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节

脚踏中国土地，拥抱来自西方的科学真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难以为继，一时间国门洞开，近代史的序幕也由此拉开。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帝国主义者瓜分和灭亡中国的危机，从农民阶级到资产阶级都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救亡图存，但无一取得成功。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人从技术上到制度上学习西方接连失败，意味着资产阶民主主义已经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在此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原来在中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耀眼的光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资本主义道路。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又向全世界宣告，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工农才能当家作主；只有打倒帝国主义，被压迫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此时，处在彷徨、苦闷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未来新的希望。十月革命给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它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过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这就为一直向西方追求真理而屡遭挫折的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借鉴。

一、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

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被当作新思潮来介绍的社会主义学说很庞杂，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由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通过撰写文章、编辑刊物、翻译著作、组织社团等多种形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当时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可以看出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即可以观察出他们接纳马克思主义是从解决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问题出发的。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三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同年1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热烈地赞颂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预言：“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标志李大钊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方案的一种新的选择，即转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革命的模式。

1919年5月，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同时，也表明李大钊对马克思三大基本原理的把握，特别说明他对于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认同。此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初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革命和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问题，开始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出发观察和理解马克思主义。

除李大钊外，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 。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并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特别是通过比较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的不同，以及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理由。

陈独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1919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旗帜。陈独秀过去主张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此时则抛弃了这种主张，他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 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9月，他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这些言论表明，他已经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一边，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还批驳了伯恩斯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陈独秀的文章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动因。

毛泽东也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他在1919年7月主编《湘江评论》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他号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人民起而仿效俄国，组成一个大联合。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也体现了对十月革命的认同以及对主义的选择。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探究，最后作出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抉择。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例如，蔡和森、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期间，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在留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

在这期间，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报刊大量出版，许多早期宣传新文化的报刊这时也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主要内容。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全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400多种。《新青年》杂志已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段落，并在编者按语中强调“阶级斗争”和“劳工联合”的思想。《国民》杂志译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天津《觉悟》等报刊，用很多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1920年8月，上海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不久，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相继翻译出版。在这前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初版叙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反杜林论》第三编中的一部分）等。还有列宁的《民族自决》（《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中的苏维埃》（《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节译）、《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节译）等。此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如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阶级斗争》，马尔西的《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逐渐成为新闻媒体乃至社会公认的新思潮。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恽代英、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赵世炎、向警予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这种景象充分证明，中国先进分子以改造中国社会，拯救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出发点，热烈拥抱马克思主义这一来自西方的科学真理。

二、认定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由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哪种理论能够对解决两个历史课题作出正确回答，就会被中国人民所认同、所信仰；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就能够成为掌握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领导力量。

（一）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政党承担不了救中国的使命

从1840—1919年的历史表明，无论是封建统治阶级自强，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都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都不能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是一种剥削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则是一种历史进步，一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确实走向了富强。但近代中国人虽然也历尽艰辛探索资本主义道路，却未能通过资本主义走向富强。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

鸦片战争后，在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渗透的刺激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中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并且在经济上无法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因此，它在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动摇性，无法彻底推翻本国的封建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只能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来寻求生存和发展。这决定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无法承担起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虽然一度执政，其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最终未能实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二）国际环境的变化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转向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在中国人探索资本主义道路接连遭受失败的情况下，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信仰危机，使得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也逐步失望。相反，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却蒸蒸日上，这为急于寻找国家出路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制度选择，于是，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案，选择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三）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优势使中国先进分子认定其能够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武器。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极度恐惧。他们给它加上许多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对其进行“严防”和“查禁”，但这并未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主义的选择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不同。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反对谈论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问题。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阶级斗争。他后来自己也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许多进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信服。梁启超也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张、梁两人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

陈独秀等人纷纷著文，反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但遭到本国资产阶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且遭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有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 在中国，联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他说：“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既无法说明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无法否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事实。因此，这就自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势。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时，还批驳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们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指出这种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在革命中走入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驳斥他们的“绝对自由”的主张。他们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是有强烈的革命愿望的。因此，经过这场论争，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抛弃这种错误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思想交锋，已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主义”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行动中。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思想理论上还不成熟，但他们把握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道理；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总之，就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从而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改写了中国历史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团体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于1919年9月组织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在湖南，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联合教育、新闻等各界人士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在山东，1920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五四运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多达400个。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分别举行了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纪念活动不仅突破知识分子的范围，成为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活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中国革命早期的骨干和先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也由此奠立。在此背景下，一个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行动准则。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彻底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 这个纲领以全新的形态和革命的彻底性、战略性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它的制定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从此站起来了。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带来了中国社会这样的巨大变革？关键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科学真理，即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方案与以往任何阶级和政党改造社会的方案都迥然不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结合中国实际，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而指引中国革命走向了彻底胜利。

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者。毛泽东指出：“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天然盟友——中国农民阶级，并始终代表其根本利益，由此决定中国共产党身后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将农民作为主力军，保证了中国革命有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支撑。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发挥到最大程度时，革命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

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认清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回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不仅将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而且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勃勃生机，也使中国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