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并非没有懊悔”


大约与克伦威尔家搬到奥斯丁会同时,宫廷里出现了一张新面孔。1522年,野心勃勃的政客兼外交官托马斯·博林(Thomas Boleyn)在阿拉贡的凯瑟琳府中为当时21岁的小女儿安妮寻了一个职位。上任之后,安妮迅速成为宫廷的主要侍女之一。她的风范和教养令她与众不同,而这两样都是在世界上最奢华的宫廷之一里得到打磨以至完美的。从一开始,她和她的姐姐玛丽就接受训练,以通过联姻提升家族的贵族资历,帮助她们的父亲托马斯在政治阶梯上更上一层楼。在这之前,他曾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脉帮两个女儿在亨利八世的妹妹,即于1514年10月嫁给年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玛丽·都铎府上谋得了职位。
博林家的女孩以不同的方式给法国宫廷留下了印象。不管是否属实,玛丽风流放纵的名声很快传了开来。与此同时,安妮在活泼且充满智识刺激的法国宫廷茁壮成长,并培养了对学习的终生热爱。她最亲密的伙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的妹妹纳瓦拉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Navarre),她激发了安妮对文学和诗歌的喜爱。安妮也是在法国养成了对活跃交谈的热爱,这个本领让她在进入英格兰宫廷之后从那些安静、温和的淑女中脱颖而出。
安妮完全接受了法国的礼仪、语言和风俗,以至于宫廷诗人朗瑟洛·德·卡莱斯(Lancelot de Carles)说:“她变得如此优雅,你会认为她生来就是法国女人而不是英格兰女人。” [1] 安妮高雅的品味和讲究的衣着广受赞美,也得到了一位名为皮埃尔·德·布朗托姆(Pierre de Brantôme)的资深廷臣的称赞,他说宫廷里所有时尚的女性都尝试模仿她的风格。他说她拥有“可与维纳斯相媲美的优雅”,是“法国宫廷所有美丽的女人中最美丽、最迷人的”。 [2]
路易国王婚后仅三个月就去世了(有人说他因竭力满足年轻的新娘而逝世),他的遗孀急速返回英格兰。两个博林家的女儿继续在法国待了几年。玛丽成为新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据说他称她为自己的“英格兰母马”或“乘用马”并曾有幸多次骑在其上,不过这当中可能存在不正当的诋毁。1519年年末,玛丽被召回英格兰,与父亲一同在宫廷侍奉。之后不久,她嫁给了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但这并没有阻止英格兰国王把她变为自己的情妇。
不过,她的妹妹安妮已经喜欢上了在法国的生活,所以在玛丽离开之后继续在那里待了两年。她的父亲托马斯·博林于1522年召她回来,计划把她嫁给她的表兄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安妮后来择偶的目光能有多高。回国之后不久,安妮参加了1522年忏悔节主教沃尔西为国王筹办的宫廷盛大表演,在其中扮演“毅力”(Perseverance)的角色——联系到后来事情的发展,这一角色尤其适合于她。
安妮·博林进入宫闱一事对克伦威尔没有明显的影响,后者越来越忙于他蒸蒸日上的事业。1524年他被委任为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补助金专员,一个地位高但不受人欢迎的角色,职责包括计算人们土地和私人财产的价值以便征税。同时,他也因在普通法业务上的成功表现被选为格雷律师学院的会员。随着声名渐盛,他收到了越来越多来自知名客户的请求,其中有托马斯·赖奥思利(Thomas Wriothesley)。他来自一个野心勃勃的家庭,曾受白金汉公爵和第五任南安普顿伯爵的资助。他受教于剑桥,得到了受人尊敬的学者斯蒂芬·加德纳的庇护,后者在日后成为廷臣。赖奥思利以他的睿智、正直和不凡仪表而出名。后来有人赞扬“他是一个认真的属下,不管接手什么,都很少犯错,能利用智慧或勤奋达成他的目标”。 [3] 此外,《西班牙编年史》把他描述为“英格兰王国最睿智的人之一”。 [4] 赖奥思利放弃了学位,选择在宫廷发展。在1524年,只有19岁的他向克伦威尔寻求法律帮助,但客户-服务者的关系很快被逆转过来,他开始帮克伦威尔处理一系列宫廷行政事务,并称克伦威尔为“主人”。他还被任命为国王的信使,并把熟悉宫廷的所有事务视为己任。简言之,他是一个可以结识但不能完全信任的有用之人。尽管如此,克伦威尔还是赏识他的聪慧和勤奋,并在后来的几年将一些涉及英国内外的任务交给他,且这些任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克伦威尔的另一个客户对他的未来发展更加重要。1524年2月,一个来自约克郡、名叫罗伯特·乌特雷德爵士(Robert Ughtred)的骑士把约克城附近的凯克斯比庄园卖给了约翰·阿林(John Aleyn),后者是一位伦敦市参议员,也是绸缎商人行会的资深成员。在得到这处地产之后,阿林马上雇用克伦威尔负责把它卖给了沃尔西主教。沃尔西在这场买卖中的一名代理人托马斯·赫尼奇(Thomas Heneage)对克伦威尔处理产权转让的本领印象深刻,并请求他代自己处理一些个人交易。两个人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525年1月,沃尔西交给克伦威尔的一个任务给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沃尔西让他帮助调查6座可以用来改造以供牛津的主教学院使用的修道院,克伦威尔随后负责解散了另外30处小的宗教场所,以为美化主教学院和筹建沃尔西在伊普斯威奇的文法学校提供资金。
两个建筑项目都很铺张,导致成本过于高昂。将宗教场所的收入转到类似的建筑工程上来是有先例的,但是之前从未有如此规模的尝试。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其负责人需要精通法律知识。除了调查、估计修道院资产的价值外,在剥夺他们的家具和财富并将他们的土地出售或出租之前,克伦威尔还要列制详细的清单。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擅长产权转让,这一事实让他成为最适合这项任务的人。
接下来的两年,他和一群助手一起致力于出售这30座修道院的土地和动产。一贯关注细节、不心存侥幸的克伦威尔亲自监督了这些资产的让渡和解散。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也是一段在后来对他极有价值的经历。截至1526年8月,被迫用于资助牛津主教学院的房产的相关文件装满了34只袋子。在评论他在这项任务中的细致时,一个匿名的同时代编年史家说:“这位克伦威尔是如此勤奋,他面面俱到,那些可怜的男修道院院长们则只求讨好主教,通过克伦威尔给他送了很多钱,却不明白主教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5]
