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语文教学“门”在哪里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

——《庄子·列御寇》

1951年夏天，于漪结束四年的本科学习，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这批毕业生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实行的全国统一分配。

上海的毕业生集中到交通大学去学习，食宿都在学校，为期一个月。女生住在图书馆二楼，每人带一张席子，铺地为床。学习的内容包括形势与任务、百年来中国的丧权辱国史、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卓绝历程、大学生建设新中国的责任与担当等。一场场报告具体而深刻，在年轻人心里掀起思想风暴。

这些毕业生联系各自的经历，展开讨论，书写感想，接受精神的洗礼。所有的活动聚焦到六个字上：“服从统一分配。”

对于家境好、一直在上海生活的毕业生来说，要服从分配离开上海，是很困难的。但于漪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她想，能读完大学已属极其不易，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工作就满意，不管去哪里。

22岁的于漪突然感到自己真的长大了，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了，更加坚定信念，要把个人前途命运与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接受祖国的召唤。

一批批名单公布出来，于漪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分配在上海，更没想到的是，她要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当一名教师。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向工农敞开大门，各地兴建一批工农速成中学，上海也开办了9所。这类学校教学方式为“速成”，将普通中学六年的课程压缩到三年，实现将毕业生送入高校深造的目标，至1958年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创立于1950年，系上海首所工农速成中学，曾更名为复旦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后转为复旦大学工农预科、复旦大学预科，是如今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

步入社会，踏上教师工作岗位，空气是那样清新，阳光是如此明媚！新的生活画卷缓缓打开，学生时代的理想，正在变成眼前的现实。

于漪面对的学员不是通常见到的中学生，而是干部、战士、劳动能手等。原本并非中文、数学等专业毕业，而是学教育的，于漪觉得有些为难。

其实，文化班是平行班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主要是教识字。有的学员曾经参过军或当过干部，懂得尊师重教的道理。课堂上回答问题，站起来先立正、敬礼，然后再说自己的看法，这让于漪很受教育。

正当于漪摩拳擦掌准备在教育领域大干一场时，病魔却向她袭来，给她一个下马威。

她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吐血、便血，无法正常工作。那时，医院对这种疾病认识不清，治疗也缺乏针对性。由于失血过多，就给她输血。于漪舌头麻、发高烧，说胡话。医生说必须用饮食疗法才能修复溃疡，于是她吃了四个月流质，喝菜汤、米汤，人消瘦下去，没有一点力气。

又不知从哪来了一种说法，认为溃疡与脑神经有关，关系到什么“应激状态”，于是采用封闭疗法。很长很粗的针从背下部扎进去，把胃封闭起来，隔断胃与脑神经的连接通道。且不说疾病本身，治疗时就异常痛苦。

封闭疗法不见效，又采用当时流行的“组织疗法”，把什么壁虎组织液、鸡血组织液往身上注射，试图引入外界力量的帮助，有什么效果则不得而知。

于漪充分体会到病痛给人的折磨，日日夜夜不停息，甚至已感受不到胃不痛是怎样的感觉，她最大的期盼就是病痛早日离去。

后来知道，消化道溃疡由幽门螺杆菌引起，是可治之症，为此做出贡献的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还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胃溃疡还没治愈，肝炎又染上身，觉得恶心、难受。医生以为是胃病，于漪年三十晚上进医院，立即被隔离起来。除了医生检查、护士打针，她就被关在一间小病房里，什么人都见不着。身体很虚弱，平躺着都气喘，黄疸扩散。

一天，病房里进来6位医生，把于漪吓坏了。领头的是主任，说要把肝勾出来一部分，用于化验。于漪是重症病人，根本没发言权，只好听从安排。

医生先在于漪胸部消毒，然后用一把锃亮的钻子在两根肋骨之间钻洞。她必须按要求屏住气，不能呼吸。肝被勾出的刹那间，于漪感到似乎心肺都被扯出来了，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疼痛。事先医生再三叮嘱，不能喊叫，不能动，否则容易引起大出血。于漪只好强忍着，头上冒出了冷汗。

