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
作为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无数传奇。这些传奇的创造与其自身的特质密不可分。其中，与先进理论结缘、注重理论、创新理论、以理论立身就是构成其特质的因素之一。因此，要真正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理论的逻辑关系。在此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讲的中国理论并非广泛意义的理论，具体指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包括中国革命的理论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其具体内容将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来源、理论继承、理论创新、理论宣传和理论运用等。
第一节
与生俱来的优势：与先进理论结缘
中国共产党可谓是以理论立身、以理论强党的典型范例。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与生俱来的优势，即一诞生就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结缘。
一、没有主义不成为政党
按照《辞海》解释，主义是“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也指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系”。
对于真正意义的政党而言，主义可被理解为实现一定目标的完整方案，它体现为思想、信念或完整的理论体系。政党则是持某种主义，并在其引领下形成和行动的组织。主义与政党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主义不成其为政党；同样，政党是主义的载体。在现代社会，没有政党，任何阶级的主义都无法实现。
首先，主义催生政党，政党是主义的载体。
纵观世界政党政治历史可见，政党的产生是以主义为前提的。先有主义，而后才有政党的产生，这是普遍规律。正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言：政党必有主义，有主义才能组织政党，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即先有主义的认同，然后才可能有政党。政党是与社会特定的阶级、阶层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于任何阶级来说，一旦当它在社会上公开提出某种明确的要求，并渴望实现与本阶级经济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理想目标，它就需要建立组织。不论这种要求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组织看来是形成集体意志的唯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
这就是说，主义催生政党，主义是政党产生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
列宁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也就是说，不同的阶级诉求及其矛盾和冲突是以政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表现出来的。所以，从政治本质上看，政党之间围绕夺取或参与政权以及巩固、维护政权的阶级斗争是不同阶级的主义之争。尽管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给政党下定义时尽力回避政党的阶级性，但无法否定政党的意识形态性，无法否认政党所持主义之不同。总之，任何阶级要达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都必须组成政党。政党自然与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政党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主义的载体。政党是为一定的主义而斗争的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实现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组织。
其次，主义是政党的灵魂，没有主义不成为政党。
因为，第一，主义是政党的构成要素。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其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它除了要有一定的成员和一定的组织形式外，还需要有领袖、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政党意识形态，如党纲、党章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党文化。很显然，没有主义，就不会有党纲、党章等构成的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就没有灵魂。第二，主义是政党的旗帜。政党所持的“主义”是一个政党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要素的总和。它决定一个政党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走什么道路，为哪个阶级谋利益，以及达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目标，所以，对于政党而言，主义就是旗帜。第三，主义是政党的武器。“主义”规定了政党所走的道路、奋斗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战略、手段等，它们构成了政党的具体行动方案。所以，主义对于政党而言，既是灵魂，也是武器。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总之，主义引导政党实现最终的目标。第四，主义是决定政党属性的根本要素。主义体现了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政治信仰、价值诉求等，因而，它自然是区分政党阶级属性的根本要素。正是先有了主义的分野，才有了不同属性的政党。资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分就在于所持主义的截然不同。例如，有了霍布斯、洛克、联邦党人等的现代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不同政党的差别关键在于主义的差别。
二、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结缘
20世纪初的中国，由黑暗转向光明亟待解决的课题：一是必须有一个先进政党的诞生以整合四分五裂的国家；二是新的政党需要有新的思想武器；三是在各种外来的主义中选择先进者，并学会运用之。
首先，中国急需建立一个先进政党。
19世纪中叶，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华民族于痛苦和屈辱中开启了现代化历程。然而，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就面临着多重障碍：传统的家国一体的帝国体系严重阻碍现代化因素的生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帝国体系的坍塌虽然已成为无法挽回之势，但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层面的变迁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彻底崩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间接统治不仅使中国失去了民族独立，而且造成中国内部长期不统一。四分五裂、政治动荡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前提条件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即政党的诞生，以构建近代国家，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要从传统迈向现代，既需要政党成为社会的支撑力量，也需要政党成为社会的整合力量。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对政党的内在需求，形成了‘党建社会，党建国家’的发展逻辑。”
然而，由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种种阻碍没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基础都十分薄弱，中国缺乏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的支撑力量。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整合社会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并为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但由于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带来的种种局限性致使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走向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依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现代化步履艰难。“中国的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一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
即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政党。同时，历史已表明，新的政党必须对主义做出正确的选择，即需要有先进理论的指引。
其次，中国先进分子在比较鉴别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接连失败，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日益走向了破产，重新寻找和选择主义成为必然。而此时的中国，因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十月革命影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的民道路也提供了新的选择。事实上，中国人对于主义的探索和选择并非仅始于五四时期，整个近代就处于这种选择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或要求改良，或要求转型。为此，他们经历千辛万苦，不断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十月革命在全世界造成的反响，却远比其前辈深远普遍。”
其革命的理想追求，超越了从前的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惊醒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俄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主义选择彻底转向，他们开始把目光由英美转向俄国。以俄国人为榜样，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对于先进主义的追求就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当然，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比较和鉴别之后才做出选择的，而且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论或思想斗争。当时在中国流行的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各种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流派，起初，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有的亲自进行实践的尝试，有的进行理论比较和研究，所以，我们看到，五四时期，在中国有“建设新村”的尝试，也有人组织“工读互助团”，还有许多人信仰无政府主义，等等。“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可谓百舸争流，各种主义、各种思潮竞相登场，一时间良莠难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流行，关于“主义”的论争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激烈的程度。如1919年7月至1921年间，中国思想理论界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几次论战。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和要不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战，实质上是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行社会革命与改良主义的论战：几乎同时发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实质是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战。“正是在这种混战中，马克思主义派在形式上曾将各派各个击破，……也算马克思主义派取得了胜利。”