两年后克伦威尔汇报说:“我听从您的命令,又去了一趟沃灵福德的最后一个修道院的旧址,在那里我发现所有教会的装饰和其他日用器具都被运走了,一无所剩。只剩下一些证据,我已经整理好寄给了您在牛津的学院。” [6] 1529年1月克伦威尔在写给斯蒂芬·加德纳的一封信中详述了这项任务的规模和加诸自己身上的重担。他请加德纳向沃尔西解释他的缺席,恳请道:“我有一些关于他在伊普斯威奇的学院的账簿需要整理、完成。”这些“账簿”包括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许可证、契约,还有一些与修道院土地转让相关的地契。克伦威尔意识到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这是证明自己价值的不二良机,所以他没有把这项任务的任何一部分委托给别人。他承认,虽然并非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好或者在他看来已尽善尽美”,但他仍希望在“明天晚上或者周三中午”完成并在完成的时候直接拿给“我的大人”。 [7]
克伦威尔参与的这份解散30座修道院的工作发生在英格兰宗教活动的一个重要节点上。1525年9月,威廉·廷代尔翻译出版了英文版的《圣经》。在那之前,大多数人无法接触上帝的话语,因为大多数可用的《圣经》都是拉丁文的。尽管有更早的译本,但是廷代尔的版本史无前例地利用了印刷机这一新技术,得以供空前广泛的受众群体阅读。它还吸收了马丁·路德的教义,后者的激进神学在欧洲部分地区已经得到了普及。
认为此时的克伦威尔在为沃尔西执行任务时受到激进改革主义信仰驱动的观点是可疑的。他的勤勉更像是为了证明自身价值,并为他的侍主和自己谋利,而不是为了任何宗教信念。不过,自从1517~1518年在意大利游历期间阅读了伊拉斯谟的译本之后,他就对《圣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游历的时间与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新教神学在德国兴起的时间重合,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Ninety-Five Theses )正是于1517问世。在质疑教宗权力的同时,路德谴责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尤其是对圣徒和圣物的崇拜,以及出售号称可用于“收买”上帝饶恕的赎罪券的行为。与之相反,路德主张救赎只能凭信仰心获得。这就是新教运动的中心教义,后来被称为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
这些观念在诸如威廉·廷代尔、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和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等“激进”传道士的帮助下逐渐渗透英格兰。当罗伯特·巴恩斯于1525年平安夜在剑桥讲道的时候,这座城市迅速成为改革主义信仰的温床,并跟伦敦一起成为新教书籍传播的中心。改革主义者谴责罗马天主教滥用信仰的种种劣迹,常见于修道院内的腐败行为也位列其中。他们鼓励信徒个人直接学习经文并建立一个总体上跟上帝更亲密的关系,远离罗马天主教会——尤其是教宗本人的束缚。克伦威尔没有立即拥护这种信仰,尽管他对此至少是持开放心态的。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对改革主义信仰越来越感兴趣——因为这不仅符合他的私人利益,也符合他的政治利益。
沃尔西手下的另一个人在后来成为克伦威尔最致命的敌人之一,他就是剑桥学者和神学家斯蒂芬·加德纳。时年约30岁的加德纳从1524年前后开始服侍沃尔西,很快就在其任职的一系列教会圣职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教会法的专家,他对沃尔西和亨利八世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他还是一个老练的外交家,曾在1527年陪同沃尔西出使法国。尽管主教对加德纳十分满意,以至于拒绝把他转让给国王,但加德纳还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王的事务中去。加德纳以为人圆滑和两面三刀而著称。对他缺乏好感的福克斯说他“无比残酷,也无比敏锐、狡猾,睁大眼睛时刻准备着抓住机会妨碍福音的传播”。福克斯说加德纳“看起来是一个不为其他、专为破坏良善而生的人”。 [8] 加德纳在1531年被派到温彻斯特教区任主教之后,曾称自己是“狡猾的温彻斯特人”。 [9] 据一个立场与他对立的资料来源显示,加德纳的长相显示出他邪恶的本性:“这位博士肤色黝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眉毛紧皱,两眼之间宽有1英寸,钩状的鼻子如秃鹫一般,粗大的鼻孔总是像马一样吸气,他的嘴很小,脚掌像魔鬼一样大,脚趾像葡萄一样,比普通人的脚趾大2英寸。” [10] 虽然加德纳自己坚持说:“我从未想过恶意对待任何人。”但是他跟克伦威尔的关系证明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 [11]
这期间,克伦威尔也在留心他的侍主在牛津和伊普斯威奇的学院建设工作。他起草所有必要的契约,在审查工人们的账目时锱铢必较。此外,他亲自监督工人们,并定期去两所学院检查施工状况。伊普斯威奇学院的院长向沃尔西汇报说克伦威尔“煞费苦心地”确保所有来自被迫解散的修道院的珍品和家具陈设都被极为小心地搬进了侍主的新建筑中。到1528年4月他才向他的侍主汇报:“您(在牛津)的学院建筑极为豪华、宏伟,排列得当,每一个人都说其规模、华美、精巧前所未有,它是同类建筑中最牢固的。”他补充说,小礼拜堂每日的礼拜是“如此虔诚、庄严、充满和谐,在我看来鲜有可与之媲美者”。 [12]
后一个评论暗示了克伦威尔的虔诚,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他和他的同僚们在工作中展现令时人震惊的严酷无情。约翰·福克斯后来记录到,克伦威尔的所作所为“招致若干迷信之人的怨恨,有一些贵族将之禀告了国王”。 [13] 不久,亨利本人听闻了这件事,并要求沃尔西更加严格地监督他手下侍从的工作。“我听到了国王和贵族们关于阿伦先生(约翰·阿伦,后来的都柏林大主教)和克伦威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评论”,国王的大臣威廉·奈特博士(William Knight)在一封给枢机主教的信中如是说。