随后，她肝区部分被压上沙袋，身体下边垫一块棋盘似的硬板，24小时一动也不能动。这样，肝穿刺以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进入了于漪的记忆。不久，情况渐渐好转，她从隔离的小病房搬到了三人的大病房。

经受疾病的磨炼成了于漪教育生涯的第一课。她在抗争中锻炼了意志，学会在极端困难中也保持坦然。生死就那么回事，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不能张皇失措，更不能精神崩溃，而要保持希望，一步一步努力往前走。

由于身体原因，于漪没办法继续教课，很长时间里只能工作半天。她转到学校图书馆，去管理图书，进行登记、分类、编目、出借、整理等，起初觉得生疏，但慢慢熟悉起来。可以与书为伴，广泛阅读，也算因祸得福。

住院期间，于漪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细读慢想，走近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但凡抗日战争、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苏联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出一本她就读一本，感动于主人公对祖国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

有一段时间，她集中读剧本，纸上看戏，郭沫若的历史剧甚至一天读一本。精彩片段朗诵几句，俨然剧中人。读曹禺的剧作时她也纳闷，为什么《日出》《雷雨》宣传很多，而《原野》却不太被提起呢？

于漪还广泛阅读法国、美国、德国的小说，在文字间感受域外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到于漪，委托她为少年儿童写点历史小故事，她就查阅资料，写成了两本通俗读物。

1957年2月，于漪编著的《春秋战国的故事》正式出版。书中包含晋楚争霸、卧薪尝胆、商鞅变法、荆轲刺秦王等10个小故事，书末附这一历史时期的大事年表。出版社邀请著名画家董天野绘制了10幅插图。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散发着淡淡的书香。当时出书是一件稀罕事，于漪才28岁，就已拥有了人生第一部著作，实属难能可贵。而且首印即达51000册，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紧接着，于漪编著的《明清的故事》在1958年8月出版，体例和装帧与《春秋战国的故事》类似，包含红巾军大起义、三保太监下西洋、戚家军平倭等10个故事，施琦平配插图。

1953年，于漪结婚了。丈夫黄世晔是江苏溧阳上黄镇桥西村人，1919年生，1943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离休前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教授，长于中国古代史及拉丁美洲史，参编《中国历史文选》，著有《墨西哥简史》等。

1955年，他们的儿子黄肃出生。

于漪所在学校一度更名为复旦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面临向普通中学转轨，1957年暑假停止招生。这几年她从事的是成人教育，由于大学里读的是教育系，她内心更盼望到师范学校承担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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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于漪被调入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

她一生共在两家单位工作过，加盟第二师范注定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学校后来屡次更名调整，尽管她在教学中经历了这样那样的波折，却再也没有离开，立足学校，施展教育抱负，散发光芒。

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兴办的第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占地近140亩，拥有教学大楼、荷花池和400米跑道操场，红瓦绿树，环境优美。

副校长告诉于漪，学校缺老师，但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等专业课不缺，只是历史老师不足，课安排好了，就等老师来上课。

好在于漪对历史感兴趣，还出过书，既来之则安之。她努力去背诵中国古代重要历史年代、熟悉历史事件，梳理把握历史发展脉络。

这样，于漪成了历史课教师。她要带师范二年级6个班级的中国古代史，每班3节课，每周18节课。那时普遍用“满堂灌”教学模式，老师讲，学生边听边记笔记，一讲到底。3节连上，每节课50分钟，强度还是很大的。

“大跃进”来了，社会上吹起浮夸风，学校也不能幸免。上面要求，教育革命要“革”到学科，必须大胆“解放思想”，像粮食“亩产万斤”那样“放卫星”。每名老师都要参与，用彩色海报画出来，表达“革命的想法”。