总之，20世纪初以来，人们经过对各种主义的比较、鉴别，逐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成长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
第三，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中国人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出于理论兴趣或者从学理上接受，而是从改造中国社会出发做出的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动力在于救国救民，是在认定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前提下作出的选择。这种选择非一般意义上的选择，而是一种政治的或者道路的选择。因此，这一选择对于许多先进的民主主义者而言，就成为他们政治信仰确立的过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先进分子都是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从此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以毛泽东为例，他就是在抛弃了改良主义思想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从毛泽东后来个人的回忆中可知，他是通过对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的尝试和验证后，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从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了1918年李大钊安排他在北京大学做图书馆助理员时的思想状况。他说：“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的话来说，我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直到1920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直接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并阅读了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思想发生了迅速的转变。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阐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20世纪初期，由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不仅如此，由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立场，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并且代代相传，结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的主导和主流，而且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旗帜。
第四，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结缘。 政党与主义的结缘，即政党与主义达到有机统一，应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主义必须满足政党的政治诉求；二是主义能够有效指导政党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酝酿和创建时，虽然十分弱小，但它却代表了中国社会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那一部分。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是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观察、对中国国情认识以及各种理论的比较、鉴别，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酝酿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已经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而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且日益激化。中国需要有一个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先进政党的诞生。当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很快就认识到，要改变国家的命运，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首先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即实现无产阶级政党与“主义”的统一。于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便开始积极策划开展建党的工作，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实践活动。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而共产党则是“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毛泽东对蔡和森的评价是“见地极当”，并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同”。而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一方面重申了蔡和森的观点，承认“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同时，他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不是感情的结合，而应该是主义的结合。
这表明，他在思想认识上已经将组织共产党同主义结合起来。事实上，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与新生的共产党结缘。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党纲还未能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但它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即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此后，中国共产党经过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虽然带有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理论，但始终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来到中国就与中国先进政党形成契合，在于它的科学性、先进性，在于它能回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切中了中国的实际，因而能够满足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政治诉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表明，它是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是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恰是劳动人民解放的学说。“19世纪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全人类有着如此坦率、准确和强有力的影响。”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的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思想理论是西方先进思想的集大成。不仅如此，它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既回答了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如何实现自身解放的问题，也科学地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洞悉世界历史，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关怀人类命运的科学理论。所以，它自然与近代中国最进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形成契合。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契合，还表现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一是因为它切中了中国问题；二是它能够生长于中国的土壤中，即转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所共知，“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中国就发生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奋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充分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于是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实践，将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向了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契合，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化（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步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懂得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真谛，充分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也就是说，共产党的理论家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此为依据，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对此，毛泽东曾形象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维方法，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从而创立了具备完整体系的中国理论。
第二节
以理论强党：学习、创新、传播、运用
历史证明，只有善于学习的政党，才能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政党；而善于创造理论的政党，才能是推进历史前进的政党；善于传播理论，以先进理论武装群众的党，才能是广泛赢得民众的政党；善于正确运用理论的政党，才能是真正改造世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能战胜重重困难，化解种种风险，创造出无数奇迹，由一个小党变成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强大政党，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理论具有高度自觉，是一个典型的善于学习理论、创造理论、传播理论、运用理论的政党。
一、以理论学习完善自身
毛泽东曾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坚信不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持建设学习型的政党。以理论学习完善自身，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的一大特色。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学习，坚持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自觉性主要源自对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及自身特点的正确认识。
首先，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由此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进行自身建设。
列宁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的理论武器，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理论作为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
党在执政后，依然不断强调坚持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极端重要性。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论断。以后历届的中央领导都强调这一点，习近平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因而，我们党的一切理论都贯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飞跃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