据其批评者所言,克伦威尔不仅无情,而且腐败。沃尔西的政敌在一次破坏解散修道院行动的尝试中,指控克伦威尔将所得的一些钱财转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虽然他可能期望收到一些礼物作为对其辛劳的补偿,这一点情有可原,但是看起来他确实越界了。如果一个修道院足够富有可以给他贿赂,那么它就可以逃过镇压。相比之下,从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修道院里收缴的财产通常进了克伦威尔的口袋,而不是被用来资助新学院。因为这次解散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其他世俗民众可以向克伦威尔提出收回土地的请求,但只有他们给予的贿赂足够多的时候才能得到批准。难怪到1527年8月他已经激起如此深的敌意,以至于有传言称一个名叫佩恩(Pen)的“教会人士”“正伺机刺杀克伦威尔”。 [14]
与此同时,枢机主教波尔也记录了一则流言,说沃尔西的这位被人藐视的代理人被送进了监狱,并将很快因他的罪行而受罚。 [15] 在作者不详的《西班牙编年史》中也提到了这则流言。它说愤怒的亨利召见克伦威尔问罪:
国王一听说克伦威尔自己从修道院敛获了如此多的钱财,就召见了他并问他:“进前来,你在修道院的这些抢掠是怎么回事?”克伦威尔大胆地回复他:“国王陛下,我没有抢掠,我只是照着我的侍主枢机主教的吩咐行事,再无其他。我拿来的钱财是修道院院长自愿给的,是给枢机主教的礼物。陛下您知道枢机主教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我则照他的指示行事,因此我给枢机主教带回了30000镑。”国王随即对这位克伦威尔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这样跟他说:“去吧,克伦威尔,你比别人以为的要聪明很多。”国王没有像别人想的那样绞死克伦威尔,反而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以后你应该做我的秘书。”这是这位克伦威尔晋升的开始,后来他比枢机主教更有权势。 [16]
这种叙述虽然有趣并且有一些事实基础,但是它合并了令克伦威尔得势的几个不同的事件,据传发生在他和国王之间的这场对话在其他同时代文献中也没有记载。
事实上,知道克伦威尔不正当交易的更有可能是沃尔西而不是国王,但是他非常乐意对这种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他的新助手比他更擅长这项极为宏大而复杂的任务。卡文迪什说:“克伦威尔先生在处理这些学院用地时公正而缜密,尽职尽责、恰到好处,他睿智的处事和对我的大人、他的侍主真诚、忠实、勤勉的服侍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尊重。” [17] 虽然克伦威尔在沃尔西府邸从未有过较高的正式职位并且很少(至少没有正式地)参与国家大事,但他仍通过越来越多地主管枢机主教的法律事务以及广泛的宗教布施与庇护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很快,他就被很多请求得到枢机主教帮助的人所包围。请求者们意识到要获得沃尔西的眷顾,他们得先赢得克伦威尔的好感,他们不只把他作为渠道,而是极为恭敬地尊称他为“正直而尊贵的克伦威尔先生”“教宗使臣大人的顾问”。 [18] 虽然很多有求于克伦威尔的人是即将因修道院解散而失去房舍和生计的贫民,但是也有越来越多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比如约克修道院院长、第二代伯纳斯男爵约翰·鲍彻(John Bourchier)。
在被提升为枢机主教首席顾问的同时,克伦威尔的个人法律事业也得到发展,他成为伦敦城最有名望的律师之一。事实上,这两个职业是互补的:沃尔西的名字如此有分量,以至于客户竞相与他的首席代理人建立联系。
因为宫廷的形势发生了意外且令人不安的转折,沃尔西很快就将急需他这位新门徒的帮助。1526年,安妮·博林服侍王后已有四年。她依然未婚,跟詹姆斯·巴特勒的婚约也不了了之。但是她还有其他追求者。正值25岁的安妮愈发有魅力。
她身材纤细、娇小,楚楚动人,蓄长的深褐色秀发性感迷人。然而最吸引人的是她的眼睛,尤为乌黑、魅惑,“诱人搭讪”。“她的眼睛乌黑、美丽,”威尼斯大使说,“深深吸引着她的追求者们。”尽管如此,安妮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美人。“安妮小姐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威尼斯大使讥讽道,“她身材中等、皮肤黝黑、脖子纤长、嘴巴宽大、胸也不够丰满。”
[19]
她的皮肤呈橄榄色、有一些小的黑痣,而当时人们欣赏白皙无瑕的皮肤。她胸小、有“像男人一样的”喉结,且一只手上有六根手指,这也是她最著名的特征。
毫无疑问,是安妮的个人魅力和优雅而非她的长相给了她令人琢磨不透、难以抵挡的吸引力。乔治·怀亚特(George Wyatt)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如此描述她的长相:“因她非常甜美、愉悦的表情而显得更加出众;并且……高贵的姿态和衣着也增加了她的魅力,突出了她无可比拟的典雅和高贵。”宫廷的女人都尝试模仿她的风格,而男人们都为她挑逗的风姿和无所顾忌的自信所吸引。怀亚特说她“在行为、举止、衣着和口才上超越众人”。 [20] 不过,与她的姐姐不同,安妮严格地控制了自己的欲望。她尽可能地调情又不破坏自己的声誉,并且保持高傲,这只会增加她的吸引力。
不过安妮并不是不让所有追求者靠近。亨利·珀西(Henry Percy)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和继承者,英格兰最有权势的贵族之一。他在很小的时候被送至枢机主教沃尔西的府邸做仆人,也因此跟克伦威尔结识。枢机主教看不起这位年轻的贵族,还嘲笑他没有理财意识,丝毫不尊重他的贵族出身。珀西眼里的沃尔西可谓一个仗势欺人、控制欲强的侍主。
因为服侍沃尔西,珀西得以如其父之愿进入宫廷圈,在那里他很快对博林小姐产生了深深的迷恋。虽然她很喜欢扮演无情美人的形象,但安妮并非没有感情,她深深地爱上了珀西。然而,他们的恋爱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诺森伯兰伯爵很早就计划让他的儿子迎娶什鲁斯伯里伯爵的女儿玛丽·塔尔博特(Mary Talbot)小姐。尽管安妮在宫廷里很受欢迎,但她只是一个骑士的女儿,不能与诺森佰兰佰爵的儿子门当户对。但是珀西和安妮决意要在一起,因此私下订婚了。
在都铎宫廷,任何事情都无法隐瞒长久,当婚约的消息曝出的时候,沃尔西被置于极尴尬的境地。诺森伯兰伯爵十分愤怒,因为枢机主教没能看紧珀西、阻止这场背叛,连国王也反对这个婚约。亨利完全有生气的理由:考虑到诺森伯兰伯国的重要性,伯爵在继承人婚配一事上必须征求他的允许。沃尔西在府邸众人面前责备了这位年轻贵族,并要他的父亲从宫廷把他接走,以免他惹出更大的乱子。不久珀西就与玛丽·塔尔博特成婚。
沃尔西的传记作者乔治·卡文迪什说,枢机主教在国王的命令下终止了珀西大人和安妮的恋情,是因为国王自己当时已经深深爱上了安妮。然而,从时间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婚约1523年终止,直到三年后安妮才作为国王的新情妇被提及。