中国古代史教材原本是以朝代更迭为线索编写的，怎么“破”这个框呢？老师们结合当时的文章，把教科书上的一次次农民起义串起来教，将帝王将相的历史翻个底朝天。用这样的方式表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农民起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经济、文化等内容都不作展开。

在中国古代史和农民起义史之间画上等号，有位年长的历史老师对此不发表看法。他总说：“我不懂，你们试吧。”别的老师大胆删减教学内容，没什么佐证的材料，只是想推倒旧教材，让教学“放卫星”。

老师们组织学生编写农民起义的材料，把陈胜吴广起义、赤眉绿林起义、黄巾起义等串联起来，还花大量功夫制作幻灯片。课堂上满是冲冲、打打、杀杀，学生听起来觉得新鲜，却难免不尊重科学，热热闹闹犯错误。

“大跃进”提出钢产量要“超英赶美”，于是学校也大炼钢铁，师生全部停课。于漪被分派的任务是跟着学生拆墙、捡砖，运到学校砌炉子。不仅拆校内的建筑，还到外面去找残垣断壁，用小板车拉回学校。有时与墙的主人产生争吵，重任在肩，也顾不上那么多，干得热火朝天。

但凡校园里可以炼钢的东西，如教室、宿舍楼、厕所里所有的铜把手、铁把手、门轴等，统统被拆下来，投入炼钢炉。学校里炉火熊熊，各建筑却留下一个个门窗的洞，没有一扇门能关严实。白天炼，晚上炼，多少也炼出一团团黑黝黝的东西，辨不清是铁、是钢还是渣。这“成果”被送到外面去展览，有没有用就不得而知了。

荒唐的事一件接着一件。要把校园开垦出来，铲掉草坪，地要深耕，用来种红薯。肥料来自沟里的泥。先用脸盆把小沟里的水舀到校外小河，学生排成一行传递装了水的盆，十分壮观。沟见底了，就把泥挖出来，投到新开垦的土地上。草坪不见了，加上建起形态各异的小火炉，学校变得面目全非。

接下来，各班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到郊区农村去“战三秋”，抢收抢种。人民公社兴起，村里办一个大食堂，村民吃饭不要钱，可以敞开肚子来吃。学生不禁纳闷，有的问：“这钱是谁付呀？”没有人回答。当然师生是要付伙食费的。劳动锻炼了半个月，拉练步行回学校，还要写总结报告。

小火炉没炼出像样的钢，新垦的耕地也没种出像样的庄稼。校园里产的红薯只有胡萝卜那么大，费了很多力气，收成却不过如此。

面对这些不甚合理的现象，于漪每次都是从绝对相信开始，慢慢产生困惑，觉得可疑。至于解答的办法，则几乎千篇一律：自己水平低，慢慢就会懂了，眼前只管做就可以。那种盲从，或许是特定年代里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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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教了一段时间历史，因为工作需要，又改行教语文。这种转变看似偶然，却让语文教学研究成为她一生建筑的教育思想大厦的根基与主体。

支部书记找于漪谈话，要她去教语文。

当初教历史已属勉为其难，缺少专业学养，改教语文岂不是要重起炉灶？她连汉语拼音b、p、m、f都不认识，语法没学过，起码的基本功也不具备。

她回答：“我不是学中文的，教起来有困难。”

“你不大学毕业了吗？”

“隔行如隔山。”

“战争中学习战争，哪有先学打仗再去打仗的？这是‘最高指示’。”书记说。

于漪又央求：“让我参加进修好不好？”

书记回答：“工作这么忙，自己抓时间自修。”

于漪没再开口说困难。她的志愿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只用两分钟，就解决了改教学科的大问题。

这样，于漪进了语文教研组，教高中二年级两个班。这个教研组总共有18人，17位男老师，只有于漪是女性。后来，她还当了班主任和教研组副组长。

那时上课没有教学参考书，怎么教，全凭教师的个人理解，自己去钻研摸索。自由度很大，但教得对不对、质量如何，于漪心里很没底。

有的老师手握两支粉笔，挟本语文书，就去上课，非常轻松。于漪十分羡慕。

大家都说老教研组长徐老师教得好，而且他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文化积淀深厚，字也写得漂亮，棱是棱，角是角，很有骨力。于漪就向他请求，去听一节他的课。当然，未征得当事老师同意，是不能贸然去听课的。