其次，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使命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注重理论学习。
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肩负起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面对的历史条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近代中国，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特别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特征，造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要在一个人口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邓小平曾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习近平说：“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这就要求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先进理论，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使自己成为强大的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确信“历史给我们揭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学习”。
于是，要求其成员“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要求全党把学习放在重要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而第二个一百年的最终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奋斗目标决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要加强学习。
第三，对自身弱点有清醒的认识，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原因。
回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可见，由于对自身弱点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有清醒的认识，防止本领恐慌是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一个突出表现。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相当一段时期一直忙于实践斗争，再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尚短，党内理论学习与研究滞后于实践，因此，党的建设过程就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而其发展前期，由于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了解不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缺乏统一的理解，“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长期搞不清楚，因而犯了严重错误。总之，不论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还是社会主义建设走弯路，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与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天不足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警示全党：“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于是，如何弥补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领导革命和建设以及应对各种考验的本领，就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防止本领的恐慌就是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例如，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延安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领下，潜心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革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始终坚持学习的传统。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一个政党只有坚持科学的理论，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开展先后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还建立起集体学习的制度。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明确指出：“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在世情、党情、国情迅速变化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不懂、不熟悉的东西很多。全党必须边实践边学习，把坚持学习作为紧迫而长期的任务，并在每一个重大转折的时期，以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时，都号召全党加强学习。总之，由于重视学习、善于学习，逐步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懂得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具备了及时发现问题、辨别是非、驾驭时局、调整航向、发明创造的能力。事实表明，“全面加强和改进全党的学习。这是我们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以理论创新走向未来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而理论创新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源泉之一。毛泽东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直是成功者和胜利者，主要在于其积极适应和主动创新。美国学者阿列克谢·舍甫琴柯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
正是这种创意性导向，或者适应性的创新才将社会主义引向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由此中国共产党也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客观世界的关照是整体的，并非拘泥于某一个细枝末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走向、途径等，提供的是规律性的和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关于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等理论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为不同国家提供具体的方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其体系是开放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1989年，邓小平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文中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特点的一个基本认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研究自己的国情，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
但又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根本原因在于逐步把握了中国的国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住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等特殊国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等特殊国情，从而在理论上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历史的巨大变革。
其次，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要求全党“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继毛泽东之后，我们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并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所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其理论创新的标志集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三，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途径就是继承、借鉴、开创。
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其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理论创造中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二是继承自己前辈的思想遗产，即历届领导集体创造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在对待前人的思想遗产上，毛泽东明确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习近平也反复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正是因为坚持这种继承性原则，才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得以快速成长，逐步创立起独特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例如，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习近平说：“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总之，坚持理论继承的原则和方法，既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构建的特色，也是其智慧。
借鉴，包括借鉴历史遗产、历史经验，也包括借鉴一切外来文化。借鉴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批判地吸收和利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借鉴，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即“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特别是反对“全盘西化”。毛泽东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所谓开创，在思想理论上，就是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经验创造新理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必然是一个勇于创新、勇于突破旧框框的政党。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超常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因而，将理论创新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义，提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
可以说，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生命力所在。例如，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且其形成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从邓小平到新的中央领导人都“要求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大胆创新，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说，“尽管中国的政治道路一直是独一无二的，但并非一成不变。……即使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自1949年以来没有改变，但它的政治与其说是由制度的连续性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政策的变迁决定的。”