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早期的感情没有强烈到会有后续发展的迹象。安妮在宫廷待了四年左右两人还没有爱慕的迹象,说明这并不是一见钟情。况且,在这期间亨利至少有一段时间忙于跟安妮的姐姐玛丽交往。但是安妮跟她的姐姐以及还有在她之前的其他众多情妇都不同。她没有受成为英格兰国王情妇之后那令人兴奋的前景的诱惑,而是在国王开始注意她的时候就立下更大的目标。她不愿只做一个情妇:她想成为王后。尽管她来自一个野心勃勃的家庭,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安妮还未充分享受到诺森伯兰伯爵儿媳的身份,就开始把嫁给国王作为自己的目标。此外还有一个小细节,那就是亨利已经有了一位王后——还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王后。但是安妮准确地判断出亨利厌倦了一个年逾40、比他自己年长5岁多并且不太可能为他生下男丁(这正是他急需的)的妻子。相比之下,她自己还年轻,生育前景大好。
与国王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一个妙举。跟打猎一样,亨利在私生活中也喜爱追逐的快感。如果安妮立即与他共枕,那她很快就会被抛弃并遗忘。她的欲拒还迎让她的吸引力增加了10倍,并让国王因欲求受挫和“强烈的感情”而疯狂。 [21] 很快,这位大权独揽的君主就变成了一个害相思病的青年。在一封写于1527年的信里,亨利抱怨自己“一年多来被爱之箭刺伤,还不知道是该放弃还是该赢得你的爱慕”,请求安妮“把你自己、你的身和心交给我”。 [22] 他甚至还承诺让她成为自己“唯一的情人”,一个他从来没有给过其他任何女人的特权。这并不足以让安妮动摇,她反驳道:“我宁愿丢掉性命也不愿说谎话……我不愿做你的情人。”她如同操纵木偶一般玩弄着国王,只给他足够保持兴趣的激励,但在他试图逾矩的时候断然拒绝。因此,上一分钟亨利还在愉快地憧憬可以亲吻安妮的“漂亮乳房”,下一分钟他就会悲叹自己离“太阳”还如此之远,并戏谑地补充到“然而这热情更炽烈了”。 [23]
不久之后,安妮的这位至尊追求者就产生了结束他跟凯瑟琳婚姻的念头。1527年年底,他承诺娶安妮为妻,并已对该派谁来实现这一承诺了然于心。沃尔西被召到国王的寝殿听命。据说当他的君主指示他提出与王后离婚的诉讼时,这位枢机主教跪倒在地、乞求亨利三思,并维持这一姿势一个多小时,以竭力劝服国王。
但这并没有奏效:国王不为所动。枢机主教清楚地知道他的君主对博林小姐的迷恋,但他显然不知道安妮本人是国王这一决定的关键,因为在同意奉行国王的命令时,沃尔西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公主取代凯瑟琳。
亨利希望尽快宣告婚姻无效,但很快就被证实是一场无稽之谈。因沃尔西无力解决问题而受挫的亨利开始怀疑他的首席大臣是在故意使用拖延手段。这或许有一点真实性。枢机主教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君主,他或许判断亨利对安妮的感情就像对宫廷中其他小姐的感情一样,很快就会消逝。但沃尔西也知道违抗国王的命令有多么危险,因此他恳请亨利不管收到何种关于他处理此事的不利汇报,都要“要相信在这件事情和所有其他关系到您荣誉和保证的事情上,我跟所有人一样忠诚”。 [24]
目前还不清楚克伦威尔在何种程度上协助了他的主人促成这场离婚的尝试,甚至连他是否参与了这一任务也未可知。但既然他已经显示了在法律事务上的杰出才干,枢机主教很有可能安排他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宣告婚姻无效的关键前提在于坐实亨利与凯瑟琳婚姻的有效性存疑,这是因为凯瑟琳是亨利的哥哥亚瑟的遗孀。根据《圣经》的说法:“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二人必无子女。”
亨利和凯瑟琳只有一个健在的女儿玛丽,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儿子才算数。凯瑟琳始终坚称自己嫁给亚瑟但从未同房,所以可以嫁给他的兄弟。1527年5月17日沃尔西秘密召集了一次特别法庭,亨利出席,接受关于与哥哥的妻子不合法同居之指控的质询。这次特别法庭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听证会在月底被解散。
亨利知道沃尔西在回避这个问题。只有教宗克雷芒七世(Pope Clement Ⅶ)批准,离婚才会得到承认,所以他的努力应该集中在那个方向。但是教宗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阶下囚,就在沃尔西召集特别法庭的当月,皇帝的军队暴发哗变,洗劫了罗马。这限制了教宗的行动能力,而由于俘虏他的皇帝查理是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外甥,教宗也不可能做出任何违背皇帝意愿的举动。亨利如期在1528年年初对查理宣战,但是没有产生影响。
5月末,更多灾祸降临,伦敦爆发了汗热病。这种极为致命的疾病自1485年第一次有记录的爆发以来已经夺取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汗热病很快大规模蔓延,在数周之内横扫全国。当时的一名医生凯厄斯博士(Dr Caius)描述了它那标志性的快速蔓延的过程:“公元1485年,8月7日之后不久……人们中间偶然出现了一种疾病,一直持续到9月末,它突如其来的急剧性和不寻常的残酷性超过了鼠疫。”
(虽然一些受害者坚持到了第14天,但是这场疾病)迅速夺去了那些正在开窗的人、那些在临街大门前玩耍的孩子们的性命;它杀死一个人有时只需一个或两个小时。那些开心用餐的人最长也只挨到晚餐。它一逮住患者就夺去他们的生命;他们有的还睡着、有的醒着,有的还在欢笑着,有的被照料着,有的在禁食,有的已经吃饱了,有的在忙着,还有的在闲着;一屋之中可能死了三个人或五个人,有的死了更多,还有的全死了;被感染的城镇如果有半数的人死里逃生就是极大的恩惠了。这一疾病的患者从始至终都在出汗,所以被叫作“汗热病”;因为第一次爆发是在英格兰,所以别的国家叫它“英格兰汗热病”。 [25]
这一疾病的发病原因尚不清楚,但是社会上较富裕的人比贫穷人受到的影响大。伊拉斯谟把它归因于通风不足、黏土地面和房间内常撒满的那些因没有更换而早已腐烂的灯芯草。他还说用餐时过度摄入食物和使用太多盐也是促因。
这个病的特征是发病时会有恐惧感,然后是强烈的冷战、晕眩,同时伴随头部和颈部的剧痛。因为无法保温,所以发病的人会经历热汗、心悸、干渴和精神错乱。在最后阶段,他们会精疲力竭、感到嗜睡。“这种病……是世界上最易致死的疾病”,法国大使贝莱主教(Cardinal du Bellay)在1528年7月总结道。 [26]
在这场流行病中,伦敦城的死亡人数注定非常高,四处人心惶惶。“仅在伦敦就有2000人发病”,贝莱说,不过他还补充道,那些尚未染病的人“可以说跟从街道上和商店里匆忙飞进人家里的苍蝇一样多,一旦他们感染了这个病,就会开始出汗……可以肯定的是彼时的伦敦更需要牧师而非医生,只不过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埋葬死者……12年前同样的事情发生时,在10~12天的时间里有10万人死亡,据说当时还没有这次刚开始的时候猛烈……每个人都极为惊恐。” [27]