说了有十次之多，徐老师始终没吭声，不答应。

古话说，“有事弟子服其劳。”于漪早上六点就到学校，把容纳十几位教师的办公室清洁卫生工作包下来，扫地、擦地板、抹桌子、泡开水、倒痰盂，不辞辛劳，希望用诚意“感动上帝”，然而仍不奏效，一直没得到听课的机会。

有一天，徐老师突然来听于漪的课。推开门，踱着方步进入教室，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一脸严肃的神情。

由于毫无思想准备，于漪不禁两腿发抖。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作为还没掌握语文门道的新手，她特别怕别人听课。

正在教的内容是王愿坚的小说《普通劳动者》，对作品中的林将军和士兵小李进行人物分析。于漪定了定神，一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下三条：

一、林将军对社会主义祖国有着无限深厚的感情，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表现了自觉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

二、林将军密切联系群众，处处和群众打成一片；

三、林将军具有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

然后，于漪采用对号入座的办法，让学生到课文中寻找有关情节、语言、段落。看起来学生认真阅读、听讲，她自认为讲得还算有条有理，过得去。

下课后，徐老师找于漪谈话。他先是轻描淡写地肯定了板书、条理、语言等，又郑重其事地说：“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儿，你还不知道。人物形象分析是这样贴标签的吗？什么热爱劳动，平易近人！”

“轰——”于漪如遭五雷轰顶，脑袋就像要炸开。

一声声反问来得那么重，她简直难以承受。

于漪连连请教该怎么教，可徐老师一脸严肃，金口紧闭，又不吭声了。而且，从此再也不提该怎么上课的事。

可能老教研组长性格就是这样，沉默寡言，少说多做，在办公室里，一天也难得说几句话，大家都有点怕他。偶尔说话，不是桀骜不驯，就是略带鄙夷的口吻。于漪不敢再问了，向他直接学习怎么教的愿望当然没能实现。

语文教学“门”在哪里？于漪整天脑子里在翻腾这句话。

换了学科，困难重重，于漪一肚子委屈。可委屈有什么用？路还得往前走。主观不努力、客观找理由，永远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教师。

在困难的日子里，学校领导给于漪带来关心。校长老蔡常到于漪班上听课，帮她分析，指出优缺点，还指导她修改教案。而且老蔡还常抽阅学生的作文本，当面和于漪交换意见。这让于漪有了信心，在备课笔记的扉页写下一句话：“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徐老师的“金石之言”成了于漪教学生涯中久不消散的鞭策。她常常反躬自省：“你入门了没有？‘堂’在哪里？‘室’在何处？你清楚了没有？一名对学科教学不入门、不辨堂室的教师怎能称职，怎能对得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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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教学作为一门学问，同样如此。

外在的压力化作于漪的内在驱动力，她想，不仅要找到门，还要登堂入室，深味其中的奥秘。从此，她夙兴夜寐，寻寻觅觅。

于漪制订学习计划，从语音、语言、语法、修辞、逻辑到中外文学史，补足语文基础。例如在汉语学习方面，她购买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志公编写的《汉语》、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如饥似渴地读。

同时，广泛涉猎古典和近现代文学作品，《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鲁迅等历代名家的诗文，提升个人语文素养，力争赢得语文教学的发言权。

除非每周两三个晚上政治学习，迟些回家，于漪基本晚上九点之前备课、改作文，九点以后自修，直至十二点，乃至凌晨一点。每学期学生写8篇作文，两个班合起来，是巨大的数量，她一篇篇批改。然后再挤时间阅读。

