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伦威尔被选入国王枢密院核心的同一年，阿拉贡的凯瑟琳被赶出宫廷。她处于不堪忍受的地位已经很久了，但是她决不会自愿离开。她坚决相信她的婚姻是不可废除的，并用毫不动摇的忠心和忠诚回应她丈夫的冷淡，以令人恼火的坚定抵挡企图废除这段婚姻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逐渐看清她不会满足自己的要求之后，亨利对她的冷淡变成了残酷，他开始试图威逼她屈服。

他的情妇也同样折磨人。安妮·博林跟国王的感情持续得越久，她在宫廷的影响力就越大。一个外国来的宫廷访客记下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现在与他（国王）同住的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年轻女人，虽然很多人说她性格不好，但是她的意志对他来说就是法律。” ^[1] 安妮总是在国王身边：她与他一同吃饭、一同祈祷、一同打猎、一起跳舞。她唯一拒绝的就是跟他同睡。她的骄傲和不驯随着地位的上升而增加。她甚至开始侮辱王后，尽管她依然在后者的宫内服侍。有人听到安妮曾说她希望所有西班牙人沉入海底。在另一个场合，她告诉与她一起服侍王后的侍女“她才不管王后会怎样，宁愿看王后被绞死甚于将其视为情妇”。 ^[2]

安妮如此嫉妒国王和王后之间任何感情的迹象，以至于别人会以为她才是被冷落的妻子，而凯瑟琳是被珍爱的情妇。随着恼人的离婚问题谈判越拖越久，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稍被激怒就会发火。当她发现凯瑟琳还在修补丈夫的衬衫时，她立马嫉妒得发狂。亨利的求爱受挫加上安妮越来越多的发作，往往会有爆炸性的效果。意识到时不我待，自己早就应与国王成婚圆房的安妮一度威胁与国王一刀两断。仍然鬼迷心窍的亨利保证他会迅速安排以便他们可以结婚，这才消除了她的威胁。但是他的情妇在宫廷中与一些非常危险的人为敌。她还疏远了大批民众，他们非常同情凯瑟琳，嘲笑安妮是“大淫妇”。

凯瑟琳的女儿玛丽在母亲被赶出宫廷的时候已经15岁了，她也是被同情的对象。据威尼斯大使说，在亨利被安妮·博林迷住之前，她是他挚爱的独女，“被她的父王宠爱着”。 ^[3] 亨利骄傲地向外国大使炫耀自己的女儿，他们都称赞她美丽又有智慧。她的红色长发是“所有人中最漂亮的”，另一个人称赞她纤弱而“匀称”的身材，还有“漂亮的脸蛋……美好的肤色”。一位威尼斯权贵加斯帕罗·史宾尼利（Gasparo Spinelli）讲述了年轻的公主是怎样与法国大使共舞的：“他觉得她很漂亮，她不同寻常的极好的天资禀赋令人称赞。” ^[4]

当玛丽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对安妮·博林的迷恋时，她并没有立即产生忧虑；之前他也有情妇，毫无疑问以后也会有更多。但她的盟友夏普伊警告她，安妮“掌控一切，是一个国王无法把控的女人”。 ^[5] 尽管如此，玛丽仍固执地相信她母亲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因此后来发生的事件对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当1531年凯瑟琳被迫离开宫廷时，她曾用的寝宫被赐给了那个替代她的女人，这是对这位身陷绝境的王后有预谋的侮辱。安妮现在就是实质上的王后，只差一个头衔。玛丽对母亲的忠心不变，希望能跟她同处，但是国王残忍地将她们分开了。虽然她小心地公开表示对父王不变的爱，但她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情妇”的恨意。不过安妮决心要抹杀国王对玛丽的感情，正如她驱逐了凯瑟琳那样。她试图影响国王对玛丽的看法，并且几乎不遮掩对后者的轻视。“有传闻说安妮大放厥词要让公主做她侍女的女仆……或者把她嫁给某个男侍，”夏普伊报告说，“但这只是为了让她忍辱含垢。” ^[6]

看着父母的婚姻被废除，同时母亲遭受无比残酷的侮辱，被迫在遥远且不舒适的多个居所之间辗转生活，这样的精神代价给这个年轻女孩的健康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玛丽频繁犯恶心，一度连续三周不能咽下饭，这让她的侍从非常惊慌。1531年春天，在又一次从肠胃不适中恢复时，她写信给父亲，说没什么比去格林尼治拜见父王更能加速自己身体恢复的了。她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了，夏普伊认为这是“为了满足那位女士（安妮），她恨玛丽就像恨她母亲一样，乃至更甚，这主要是因为她看到国王对玛丽还有一些感情”。 ^[7]

