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根据于“天”，效法于“地”，是参天化育之道

关于“礼”的起源，《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指出礼起于俗，与人们的衣食住行、葬祭活动方式有密切联系。葬礼、祭祀的仪式与意义涉及养生送终，事奉天神上帝，与神灵相沟通、相往来，因此“礼”始于饮食，成于祭祀。“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食物又是天地之所赐，为此，人必须对自然、对食物心存感恩和敬畏。如何表达这种感恩和敬畏呢？用“礼”去表达。为此，《礼记·礼运》谓：“礼必本于天，殽（效）于地。”“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礼是仿照自然法则而制定的，是“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

《礼记·礼运》中记载，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认为，礼，是先王用来遵循天的旨意，用来治理人情的，所以谁失掉了礼谁就会死亡，谁得到了礼谁就能生存。《诗经·相鼠》说，“老鼠还有形体，人类怎能无礼？如果做人无礼，还不如早点死去”。因此，礼这个东西，一定是源之于天，效法于地，并列于鬼神，贯彻于丧礼、祭礼、射礼、御礼、冠礼、婚礼、觐礼、聘礼之中。所以，圣人用礼来昭示天下，而天下国家才有可能走入正轨。

吉礼中的祭礼对天地与地祇的祭祀，主要在于彰显先圣先贤对于实现天地人伦的周全考虑。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必须对周遭的人、事、物采取和谐的对待方式，取得彼此的平衡点，以尽人伦，以合物理，而成普遍伦理之极致。对于天地万物之祭祀，其实旨在提醒世人应当特别关心外在的环境，以表达世人对万物仁义之情。适时地对大自然礼敬，可以使人不妄自尊大，不暴殄天物，还能培养懂得收敛谦逊、感恩图报的美德，可以积极促成人与万物的和谐关系，是实现普及伦理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礼文化中，人与自然之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和谐的基础，也是最高的道德追求。其中，“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礼法自然”是人对自然法则的领悟与仿效，“立中制节”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境界。礼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是建构礼乐秩序的本原，“礼法自然”， 就是遵循了天道的要求。 《礼记·乐记》说：“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记》认为，礼是天地有序的表现。乐根据天地自然的律动而作，礼根据社会生活的规律而制。“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在《礼论篇》中如是说。《易经·序卦传》中讲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即天地是万物的根源，先有自然万物，才有人的存在，继而才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人伦关系，进而才有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秩序。在这种自然发生论的观点下，“天”虽然不是社会规范秩序的创立者，但作为其“发端者”，“天”势必与人类社会秩序有着深切的联系。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中国文化过去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之处，便在于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天人合一”也是《周易》的灵魂，同时被誉为华夏民族的宇宙观。古人崇尚的理想人格是不违背天时节律、顺天而动，是遵循自然规律、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只有顺天而动，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能顺利地生存和发展。

古人在“天人合一”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礼法自然”的理念，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礼”而得到了更多的关联与融合，并演进到了更高的程度。礼法自然是古人制礼的基本原则，是人类对自然的领悟与效仿。

正如《礼记·礼运》所说：“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由此可见，古人在制礼的过程中把人与自然密切地融为了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可见一斑。

礼法自然还表现在古人制礼对自然时令的重视上。昔先王之制礼，必顺天时，“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礼记·月令》作为一部“以四时为节律”的礼制，强调“春发夏长，秋收冬藏”，要求人们的生产、生活各当其节。在古代，遵循自然规则而制定的礼成为指导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的准则。《礼记·礼器》曰：“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故作大事必顺天时，为朝夕必放于日月，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所以说，礼是最高的自然法则。

第二，礼以“立中制节”，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礼记·乐记》中说：“大礼与天地同节。”意思是说，大礼与自然相节制。人类要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和谐，仅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立和实施一系列协调二者关系的实践措施和行为准则，来保证它们的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关系能否和谐关键在于人类能否用理性战胜感性，能否抑制自己对自然天物索取的贪欲。

那么，节制欲望的有效手段，即通过“礼”的规范让人们做到“立中制节”。具体而言，“立中”就是追求中道与适中，做到无过无不及；“制节”就是克制与节度，运用理性，遵循规律。“立中制节”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人类对自然天物要“索取有度”，不“竭泽而渔”，重视自然的时令，遵循自然的规律，以实现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成语“网开一面”就出于商汤仁及鸟兽的典故，后来孔子的“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也是其仁爱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体现。

在《礼记·月令》中，先哲们将春、夏、秋、冬各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即将一年十二个月的自然生态，包括气候天象、川泽草木、鸟兽虫鱼等的变化特点和生长规律，都作了详细分析，要求人类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生态规律相吻合、相协调，而且每一部分最后都警示后人：若不按季节行政令，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就会面临相应的惩罚和灾难。这些警示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当我们回顾当今世界由于滥砍滥伐森林而造成生态破坏、洪水泛滥等现实，又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深刻思维、生态智慧与远见卓识。

《礼记·中庸》用礼仪文化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中”与“和”来作为构建和谐画卷的“经”与“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表明，当人类用“立中制节”的准则使自己的行为达到“中和”时，天地就各安其所，万物就发育生长，这样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会成为现实。

第三，“礼”是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途径。 孔子所讲的“天”，大都被赋予了道德意义，并且关注在人与天的对接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先秦儒家推崇的自然（道德）秩序表现在人与天之间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关系，体现出人的价值目的性。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德行感应上天，这就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是在道德基础上的合一，天人之合本质上是合德。儒家对于“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最终落实到了“礼”的重建与社会实践上，“礼”成了贯通天人的桥梁。通过建“礼”、遵“礼”、守“礼”，实现“人”与“天”相合，即人的品格、理想与自然精神的统一，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与自然法则的统一。

通过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礼”是建立在自然关系基础之上的，是自然的血缘亲情伦理化并被推广的结果，是以“自然秩序”向社会秩序建构的演进，从“天之道”变成“人之道”。

所以说，“礼”是以天地之理派生出人伦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