闻一多《红烛·剑匣》中说：“夜晚人们都睡去，我还作着工——/烛光抹在我的直陡的额上/好像紫铜色的晚霞/映在精赤的悬崖上一样”。这可不就是于漪深夜苦学的写照！两三年之内，她自学大学中文系专业课程，由此初步掌握了语文教学涉及的基本知识与能力。

另一方面，从不同途径借鉴教学方法。回想当初中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是怎么教的，把记忆中的课堂精彩片段打捞出来，琢磨怎样引领学生在优美典雅的语言文字、精辟深邃的思想文化中遨游，怎样让学生享受语文，经久难忘。

中学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诵、讲解，旁征博引的议论、评析，乃至于他们的眼神、手势和学生神往的表情，一幕幕在她头脑中浮现。她相信，那就是语文！

同时，于漪从外部寻找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如传统教法是什么，流行教法怎样，国外怎么教母语，比较利弊得失，形成自己对语文教学的新认识。

前辈教育家留下的教学论述是学习的好教材。例如张志公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关于语文教育的观点，从识字教学到工具书的使用，从阅读教学到作文训练，于漪认真阅读，逐一推敲，为我所用。

吕型伟对语文教学提出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字宪法”，于漪仔细领会，认识到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须有整体意识，同时字、词、句是语文教学的原点，以此为突破口，就能深入底里，纵横驰骋。对于正处在教学困惑中的于漪来说，“八字宪法”如同一盏教学的指路明灯。

为了找到那扇“门”，于漪学得如饥似渴，不断锤炼提升自己。

她潜心研究教材，查验资料，从语言文字到思想内容，反复推敲三四个来回，把文章的脉络、篇章的构成、语言的运用、作者的意图等，弄得一清二楚，力求使教材如出自己之口，如出自己之心。

于漪深知，如果教师对教材若明若暗，一问三不知，别说有损教师形象，扪心自问也对不住良心。钻研一篇课文，她不惜投入10小时、20小时甚至更多，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备课就花了她30多小时。

别人分析教材的资料是别人的思考，和自己总归隔了一层，于是她一篇一篇地过，上百篇课文全部独立钻研，慢慢尝到庖丁解牛的滋味。比如贾谊的《过秦论》是政论散文的名篇，提出秦朝败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教材中收入的是上篇，于漪把中篇、下篇也找来研读，领会作者的恢宏气度和良苦用心。

不知名的小花，虽不名贵，但是植根于土壤，有旺盛的生命力。有了自己的真切体会，上课就不会沉迷于空洞的概念或大话、套话，学生就能真正受益。

简洁明白的教学语言在于漪看来是达成良好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含含糊糊，闪烁其词，杂乱无章，学生就会如堕五里雾中，应当力求优美生动，不枯燥干瘪。“出口成章、下笔成文”成了于漪追求的目标。

要改造自己的语言，清除其中的杂质，于漪一方面有意识地训练思维，锻炼“心明”，促进“言明”，并勤奋阅读，增加词汇量；另一方面“以死求活”，每次讲课前充分准备，花大力气锤炼语言。

她抱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决心，坚持写详案，把课堂要讲的每句话都写下来，接着修改，用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改造不规范的口头语言，去除不必要的字、词、句，把不合逻辑的地方一一删改，然后背下来，进而口语化。

背下来！

简简单单三个字，无疑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漪做到了。

在家洗衣服、拣菜，她脑子里反复琢磨该怎么上课，就像着了魔。

从家到学校，除了乘坐公交车，还要走一段路，花费15到20分钟。每天去上班，她用这段时间，把背好的教案在头脑中放一遍“电影”：怎么开头，怎么展开，怎么发展，怎么掀起高潮，怎么结尾；一个问题下去，学生怎么回答，答不出该怎么引导，怎么铺垫……乘上车继续想，由于太投入，有时甚至坐过站。

