗）
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怒。问今为何世？豺虎满道路。禽狝歼除之，我行适我素。（邓中夏诗）
四月里来是黄梅，
顾正红杀死血满衣；
学生悼念工人死，
英国巡捕捉进去。
五月里来是端阳，
南京路上来演讲；
巡捕对准把枪放，
许多同胞把命丧……
（瞿秋白《救国十二月花名》孟姜女调悼念顾正红）
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的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上海“五卅运动”。
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
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始点，开始染红了百里黄浦江、万里扬子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