在试图去除凯瑟琳和安妮在宫廷的影响力的同时，安妮还支持王权的至尊性，她意识到这是离婚的关键所在。直到此时，除了在推进沃尔西的案子时跟她有来往之外，克伦威尔一直跟安妮保持了一定距离，可能是等着看形势会转向哪边。安妮·博林对枢机主教的憎恨，以及她在其失势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让她成为克伦威尔的天敌。不过，安妮是一个可与克伦威尔比肩的实用主义者，不会为了原则牺牲个人利益。此外，他们对国王“大事”解决方案的看法高度一致。认识到克伦威尔在法律事务上的强大才能以及他在宫廷中作为“问题解决者”的本领，她开始寻求他的帮助。1533年，她开始称克伦威尔是“她的人”。

克伦威尔在宗教改革上看起来与安妮利益一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如果不是刻意而为的话）机缘巧合带来的好处。另外，安妮是克伦威尔主要对手的外甥女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靠近。事实上，据夏普伊说，这反而在他们的利害关系之间成了一个积极因素。“我从一个可靠的线人那里听说，安妮小姐正昼夜致力于让诺福克公爵在国王那里失宠，”他报告说，“至于是因为他关于她的言辞太过随意，还是因为克伦威尔希望从他着手打倒英格兰的贵族，我说不准。” ^[8] 认为克伦威尔谋求摧毁英格兰的贵族更多是大使对这个出身低微的冒险者的偏见，而不是事实。克伦威尔顶多可能认识到诺福克和他的外甥女之间没有感情，因此他可以通过跟后者结盟获利。但对克伦威尔来说，跟安妮结盟从来都只是一个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个时候他几乎肯定已决心解决国王“大事”这个难题，而这只是偶然跟安妮的心愿一致：克伦威尔的动机首先是辅佐他的君王，其次是他自己。

当时的文献没有揭露二人这个时候联合的程度。可能安妮认可克伦威尔的潜力，他们一起制订了实现他们共同目标的计划。但是克伦威尔继续替国王办事，也只听国王的指示。

1532年1月15日，第三届所谓的“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开始了。这次议会最初被定在前一年10月，但因为亨利的大臣们对如何推动改革犹豫不决而被推迟。同样的犹豫体现在这届议会的立法上。克伦威尔和他的团队起草了一份法案，提议赋予教士会议裁决王室婚姻无效的权力，而另一法案谋求取消它的独立司法权。与此同时，安妮的舅舅诺福克公爵试图给有影响力的贵族施压，让他们支持婚姻无效应由议会裁决而不需要教宗批准这一提议。两方的努力都失败了。最终达成的只有一份起间接作用的《限制首岁教捐法案》，这一法案旨在通过终止高级神职人员将圣俸第一年的收入交给罗马（首年收入奉献）来对教宗施压。克伦威尔可能起草了这个法案，但是他怀疑该法案成功的可能性，向加德纳坦言“我确实不知道它能达成怎样的目的或功效”。 ^[9] 但他的悲观预期并未落实。事实证明这个法案连同他推行的旨在让神职人员受国王直接控制的其他措施，是与罗马决裂的决定性的一步。

这个法案同样也充盈了王室的金库——这是自克伦威尔开始辅佐国王以来有意完成的目标。拜其对局势的精妙操纵所赐，克伦威尔确保了为与罗马决裂而采取的大部分措施都有一般看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即增加国王的财富。在克伦威尔的大量备忘录中，有一份记录了控制首年收入奉献得来的资金可以重新归入王室金库，并且相当含糊地解释了一下这些收入会如何支出：“这个王国的居民和臣民要每年向国王交一次贡，而不是交给罗马主教 ，以替代烟囱税，每人或每户缴纳的这一小笔钱将用于保卫王国，这些钱可以用来在王国各处建设堡垒。” ^[10]