那是一种激情燃烧的感觉，为了课堂和学生，她要调动起浑身的能量！

于漪在教课上投入心思，切实提高了口头语言的质量，而且每次上课的时候，胸有成竹，心都很踏实。

后来，于漪努力做到讲话、交流乃至作报告，都只打腹稿，不写文字稿，成为习惯。在各种于漪作品集中，有一些是演讲实录、报告会发言稿整理，略加润色就成为像样的文章，这正是得益于她长期的训练和坚持。

每次上完课后，于漪认真反思，写教后记，查找教课中的差错、缺点，琢磨课堂上的即兴发挥有什么不足，教案中有哪些语言需要改进，从而梳理思想，提升认识。没有人要求她，但她就是这么做了，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踏实实。

如此坚持两年，“口语关”基本过了，口头表达能力明显提高。经过锤炼的活泼的口语，增加了文化含量，彰显出文化气质，让听者受到熏陶。学生既学规范的书面语言，又学教师生动的、流畅的语言，课堂教学效率得以提升。

于漪很喜欢《庄子》中的一句话：“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世界上哪有什么轻轻松松的事，要在教学上取得成就，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

语文教学的门外汉是怎样成长为名师的？答案就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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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于1960年6月转制更名为上海工农师范大学，1962年6月撤销，成立上海市杨浦中学。

教了三四年，于漪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法，讲课变得比较从容，不再像刚上讲台时那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教育家顾泠沅这样总结于漪的教学探索：第一年撇开所有教参逐字逐句写教案，第二年搜索所有教参改教案，第三年整合新的体验重写教案，改行三年成为语文骨干教师。他还从中导出“实践+反思=成功”的教师发展路径。

于漪的教学水平在提高，同时她又对现状感到很不安，因为部分同学进步不明显，自责说自己基础差。

第一次教《离骚》（节选）的时候，于漪花了大量时间查找资料，钻研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包括屈原的籍贯、生卒年月、为官情况、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政治主张，以及《离骚》的表现手法、后人的评论等，然后搬到课堂上。她力求讲得完整、系统，一竿子到底，所以上课上得筋疲力尽。

在学生座谈会上，于漪请他们发表意见，帮助老师改进教学。学生你一句，他一句，说个没完——

“你讲的课，我们课上清楚，课下糊涂。”

“老师聪明，有学问；我们笨，不行。”

有个上课从不发言的男生笑嘻嘻地说：“老师，我喜欢上语文课，你讲得很好听，可惜我不会！”说着还害羞地低下头，表露出歉意。

淡然一语重千钧。于漪自认为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学生怎么学不会呢？

1964年2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毛泽东讲话指出：“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随后，各地总结推广一些中小学校减负的教学经验，上海市育才中学即为其中之一。

这年4月2日，《文汇报》在头版整版刊登《育才中学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随后推出一系列讨论和跟踪报道，弘扬其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减轻负担的做法与经验。

《人民日报》专门刊发社论《培养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学习空气》。于漪拿到转载了这篇社论的《上海教育》第4期，反复研读，在上面加圈、画线，一遍遍咀嚼，领会里面讲到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法。

“搞好教学，光有教师的主动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学生的主动性，要把这两种主动性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生动活泼的学习空气，收到好的效果。”在这句话下，于漪加了波浪线，从中领悟到教学和育人的真谛。

她关注着外部动态，探求改进教学之道。

学生的“可惜我不会”让于漪反思，以往的教学中着力于“胸中有书”，却忽略了“目中有人”。原先误以为只要讲清楚，学生就会懂，实际是越俎代庖。

研究学生，发挥学生积极性，改变教师满堂灌的弊病，成为教改跨出的第一步。于漪认识到，“有的放矢”中“的”就是学生，老师若明若暗、闭着眼睛捉麻雀，必然是将“矢”乱放一通。语文教学必须改变“目中无人”的状况。

翻阅那一段时期的报纸可以感受到，关于育才中学教学改革的讨论轰轰烈烈。于漪不仅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她走进育才中学听课，感受他们上的课好在哪里。她发现，老师们目中有学生，积极引导学生阅读教材。通过认真讲书、认真思考教科书中的问题，指导学生认真看书，正确理解和运用教科书所规定的知识。

