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是治国安邦之器

礼，既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又包括政治制度。儒家在国家治理中，主张德治和礼治。礼治其实是隐性的法治。在中国文化中，制定一套符合道德理性的国家制度即为“制礼作乐”；如果好的制度遭到破坏，那就是“礼崩乐坏”。礼是经邦治国的大法，《礼记·礼运》说：“礼者，君之大柄也。”《礼记·经解》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礼对于统治国家的作用，就如同秤对于度量轻重，墨斗墨线对于测量曲直，圆规方尺对于画方角圆圈。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意为，孔子说：“使君主安心，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礼记》把礼比作治国的衡、绳墨、规矩，礼是治理国家和人们行为的标准和规范。

《礼记·缁衣》中说：“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意思是，孔子说：“人民，如果用道德来教化他们，用礼义来统领他们，那么，人民就会向善，有进取之心；如果用政令来教训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那么人民就有逃避罪责之心。”

春秋的时候，鲁国有个人叫公西赤，字子华。有一次，他侍立在孔子的身边，当时大家正在谈论个人的志愿，子华就说：“我希望能学习宗庙里的事务，就像诸侯大夫在聚会时，我穿玄色的礼服，戴章甫的帽子，替他们做那个小小的司仪赞礼的人。”

孔子听他说得很谦虚，就说：“如果连公西赤都算是小小的，那么我就不知还有什么算是大大的了。”

子贡接着说：“整齐端庄又能严肃，立志好道又有礼法，在两个诸侯会面之时，笃实文雅又有节制，这就是公西赤的行为。”

孔子听完对众人说：“你们如要学习迎接宾客的礼仪，公西赤就是你们最好的榜样。”

古人将司礼人员的职务看得非常神圣，因为他们尊礼重礼。古人认为尊礼重礼的人才能守礼，守礼的人才能守秩序，才会遵守法律规定。因此，《论语·为致》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免于罪过但是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知道羞耻还能走上正途。所以要治理好一个社会，改善社会风气，执政者的观念一定要改变，首先要教育人民遵守礼法。

荀子说：“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荀子将礼譬作治国的绳墨、规矩，礼是治国的准绳，是“法度之通名”。

《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道德仁义，若没有礼就不能实行、完成；教导训诫、端正风俗，若没有礼就不能完备；分辩争讼，若没有礼就不能决断是非曲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若没有礼就不能确定尊卑名分；为学习做官、学习道艺而侍奉师长，若没有礼就不能亲近和睦；上朝按官位依次排列、治理军队、做官在位、执行法令，若没有礼就没有威严，一事无成；无论特别的祭祀还是定期的祭祀，供奉鬼神时，若没有礼就不能虔诚庄重。因此，君子抱持恭敬、节制、退让的态度，以彰显礼。

《礼记》在这里强调礼在端正风俗、处理争讼、确定尊卑、治理军队、祭祀鬼神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礼，一定是混乱不堪、一事无成的。

礼，具有序人伦的功能。《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就是说，礼，是用来决定亲疏、判断嫌疑、分辨异同、明辨是非的。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对不同的人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方法、举止、言谈都是礼所规定的内容。礼，可以区分尊卑上下，使人伦关系井然有序，没有礼，一切都会乱了套。

礼，还是未来我们建设“大同世界”的伦理要求。《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蓝图。

《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大道施行之时，天下为人们所共有，将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在社会上营造讲求诚信、相互和睦的氛围。所以人们不仅仅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而是要使所有的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生病的人都能得到供养，使男子有职务，使女子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憎恨把它扔在地上的行为，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存在了，这叫作大同世界。

儒家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理想，读来让人热血沸腾，谁也不得不承认，大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社会理想。但与“大同”相比，“小康”则有很大的现实性。《礼记·礼运》用很大的篇幅讨论“礼”在社会生活中的运行和运作，就是要具体实现“小康”的理想目标。

关于“小康”之世的社会特征，《礼记·礼运》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禹、成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这样的时代里产生的杰出人物。这六位杰出人物，没有一位不是谨慎地据礼行事的。他们当政时，用礼来表明道义，考查诚信，辨明过错，效法仁爱，讲求谦让，向民众昭示做人行事的常规。如果有人不遵守这种礼法常规，即使有权有势，也要撤职去位，民众视之为祸害。这就叫作小康世界。

小康社会中“为国以礼”，人人都“谨于礼”，受到礼的节制和约束，社会中有普遍的礼的自觉意识，礼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的常道。小康社会是一个协调和谐的社会，大同社会则是最协调、最和谐的社会。儒家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从小康到大同的理想社会。如果有“圣人”出现，以仁爱为本，以礼仪为柄，让礼制和礼仪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充分地运作，最后整个社会就会达到“至顺”的大同境地。

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儒家这些理想，很明显，“大同”理想主要是一种道德理想，“小康”理想主要是一种礼制理想。礼制理想以道德仁义为基础。尽管这些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真正实现，但它既具体勾画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成为批判现实的一面镜子和理想尺度，也成为面向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因此，它在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历史作用，一些进步思潮和社会力量都曾从中汲取营养来表达自己的进步要求与革命理想。“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

在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大同世界”表现为重建礼乐秩序之后社会所达到的理想的和谐状态。

首先，“大同世界”是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引文中提到的“讲信修睦”，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社会秩序的稳定。人们彼此之间和谐友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如此扩展开来，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也自然是充满仁爱的和谐世界了。

其次，“大同世界”是一个礼治社会。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纲纪。所谓“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即体现出先秦儒家五伦道德关系中的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而“选贤与能”更是让我们联想到一种理想的、温和的、非强制的人伦关系。在一个存在结构分工的社会中，“礼”是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核心，通过“礼”对人们的角色、身份、地位进行澄清和正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要求。这就是所谓的“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礼记·礼运》）。

最后，在“大同世界”之后的“小康社会”中，《礼记》反复强调了“礼”对于维护和稳定国家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在这里强调序人伦在治理国家、社会中的作用。

在“大同世界”“小康社会”展现的人们和乐融融、关爱彼此的和谐画面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在认同和遵守“礼”所规定的各种社会关系及行为规范时，并非无奈地屈从，而是一种情感的归服，这也是先秦儒家把秩序重建与礼乐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他们尤其重视秩序重建的内在精神价值，特别强调礼乐需以“仁”为精神内涵。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