夏普伊在1534年12月向查理五世所做的汇报揭示了这个法案和克伦威尔的其他措施让他的君主变得多么富裕：“除了刚从神职人员那里获得的3万英镑之外，国王还以1/15的税率向平信徒课税，这是去年授权征收的一笔赋税，数额高达2.8万英镑，国王借议会授权强制对臣民的所有财物征收1/20的税，外国人的税率则在此之上翻倍，这加起来也是一大笔。”大使十分确定谁是罪魁祸首：“这是克伦威尔的诡计，他吹嘘要让他的君主成为所有基督教国王中最富裕的。”威尼斯大使卡洛·卡佩罗（Carlo Capello）也认同克伦威尔让国王成了一个富裕的人，并且对后者的收入做了一个更高的估算。“国王的父辈年收入约40万杜卡特，我在英格兰的时候，现在国王……的年收入涨到了70万杜卡特，克伦威尔大臣曾是并且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这一增长的缔造者；近来靠着这些首年收入奉献以及他收取的教会圣俸，这笔钱将会翻番；所以现在国王的年收入合计超过150万杜卡特。” ^[11]

表明国王财路大开的另一个迹象是，在克伦威尔得势的整个时期，英格兰的货币从未贬值。第一个用操纵铸币的方法补充王室金库的是克伦威尔的前侍主沃尔西，他还降低硬币中金或银的含量，以制造数量更多但实际总价值更少的货币。值得称赞的是，克伦威尔决定杜绝这一方式并恢复货币的真正价值。他这么做的主要动机是保护英格兰的贸易利益，因为他知道如果英格兰货币的价值受到质疑，英格兰的贸易利益就会受损。因此他安排发布了一则公告：“针对流入这个国度的假币和不足额的硬币，每个被发现持有任何假币或仿币的人都会被严惩。” ^[12]

然而，克伦威尔就造币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为他赢得英格兰的民心。他们越来越确信克伦威尔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在评论克伦威尔的财政政策时，夏普伊说：“他没有考虑这么做疏远了既恼怒又绝望的民心，他们受到如此的压迫、感到如此沮丧，但倘若没有外来的帮助他们的抱怨也毫无用处，而如果他们没被更深地压迫，那也不是克伦威尔的原因。”根据夏普伊的描述，克伦威尔的激进政策不但给自己树立了一些危险的敌人，他鼓励国王像专制君主一样行事的做法也让大批臣民疏远并反对他们的国王。 ^[13]

不屈不挠的克伦威尔接下来发起一场旨在系统性地削弱英格兰教会权力的运动，并把这看作确立王权至尊的唯一途径。1529年议会上已经有人提出了对神职人员滥用职权的控诉，这些控诉在“针对教区长的祈愿书”中再次被克伦威尔提及。针对教区长（或神职人员）的控诉包括教会法庭过度收费、对轻罪者判处绝罚及没有虔诚遵守众多圣日等。不过，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文件把亨利说成是“唯一的领袖、最高统治者、君王、保护者和捍卫者”，并且迫使教士会议重新定义“基督教法律允许的领袖地位”这个一年前让他们接受侵害王权法案的空口承诺。 ^[14]

这份祈愿书在1532年3月18日被呈予国王。教会在这之后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当坎特伯雷教士会议于4月12日再开的时候，议程的第一项就是如何回应这份祈愿书。此前忠于国王的加德纳主教现在显然变节了，他代表教士会议起草了一份强硬的回复，宣告：“我们，您最谦卑的仆人，不会放弃履行我们确实由上帝赋予的责任和职务而将其移交给您。” ^[15] 在对克伦威尔几乎不加掩饰的攻击中，他们继续谴责“心怀恶念之人佯装为渴求正义与改革之狂热信念所推动的姿态，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以邪恶的讯息与言语诱骗正直坚贞之人将这些并不属实的文字认作事实”。 ^[16] 加德纳和他的同僚正中克伦威尔下怀。国王因他们的反抗震怒，继续逼迫他们屈服。5月11日国王在议会演讲控告他们简直是在叛国：“朕以为在朕之王国的神职人员完全是朕的臣民。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只算朕的半个臣民，甚至算不上臣民。因为所有的高级神职人员在他们的任职仪式上向教宗宣誓，与他们对朕的誓言明显相反，所以他们是他的臣民而不是我们的。朕把两份誓言拿给你们，要求你们起草法案，让朕不再受这些宗教臣民的欺哄。” ^[17]

四天后，面临又一次王权侵害罪指控的教士会议停止反抗，勉强签署了后来所谓的“教士的屈服”（Submission of the Clergy）。这么做意味着在未来神职人员将承认，基督教法律取决于国王首肯，就像世俗的法律需要议会的首肯一样。这是克伦威尔改革的一大胜利——这为与罗马的决裂铺平了道路。