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经历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发展，到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完备起来并具备了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特征。再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中央总结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由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的理论创新成果。
第四，理论创新的思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理论创新，不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大前提下的创新。这首先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很快认识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并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因此，在理论创立和构建过程中，始终主张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就深刻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因为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些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成果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则是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破解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理论障碍，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思维，又经过长期实践探索逐步创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都确信：“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都蕴含反对教条主义的思维。
三、以理论传播引领民众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曾是一个长期没有合法地位的小党，它能够成长为一个具有八千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关键在于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即有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拥护。而它能够赢得民心，除了具备先进性，代表人民的利益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获得了大众的普遍了解、理解和认同。而这种理解和认同则直接来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传播。
首先，中国共产党理论传播的对象就是人民大众。
面对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必须以党为核心团结和凝聚全社会的积极力量，在塑造党的中心地位、提升党的中心支柱作用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围绕着这个中心而获得整合和统一”
。那么，如何以党为核心凝聚群众？首先必须让群众知晓马克思主义，懂得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明白共产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认识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一句话，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大众中去，使之成为群众手中的武器。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奋斗中，始终能够引领民众、凝聚民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多种传播手段和途径让群众掌握，并转化为群众手中的武器。
其次，中国共产党理论传播的目的是让人民有信仰。
一个有着共同信仰的国家才有力量，才会是强大的国家。邓小平说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在新时代，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为此，中国共产党努力占领舆论阵地，紧紧掌握话语权。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通过《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先驱》《向导》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在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又通过创办报纸杂志、学校以及各种文艺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民主主义理论。由于我们党明确理论传播的重要性，大力进行理论传播工作，所以迅速赢得了大众。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教育民众，赢得民众，引领民众共同奋斗，始终把思想理论的传播放在工作的核心位置。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主张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成就的取得与党的理论传播，与人民有信仰是分不开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理论传播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紧紧把握理论传播的主导权。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途径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舆论传播主导权；执政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把握舆论的主导权。例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状况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所面临的新问题，更加重视理论宣传和把握理论传播主导权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同时还强调“思想宣传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这既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特色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二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影响力、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此引领民众，征服民众。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工作，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的理论构建、理论研究、理论阐释，都强调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三是讲求理论传播的方法和策略，在思想教育和理论传播过程中，体现大众的利益诉求；在话语表达上贴近大众，做到以理服人。例如，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根据地以红色报刊、戏剧、标语口号等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在理论宣传中紧密结合农民对翻身解放的诉求和获得土地的渴望，如“打土豪，分田地”“从前做马牛，现在要做人”等简单易懂的标语口号对于当时动员民众参加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邓小平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毛泽东曾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在理论创立过程中睿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实践中把抽象的、政治性的理论向生活化、大众化语言转换，例如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表述都是典型案例。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等耳熟能详的话语至今广为流传。习近平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语言在新媒体时代广泛传播，发挥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总之，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以及今天国家的强大，就是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的体现，同时，也是理论传播有力的证明。
四、以理论运用改造世界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理论产生及运用的逻辑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首先，学习和创立理论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是为了改造世界。
因此中国共产党反对把理论束之高阁。如，毛泽东不仅指出学习理论知识的重要性，更不断强调要善于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他说：“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
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的指导，通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将其运用到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才有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实质在于理论指导实践；习近平说，“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科学思想理论转换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其能指导实践，引发社会的变革，所以才十分重视理论，帮助人民大众掌握理论，领导人民运用理论改造世界。
其次，理论要在实践中反复验证。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需要实践和群众的检验。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时曾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至于一个理论体系是否具备科学性，“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毛泽东在阐释理论与实践关系时说：“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经过了近百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才形成的，其中包括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反复验证，才具备了科学性，才具有引领和变革历史的巨大作用。
第三，创立、传播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改造世界。 总结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做到了以理论兴党、兴国、兴世。而这又在于理论用于了实践，在指导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变成了群众手中的武器，在群众的实践中变成了巨大的力量，带来了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巨变。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将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建立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将对世界社会主义产生深刻影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