一直害怕感染的亨利八世命令将宫廷疏散。他匆忙离开伦敦,在英格兰多个府邸轮流避祸。让他惊恐的是,他听说亲爱的安妮也感染了这个病,她很快就被送到她父亲在肯特郡希佛堡的宅邸,在那里她连续几天命悬一线。尽管他多次送去宣示自己爱意不泯的宣言,但亨利本人始终离得远远的,只满足于写信给她。他被迫过着近乎独居的生活,因为他的很多近身侍从也生病了,其中包括亨利·诺里斯(Henry Norris)、威廉·菲茨威廉(William Fitzwilliam)和威廉·佩吉特(William Paget)。
与此同时,沃尔西勇敢地决定留在英格兰,最远也只是搬到了汉普顿宫,在那里他继续为国王的“大事”周旋。他府邸的几个人都染病了,枢机主教这时写给他的君主的信表明他可能也发病了。他向亨利保证:“如果我的命运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跟陛下您通话或写信,我斗胆进言,向陛下保证我一直是一个最忠诚、真诚、可靠的仆人。” [28]
尽管克伦威尔本人免于染病,他的妻子却没有那么幸运。伊丽莎白在那个夏天去世,几乎可以确定死于同样让伦敦城的人大批丧生的疾病。她在文献中最后一次被提及是在与克伦威尔往来密切的理查德·凯夫(Richard Cave)1528年6月18日的来信中。他向托马斯及其妻子问好,并且感谢克伦威尔上次相见时的“款待”。这封信写于“斯坦福”,应该是林肯郡的斯坦福镇,所以可能在他写信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去世,只是消息还没有传到他那里。
因为克伦威尔对最亲近的人有强烈的忠诚和感情,所以失去妻子的他一定非常悲恸——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无疑也令他震惊。虽然现有的记载仅能提供少量的关于克伦威尔婚姻的引人好奇的细节——这或许是无法避免的,毕竟伊丽莎白在丈夫在宫廷真正得势以前就去世了——但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很和谐。克伦威尔在提到他“挚爱的妻子”时所说的远非只是普通的礼节性称呼。她为克伦威尔生了三个孩子,在奥斯丁会有一个操持得很好的家,还在他出差离家时代他处理生意。他同意接她母亲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一事实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感情。克伦威尔一年后立下的遗嘱表明他仍然珍爱着他“逝去的妻子”。他最慷慨的遗赠是给她的母亲默西·普赖尔、她的妹妹琼、她的孩子们,还有伊丽莎白家族的其他成员。 [29]
不过也有证据——虽然模糊——表明克伦威尔或许有一个私生女。切斯特郡的档案中记载了一个名为简·克伦威尔(Jane Cromwell)的人。关于她的信息不多,只知道她在1535~1540年的某一时间嫁给了柴郡威勒尔市雷顿的威廉·霍夫(William Hough)。那时的女孩经常在12岁就出嫁,如果简是在1540年结婚的话,那么克伦威尔的妻子还在世的时候她就已经在母腹中了。简的丈夫是理查德·霍夫(Richard Hough)的儿子,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理查德·霍夫于1534年至1540年在柴郡做克伦威尔的代理人。因此有可能是克伦威尔安排了他们的婚姻,这对出身不明的简来说是一条好出路。不过,他不一定会给任何忠诚的侍从这样的恩惠,况且除了这个女孩的姓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信息可以证实她可能是他的女儿。她同样可能是克伦威尔姐妹们的女儿,然后像他的外甥理查德一样随了他的姓以促进其前途发展。
除此之外,史料当中再未提供任何关于克伦威尔可能不忠的暗示,也没有材料表明克伦威尔在伊丽莎白去世后有任何情人。1537年他应邀在约克的诺福克公爵家里做客的时候,前途大好的主人逗弄他说:“如果你不想跟我的妻子调情”,他愿意“提供一个丰腴的年轻女人”满足他。 [30] 这更多地透露了诺福克公爵而非克伦威尔在性爱上的放荡不羁。这位公爵的妻子有理由指责贝丝·霍兰(Bess Holland)为“娼妇”,但他显然还在府邸养了多位心甘情愿的情妇。相比之下,克伦威尔遵循了严格的道德标准。在他的遗嘱里,他要求要由一位“自制而良善的”牧师为他的灵魂祈祷,他后来也讨厌听到居住在宗教场所的人有奸淫行恶的行为。约翰·福克斯认同他“虽有不幸,但还是有着现在大多数贵族家族里都没有的美德”。 [31]
克伦威尔的儿子格雷戈里似乎在伊丽莎白死后不久就离开了家,表面上是去接受教育,但可能也是为了不受传染。没有记载表明他的姐妹们离开了家:她们的外祖母可能在母亲死后负责她们在家的教育。格雷戈里被安置在白金汉郡本笃会修女们的一栋简朴的房子里,由小马尔洛的女修道院院长玛格丽特·弗农(Margaret Vernon)照看。把幼子寄养在修女处,这对于当时有地位的人来说实不常见。克伦威尔这样选择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修道院院长其人而不是修道院。玛格丽特·弗农是他的一位好友。他们可能是通过沃尔西认识的,玛格丽特跟沃尔西也是熟识,他们亲密、家常的书信说明了他们对彼此的尊重甚至喜爱。这位女修道院院长显然在过去受到了克伦威尔的庇护,因为在她写给他的众多书信的其中一封中她回忆说:“大人您清楚地知道我的敌人们散布的很多极端的、诽谤性的言语,您给了我如此多及时的帮助。” [32]
虽然有人认为9~10岁以上的男孩子待在修道院是不合适的,但玛格丽特后来称克伦威尔许诺她可以监护格雷戈里直到他12岁。 [33] 虽然修女可以教育女孩,但是她们只能监护男孩,通常还会给男孩配一名男性家庭教师。格雷戈里就是这样,他的父亲为他安排了多位有名的家教来教导他。
第一个在小马尔洛指导格雷戈里学习的学者是剑桥彭布罗克学院的约翰·切金(John Chekyng),他定期向克伦威尔汇报他儿子的进展。虽然克伦威尔对这个孩子寄予厚望,但格雷戈里令人失望——至少在学术上。在1528年7月27日的第一次汇报中,切金说他的被托管人“时而用功时而玩耍,迟钝但勤奋”。或许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嫉恨,切金说他惊讶于格雷戈里一直以来接受的教导是如此之差,以至于在刚开始对他进行教导时,格雷戈里只能勉强列举三个动词的词形变化,“尽管他靠死记硬背可以记住规则”。他补充说不认为帕尔格雷夫式教学可以让格雷戈里成为一名学者,所以他不得不“让他忘掉现在所掌握的几乎所有内容”。但是他向克伦威尔保证他的儿子“现在在学习最有助于他阅读的一些东西,其余时间学习写信”。 [34]
格雷戈里自己写了一封信附在老师的信后面,信中相当不规则的拼写和语法说明切金的评价是准确的,但是这封深情的简短书信同样表明了这对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至爱的父亲,”格雷戈里在开头写道,“向您问安,衷心祈求您得蒙恩惠、每日安好,因为您给我的祝福和其他很多的益处。我是您每天的挂念,心里盼望这一点一直不改变,请相信我在求知的路上会遵守您的教导、达成您的要求,这样我亲爱的父亲能够心满意足,靠着上帝的帮助,愿他施恩于我们,阿门。”他在信末写道:“您时刻警醒的儿子,格雷戈里·克伦威尔。” [35]