作为一个虔诚、正统的天主教徒，托马斯·莫尔爵士逐渐跟神职人员一道反对国王的宗教改革。他也极其反对亨利的离婚，为王后的利益坚持不懈地抗争。虽然国王对他的好感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莫尔表明他会继续为他所认定的正确信仰和英格兰的教会而抗争，因而成为国王危险的对手。过去7年间莫尔对异端发起了激烈的斗争，声讨路德教义和他的教团，出版言辞激烈的小册子维护正统天主教信仰，对已知异端信徒的住所进行突击搜查。1532年5月，莫尔卸任大法官。因为他不再是政府的一员，所以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加紧这项活动。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莫尔出版了五部重磅作品反对新教教义和对教会权力的侵蚀。除了引起国王的反感之外，这也让莫尔跟克伦威尔之间产生了对立。

莫尔的女婿威廉·罗珀（William Roper）叙述了克伦威尔到前大法官在切尔西的家中拜访的经过。他带来了国王的口信，内容无疑是敦促莫尔顺从，不过后者利用克伦威尔到访的机会劝告他如何最好地跟亨利打交道。“在给陛下的建议时，你应时刻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决不告诉他他能够做什么……因为如果这头狮子知道他自己的力量，任何人都很难左右他。” ^[18] 这为我们了解莫尔及其同僚大臣们如何尝试支配亨利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视角。这意味着实际主持决策的是廷臣们而非亨利本人，他们试图影响亨利，使他认同他们的意志。从莫尔的说法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控制损害的方式：如果国王一个人决定事务，会造成混乱、无序，甚至暴政。

克伦威尔给莫尔的回应没有被记载下来。此时的克伦威尔已有办法应对亨利和宫廷，他可能不愿意接受这位旧秩序捍卫者的建议，后者固执的理想主义已经让自己失去了官位。不过，在随后几年里，克伦威尔对待国王的方式跟莫尔所用的方法其实并非完全不同。有一次他苦笑着跟夏普伊说：“国王，我的君主，是一个伟大的王，但是非常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事。” ^[19] 克伦威尔的诀窍或许正是在于让亨利相信他是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的。

虽然克伦威尔毫无疑问是出于政治需要而策划与罗马的决裂，但是有证据表明新宗教信仰逐渐影响了他针对正统天主教会的行动方向。这构成了他信仰的一个显著转变。他在1529年的遗嘱说明，至少在那之前，任何他个人的虔诚行为都是沿袭传统的做法。他请求圣徒代祷，并为伦敦城内的五个修会捐献金钱，以支付为他的灵魂做弥撒的费用。 ^[20] 在沃尔西失势那年稍晚的时候，克伦威尔罕见地公开展示了他的信仰，卡文迪什说自己曾听见他念“我们的圣母玛利亚”，这也是遵循了正统的信仰。在1530年5月写给沃尔西的一封信中，他公然批评新生的改革主义信仰：“有传闻说路德已经去世了。我宁愿他从未出生。” ^[21] 奥斯丁会1527年的存目里有线索指向克伦威尔保守的宗教偏向。其中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封闭在水晶里的圣物，用银和镀金装饰，像一条鱼”，克伦威尔自己的房间里有“一张带雕刻的镀金祭坛桌，上面供奉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场景”。房屋各处都有童贞玛利亚的图像。 ^[22]

但是改革主义信仰的种子或许早已种在了克伦威尔脑子里。根据卡文迪什记载，在他于伊舍突然落泪的同一天晚上，克伦威尔也大发议论，抒发他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怨恨情绪。同样，当失宠的枢机主教坦言自己没钱给他的世俗仆人时，克伦威尔要求他的教士奉献。他愤恨地抱怨教士们享受的“利益与好处”，声称沃尔西的世俗仆人“一天内为您所做的比所有无所事事的教士一年所做的还要多”。 ^[23] 这些情绪可能是被他亲密的朋友、有影响力的改革主义者斯蒂芬·沃恩和迈尔斯·科弗代尔激起的。后者是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的邻居，师从剑桥学者罗伯特·巴恩斯，他宣扬只有通过研习《圣经》才会产生真正的宗教信仰，由此产生了“福音派”的说法，这一派别的教义建立在福音或《圣经》中福音书的基础上。因此“福音派”被用于称呼这一时期英格兰最虔诚的改革主义者，“新教”这个说法直到玛丽一世在位时期才被广泛采用，“路德宗”则更准确地特指马丁·路德较激进的教义。