结合听课和媒体报道，于漪感到，有所侧重运用教材、边讲边练的结果是，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和理解课文的能力，大大节省了讲课时间，有可能做到在课内完成作业。这些发现与她的教学实践如同齿轮一样，紧紧啮合在一起。

1964年4月16日，《文汇报》推出“教得活泼，学得主动”专题。应报社约请，于漪撰写并发表了《胸中有书，目中有人》一文。其中说道，“教师要见书又见人，而且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这是迄今所见于漪最早在社会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如同一篇宣言书，高高扬起了“目中有人”的大旗，成为于漪教育思想大厦的第一块重要基石。

尽管于漪谦虚地说，“对教学中的高低深浅并不洞悉，无非就是胆子大，没有顾虑”，然而这篇文章依然表明，经过五年的艰苦求索，于漪初步掌握了一套语文教学方法，建立起自己的思考，可以从容地撰写文章，与同行交流。

“目中有人”，就是要从学生出发，研究学生，对学生满腔热情满腔爱。“教过”不等于“教会”，一两个班级，教会一二十个学生不难，要大面积提高，教会每一个，必须投入心血。学生的基础不一样，智力、性格、思想、兴趣爱好各不相同，要先做朋友，再做老师，亦师亦友，教学才有针对性，才会提高实效。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于漪又在《上海教育》1964年第5期发表了《把语文课上得实惠一些，朴素一些》。当时，这本杂志推出“学习育才中学的经验，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专题讨论，于漪积极参与其中。

于漪提出，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要读懂教材，了解学生，有的放矢，不能凭主观设想进行教学。上课需做到心中有数，这个“数”就是教材实际和学生实际，应克服平均用力的毛病，摒除烦琐的讲解。此外，要注意启发引导，放手让学生实践，不能迷信自己的讲解，独占课堂时间。

实惠一些、朴素一些，就是要去掉华而不实的花架子，传递真知识，感染学生。这既是一种教学追求的目标，又是为人立世该有的模样。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于漪结合个人探索，提出了三条可操作路径：一是让学生打有准备的仗，二是给学生充分练习的机会，三是老师对学生的练习给予具体的指导。可以说，这些正是“胸中有书，目中有人”观点的展开与延伸。

于漪后来说，她用了好多年才接触到教育的本质，才懂得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学生，才懂得知之准、识之深才能教到点子上。离开了对学生的深入了解，那是在教教材，是表演给学生看，教学内容会随着教师声波的消失而销声匿迹。必须教到学生心里，成为他们能力和素质的一部分。

1964年是于漪崭露头角的一年，也是初有收获的一年。35岁的她不仅开始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还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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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偶然的机会，于漪的教学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196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杨浦区红专学院召开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座谈会。老组长徐老师年龄大，身体不太好，没能参加，于漪作为副组长去顶替。

与会人员围绕如何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于漪以往很少走出学校参加会议，基本不认识发言的老师，只是坐在一边旁听。出于主持者的邀请，她结合个人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谈了两个看法。

一是满堂灌的教法显示了教师对教材的理解，而学生是听众，主动性、积极性并未发挥出来，学习质量受到影响。二是教学中有不少形式主义的做法，例如在黑板上抄词语解释，不过是字典搬家，有些作文题目过于随意，缺少目的性、计划性，结果形式重于内涵，好看而不实用。

会议结束，于漪站起来准备离开，一位女同志走过来。她个子不高，微胖，短发，眼睛大大的，约摸40岁。她操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于漪同志，以后我来听你的课。事先我不通知你，你无须准备，就像平时上课一样。”事后知道，这是上海市的语文教研员杨质彬，大学毕业，曾为中共地下党员。