在切金的密切关注下,格雷戈里快速进步。在写于1528年11月的第二封信中,那位老师写到“小格雷戈里在写作上有很大提高”。这时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的男孩跟格雷戈里一起学习,可能是他的表兄克里斯托弗·威利菲德(Christopher Wellyfed)。这个男孩显然是受克伦威尔资助的,因为在众多同时代资料中有克里斯托弗1530年6月15日给克伦威尔的账本,详述了他从“天使报喜节到施洗者圣约翰节”期间的花销。 [36] 格雷戈里受到这个男孩的影响,而切金提到他“不需要太多煽动(就能生事)”。克里斯托弗是一个活泼、看起来易惹事的孩子,在到那儿之后不久就引起了一场火灾。他在烛光下阅读的时候睡着了,蜡烛掉到了下面的草垫上,由此引起的火烧掉了一个新羽毛褥垫、长枕、床单,还有克里斯托弗和尼古拉斯·萨德勒(Nicholas Sadler)——可能是克伦威尔的秘书兼好友拉尔夫·萨德勒的弟弟或者其他亲戚——的几件衣服(有两件紧身上衣和长筒袜)。要不是他们房间的墙上涂上了灰泥,切金向克伦威尔坦言,“我们会遭受更大损失”。1530年11月,切金懊恼地坦言,克里斯托弗在花光了“很大一笔”钱后离开了小马尔洛。 [37]
克伦威尔在他的外甥完成学习之后继续资助他。1533年6月,克伦威尔的表兄尼古拉斯·格洛索普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有一小段暗示克伦威尔安排克里斯托弗在康布雷待了一段时间,不过信中没有明说克里斯托弗这次旅行的目的。 [38] 虽然他的外甥明显不是一个好的学者,但是克伦威尔随后帮助他在教会谋了一个职位——相当出人意料的是,克里斯托弗表现出了想从事这个职业的愿望。克伦威尔还为他的外甥女爱丽丝·威利菲德安排了一桩有利的婚事。他们的父母——克伦威尔的姐姐伊丽莎白和她的丈夫威廉都在1533年去世了,所以克伦威尔可能觉得他有更大的责任确保他们未来的幸福。他将家庭关系看得最为重要,在他日益辉煌的事业中一直如此。
在这期间,切金向克伦威尔保证格雷戈里在不断进步,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会“掌握很多拉丁语”。 [39] 克伦威尔在对儿子的照料上显然一丝不苟,他担心儿子会否感到不舒服或者生病。偶尔不必在宫廷值勤(这非常罕见)的时候,他会去小马尔洛看望格雷戈里,其他时候他会定期收到关于格雷戈里健康状况的报告。在一封信中,切金跟他确认了在入冬的时候格雷戈里有厚外衣和柴火保暖。他还感谢克伦威尔提前送来了一捆布匹,这无疑是他想用来给儿子做冬衣的。这位教师还说剑桥有很多关于克伦威尔的流言,他很高兴这些流言“被证实是假的”。 [40] 虽不清楚这里的具体所指,但是可以说明克伦威尔名声见涨,伦敦以外都在讨论他的事情。
切金的忠诚没有得到丰厚的回报。虽然克伦威尔对儿子的照顾很是尽心,但是有时会拖欠应给老师的伙食费、住宿费和学费。1528年6月28日,切金恭敬而坚决地写了一封信,问克伦威尔是否收到了他的账单,因为他负债了,其他地方也在问他要账。没有记录表明克伦威尔是否在这个时候结账了,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来年夏天急剧恶化。据说克伦威尔对切金的教学水平很不满意,说他的“孩子们”没有从他的照料中“受益”。这位教师愤愤不平地回复克伦威尔,提醒克伦威尔有很多学生从他的教导中受益,并向他保证他愿意放开克伦威尔的被监护人,“假若跟任何学者相比我没有优势,我一定会过着贫穷的生活”。他说每隔6个星期就要为孩子们垫付40先令,而克伦威尔不经常予以偿还,这意味着他不得不经常负债。 [41]
克伦威尔对待切金的方式暗示了他吝啬的一面。他迫切地增加他的财富,一旦获得财富就谨慎地保存好,这一点被他大量的商业信件所证实。从财务上说越晚结账越好,但他把这个规则用到格雷戈里的教育上,这与他在其他方面对儿子的关心不符。他想要这个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他明显不愿意付钱——或者至少没有及时付钱。
不过,克伦威尔也有可能是将儿子进步之缓慢归罪于切金,才暂不付钱给他,直到看到更好的结果。或者被宫廷事务缠身,有时自己忽略了。不过他忽略的欠账不止来自切金一人。有一份账单表明克伦威尔欠一位年迈妇人的钱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她提醒克伦威尔的时候,他立即全额偿付了欠款并且给了她4英镑的年金和一套衣服作为补偿。此外,还有很多他慷慨救济穷人和其他慈善事业的记录。因此他不大可能是因为天生吝啬而延迟支付格雷戈里的学费。
克伦威尔的政治和法律事业占用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他极少有时间为妻子的逝世和儿子的远离而感伤。当然,他的公务有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间歇期。一旦汗热病过去,国王可以安全返回伦敦,他离婚的计划就重新正式开始了。10月,枢机主教坎佩齐奥(Campeggio)从罗马出发并抵达伦敦。教宗任命他为使节并委托他代教宗裁决离婚一案。在听取了亨利和沃尔西冗长的辩论之后,他也拜见了王后。凯瑟琳给他看了前任教宗颁发的教宗特许,准许她在嫁给了亨利的哥哥之后与亨利再婚。坎佩齐奥利用这一点作为理由,证明他的使命是不存在的,这转而导致了进一步的拖延。
此时,沃尔西离失势已经不远了。因对他没能迅速完成诉讼程序并带来有利结果感到恼怒,安妮·博林转而反对这位枢机主教,指责他故意拖延、制造障碍。“我不能理解,国王更不能理解,尊敬的大人您在用如此多美好的离婚的承诺诱惑我们之后,怎么能改变初衷”,她如此责备沃尔西。亨利也逐渐失去耐心,下令暗中调查他这位顾问的活动。沃尔西对他的君主诉苦,说他被“身处其中的所有人深深猜疑”。 [42] 但是他坚持跟教宗使节进行着越来越折磨人的谈判,并1529年6月在布莱克弗莱尔召集了一次听审试图证明亨利的婚姻不合法。但为了让凯瑟琳王后的诉状能送到罗马教宗手中,坎佩齐奥在7月30日中止了这场听审。
克伦威尔在听审期间立了遗嘱,这或许表明了他的不安。 [43] 他委任拉尔夫·萨德勒作为执行人——这表明他此时极其信任这位秘书。遗嘱立于1529年7月12日,主要受益人是他的孩子们:安妮、格雷丝和格雷戈里。后者出现在最显著的位置,可能是因为他被看作克伦威尔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克伦威尔给这个男孩留下了一大笔钱,足有666英镑(约等于现在的20多万英镑),他规定这笔钱应用于购买土地。他判断购买土地后的收入应该足够支付“我的儿子格雷戈里的教育,切实地资助他培养好的品格和礼仪,直到他满22岁”。他补充到,他的执行人要“善待我的儿子格雷戈里,确保他不浪费时间,确保他被养育、管束得品格正直,不辜负我的信任”。克伦威尔指示在格雷戈里24岁的时候再给他200英镑,还留了一些他最有价值的家用物品作为对这笔慷慨遗赠的补充。