科弗代尔约在1527年或更早以前曾写信给克伦威尔向他要书以帮助自己研习，他称赞克伦威尔“对美德和敬虔的研习有强烈的热情”。 ^[24] 克伦威尔的另一个朋友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怀揣同样的心情写信感谢他在1531年或1532年的某天晚上让他留宿。“在您那里我确实听到了促使我改变信仰的信息”。这两人显然花了数个小时熟读福音章节和《新约》的译本，奥弗尔承认他发现“您得出的结论总是跟上帝神圣的话语近乎一致”。 福克斯也认同克伦威尔“自己是最用功的，他以自己极端的热情提出福音书的真理，寻找各种方法和途径打倒伪信、传播正确的信仰”。 ^[25]

16世纪30年代，随着克伦威尔对国王的影响力增加，他开始鼓励亨利考虑福音派改革。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他非常清楚亨利憎恶路德，曾反对更改教义。因此他采取了谨慎的措施——至少最初是这样。1531年年初，他说服君主允许威廉·廷代尔安全返回英格兰。这证明了克伦威尔的说服力，以及他在国王那里的分量，因为亨利仅在几个月前刚刚公然谴责廷代尔是个异端。克伦威尔的朋友斯蒂芬·沃恩被派到安特卫普寻找廷代尔，并开始就他回国进行协商。廷代尔最初并不情愿，说他听闻有关英格兰发生的事情后不敢回去，甚至连亲切的沃恩都没能劝动他。所以沃恩跟克伦威尔坦言：“他不听我劝，因为他非常怀疑我。” ^[26]

最终，沃恩的魅力开始奏效，那位宗教改革家逐渐接受了这个提议。凡事进展顺利，直到沃恩在他写给国王的一封信中附了一本廷代尔写给托马斯·莫尔的《答托马斯·莫尔爵士》。廷代尔一直公开批评大法官的活动，并且他自己也准确预测到这会激怒国王。亨利大为震怒，并要求克伦威尔命沃恩不要再跟廷代尔有任何瓜葛。克伦威尔于是写信给他的朋友。他一边平息国王的怒火，一边向沃恩保证国王“十分喜悦并且十分合意，考虑到你的付出以及你在写信、寄书上所费的精力”，但是承认：“陛下不喜欢这本书，里面充满了煽动性的、诽谤性的谎言和荒谬的观点。”他说，国王担心“如此堕落、不怀好意的人的邪恶教义”会“误导并使王国的民众烦忧”。克伦威尔以一个更加迫切的请求结尾：“我衷心请求你看在上帝的分上……劝告你彻底放弃、离开，收回你对廷代尔和他所有教友的感情。” ^[27] 不过，沃恩的回复暗示了克伦威尔可能加寄了一封隐秘的附信，敦促他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在克伦威尔还没放弃圆满解决此事之前，沃恩在那年5月和6月跟廷代尔又见了两次。实际上，他默许了国王要求派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逮捕这位改革者并把他带回英格兰的要求。

这场争论——可能无法挽回地——破坏了沃恩在国王面前据称始终受“他人的恶意”攻击的信誉。 ^[28] 相比之下，因为克伦威尔谨慎的处理，他本人在亨利那里的信誉未有损伤。当然，这个插曲没有阻止克伦威尔在宫廷继续攀升。

[1]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IV，p.287.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Part i，no.24.

[3]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IV，p.288.

[4]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IV，pp.57，288.

[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1.

[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Part i，no.324.

[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Part i，no.805.

[8]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84.

[9]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43.

[10]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134-1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725（1）.

[11]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1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554；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V，p.26.

[12]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135.

[13]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1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554.

[14] Bray，G.（ed.）， 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1994），p.59.

[15] Bray，G.（ed.）， 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1994），p.59.

[16] Lehmberg， Reformation Parliament ，p.146.

[17] Hall，E.， 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p.788.

[18] Sampson，G.（ed.）， The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with Roper’s Life of More and some of his letters （London，1910），p.240.

[19]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257.

[20]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62.

[2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6391.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3197.

[23] Cavendish，G.， 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06.

[24] State Papers ，Vol.I，p.384.

[25]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54.

[2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53.

[27]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335-33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248.

[2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