她，可谓发现于漪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过了段时间，杨质彬果真去听课了。于漪开始有点紧张，毕竟来的人是内行；但很快就定了神，正常上课。教研员能来随堂听课，给予指导，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不过，这次听完课杨质彬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杨质彬每周到教室两三次，听完课又去校长室，跟校长谈，还把于漪教的两个班100多本作文簿拿去，一篇一篇地翻阅，看于漪是怎么评改作文的。

一个多月过去，杨质彬在一次听完课后，终于找于漪谈话了。她肯定于漪工作态度认真，备课充分，作文不仅批改，而且与学生书面交流，谈心很深入。那种谈话没有居高临下的气势，而是和颜悦色，用一种商量的口吻。

她还问了一些问题，让于漪思考：你为什么这么设计？如果换个方式可以吗？你看哪个方式更好？《包身工》是不是每个部分都要详细分析？《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能不能举点学生熟悉的例子？于漪感到，杨老师在启发她思考问题，引导她走一条改革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路。

后来，杨质彬又请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来听课，前前后后，区里、市里各层面人员前来听课达半年之久。于漪的才能被慧眼发现，教学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终于被推上了开公开课的行列。

难怪于漪说，“我是被教研员听课听出来的”，对教研员有着特殊的感情。

政论文是高中语文教学的一大难点。教的过程中容易走偏，脱离了语言文字的咀嚼、推敲，凭空讲思想、讲观点，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或者支离破碎，抓住了某个句子的语法、某个段落的结构，却把握不住文章的全貌。如何把观点与材料统一起来，上成语文课，而不是政治课，是众多老师困惑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杨质彬请于漪就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上公开课。于漪仔细琢磨备课。一方面，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拎起全文，引导学生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一些关键词句，体会遣词造句的准确、深刻；另一方面，要放手让学生讨论，领悟文章要义。

1965年5月5日，于漪主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公开课。在现场听课的章如描述，“在教学方法上，教师既发挥了主导性，又非常重视学生的主动性，注意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热情鼓励学生提问、发表意见，课堂气氛活跃，真是教得活泼，学得生动”，并称赞这是“富有思想性、战斗性的语文课”。

于漪这堂课引来多批次的观摩，不仅在高三年级两个班上，在学校安排下，还借了高二年级的班去上，参加听课的老师加起来超过一千人。她上得足够有吸引力，成了标志性的一课。

她就像一台轰轰作响的发动机，为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注入强劲的动力。

教育生涯的第一次公开课，引发了于漪关于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深层思考。她认识到，要立足课堂阵地，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授课过程中，要抓主要观点统帅教材，突出重点；注重调查研究，从学生实际出发进行教学；在课堂上和课外要加强练习，在使用中学习，讲求实效。

于漪的教学札记《我对改进语文教学的几点认识——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体会》，连同章如的听课记，被刊登在《上海教育》第5期。

可以说，她刚开始上公开课，就走在专业领域的前沿，引起同行的极大关注，成为中学语文教育界引人瞩目的人物。

很多人从此知道，杨浦中学有个叫于漪的老师很有本领，把高中语文最难啃的“硬骨头”议论文教得深入浅出。

这一年，于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一员，在教师的岗位上，散发共产党人的光和热。

于漪教得精彩的课，何止一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每篇课文她都精钻深研，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特点，上出特色，让听者久久难忘。

20世纪70年代末，二三十名高中毕业生去看望于漪，说起十几年前她教的语文课，一片欢声笑语。他们把当初讲授郭沫若的《长江大桥》时的板书背出来，回顾文言文《文天祥》课堂上的场景，情难自已。

“老师边讲解边激动地说：这位头名状元做宰相的抗元英雄用他以身许国的大仁大义告诉我们，读书为了什么？为了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气节是我们的民族魂……”

一声声，一句句，印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一辈子受益的精神财富。他们回忆说，“当时我真激动，血直往脸上涌。”“这些话都记住了，忘不了。”“文天祥身上的正气好像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

这样的课促进了学生心灵的成长，提升了他们生命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