克伦威尔也为他的女儿们提供了遗产。他本可以只关注男继承人,但他还是在遗赠中提到了安妮和格雷丝,这说明他跟她们很亲近。克伦威尔饱含深情地写到他“年幼的女儿安妮和格雷丝”,这暗示了在立这份遗嘱的时候她们还非常小。克伦威尔给两个女儿各遗赠了100马克(相当于现在的2万英镑),待她们成年或结婚后使用。
这份文件是现存唯一一份与克伦威尔两个女儿存在有关的记录,也是与她们的逝世有关的唯一记录。她们的父亲在遗嘱中留给她们的遗赠在稍后被划去了,目前还不确定是多久以后。没有关于她们逝世原因和日期的记载,但她们的死期似乎相隔不久。她们可能和母亲一样,身受汗热病之害,这种疾病自1528年起在都城周期性爆发。她们也有可能死于其他致命疾病。克伦威尔为女儿们在如此年轻的时候(较为年长的也不过14岁)一个接一个地被夺去生命而深感悲伤,非常思念她们。可能是为了缓解丧女之痛,他邀请姐姐和姐夫伊丽莎白和威廉·威利菲德来奥斯丁会同住。威廉成为这个家庭非常有用的帮手,在克伦威尔经常离开处理宫廷事务的时候照管仆人们。 [44]
克伦威尔在遗嘱中提到了所有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他遗赠给拉尔夫·萨德勒200马克(约合现在的4万英镑),还有“我的里层长袍外衣、紧身上衣和我所有的藏书”。他给老朋友斯蒂芬·沃恩留了一笔差不多一样的遗赠。他给伊丽莎白和威廉·威利菲德的遗赠是每年20英镑(约合现在的6000多英镑)的生活费。除这些对个人的遗赠之外,遗嘱上还提到了一些日常的慈善捐赠,克伦威尔在这方面也没有吝啬。
差不多在他起草遗嘱的同时,克伦威尔也为他外甥女的监护问题——据推测应是他姐姐凯瑟琳·威廉斯的一个女儿——做了安排。此时凯瑟琳已经去世,因为遗嘱称伊丽莎白为他“唯一的姐姐”。 [45] 之后不久他写了一封收信人不详的信,不过从信中近乎威逼的语气来看,收信人显然是一个代理人或者仆人。克伦威尔开头就严厉地责备说自己“非常吃惊,因为你还未能更好地满足你的牧师的心意,得蒙他的眷顾我已经给温彻斯特的钱塞勒先生写了信”。接下来他话锋一转,继续道:“请您帮我个忙,让我把姐姐的女儿送到您那有教养的妻子那里,并代我请你的妻子接纳她、养育她,如果善良的她甘心乐意这么做,我会非常感激你们并补偿她的操劳,还会满足您妻子的要求,我相信她会满意的。” [46] 他对家人的慷慨透露出他始终不变的忠诚和深情。尽管有很多其他更加要紧的事情占据了他的时间,但是他从没有忘记年轻时候的情谊,在有能力之后他从未错过帮助家人的机会。
布莱克弗莱尔听审的失败极大地削弱了沃尔西的权势。这是他促成离婚的最后一次机会,除此之外再无他法。虽然沃尔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多其他人无法取得的进展,但他渐渐被当作国王“大事”无法解决的替罪羊。一位刻薄的评论者说“他承诺了很多,履行了太少”。与此同时,幸灾乐祸的夏普伊向他的主人汇报说:“枢机主教的形势日益恶化,已成定局,这一点几乎人尽皆知。” [47]
根据霍尔的编年史记载,在一本载有至少34条针对沃尔西的指控的小册子被呈予亨利之后不久,“深以枢机主教为傲、以礼相待的国王清楚地看到了他是用怎样的掩饰和障眼法处理他的大事的:他是如何用美好的谎言遮人耳目、欺瞒诈骗的”。 [48] 或许是顾念自20年前继位以来沃尔西对他忠诚的服侍,国王起初拒绝对他的这位重臣动手。但在安妮的持续施压之下,1529年10月9日,沃尔西在王座法庭的一场审讯中被指控蔑视王权——依据一项禁止维护教宗管辖权而侵害君主至高无上权威的法案,9天后他辞去了掌玺大臣的职位。
10月22日,沃尔西上交了他所有的财产。他以令人钦佩的平静语气宣告:“我想让世人知道,按照法律我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他的,因为正是靠着他我才获得了现有的一切,因此我甘心乐意同样回报我的陛下,这是合情合理的。”即便在那种情况下,亨利还是保护了他,令他不至于完全毁灭。沃尔西可以选择接受国王或者议会的问询。可能是感知到君王对他尚存的情分,他选择了前者。但是亨利的情绪是出了名地变幻无常,其他廷臣很快推断沃尔西的前景并不乐观。沃尔西上交所有财产的当天,法国大使让·迪·贝莱(Jean du Bellay)汇报说:“沃尔西被驱离府邸,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收缴给了国王。除了指控他抢劫和在信奉基督教的王室之间引起纷争之外,他们还以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 [49]
当枢机主教离开在约克的住所、踏上驳船的时候,他沮丧地看到民众聚集在岸边,期待看他被带去伦敦塔。他们失望了,因为他被命令前往在伊舍的住所。不管怎样,对曾经蒙国王盛宠许久的他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时刻,他和残留的侍从(包括克伦威尔)怀着沉重的心情沿着泰晤士河西行。但是卡文迪什称他们在帕特尼附近某个离克伦威尔早年旧居不远的地方被国王的马桶侍从亨利·诺里斯赶上,他给沃尔西带来了国王的戒指和口信,告诉他“要满心欢喜,因为他一如既往得蒙圣宠”。 [50] 沃尔西倍感释怀与感激,在烂泥里跪下感谢诺里斯带来这样的好消息。他把自己的十字架给了诺里斯,把他的弄臣塞克斯顿(Sexton,又名帕奇)作为礼物送给国王。
10月底,迪·贝莱已经开始自信满满地预言“他(沃尔西)不大可能重新得势”。 [51] 而沃尔西和他府中的侍从们在伊舍痛苦地度过了几周,没有任何家居用品供应,对未来的去向无比担忧。克伦威尔始终陪在他的主人左右,拼命想帮他重新赢得国王的宠爱。尽管国王姿态友好,但沃尔西知道连他也无法阻止这股试图扳倒自己的潮流。他迟早都要拼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名誉,甚至是生命。
[1] Ashdown,D.M., Ladies in Waiting (London,1976),pp.23-24.
[2] Strickland,A., Lives of the Queens of England (London,1851),Vol.II,p.572.
[3] Turnbull,WB.,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Foreign Series,of the Reign of Edward Ⅵ ,(London,1861),no.491.
[4] 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105.
[5] 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25.
[6]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18.
[7]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323-324.
[8]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585.
[9]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422.
[10]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423.
[11] Williams,C.H.(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422.
[12]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19.
[13]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3334.
[15]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19.
[16] 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25-26.
[17] Cavendish,G.,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26.
[18]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47.
[19]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IV,p.365.
[20] Wyatt,in Cavendish,G.,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p.424,441.
[21]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edited by Clarke,A(London,1888),p.209.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Part II i,no.1467.
[2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Part II i,p.1468.
[24] State Papers ,Vol.I,p.194.
[2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p.ccvii.
[26] Norton,E., 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pp.105-106.
[27] Norton,E., 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p.106.
[2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Part ii,no.4468.
[2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5772;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56-63. 琼后来嫁给了约翰·威廉姆森,他是克伦威尔的一个老朋友,后来在自己的职位上干得很出色。
[3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i,nos.35,100-101.
[31]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48.
[3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9.
[3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7. For Margaret’s correspondence with Cromwell,see Erler,M.C., Reading and Writing during the Dissolution:Monks,Friars,and Nuns 1530-1558 (Cambridge,2013),pp.88-106.
[3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4560. 格雷戈里暂时从剑桥搬到了乡下,因为瘟疫开始在城里蔓延。
[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4561.
[3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457.
[3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4916,6219,6722.
[3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no.696.
[3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722.
[4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4916.
[4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4433,5757,6219.
[42] Norton,E., 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p.65.
[43]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56-63提供了完整的抄本。
[44] 1532年11月的时候他们还跟他生活在一起,当时托马斯·阿尔瓦尔德去奥斯丁会拜访之后,向不在家的克伦威尔汇报说他们都安好。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509;Vol.VI,no.696.
[45]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61.
[46]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25.
[47] Hall,E., 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p.772;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V,Part I,p.189.
[48] Hall,E., 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p.759.
[4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19.
[50] Cavendish,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p.102.
[5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