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节
在回答中国问题中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20世纪初，在中国思想界各种社会思潮的争鸣中，中国先进分子从挽救民族危机、改造中国社会为出发点，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它只有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现实土壤，但这也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新生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实践中发挥作用并结出丰硕之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确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解放思想突破教条
总结历史，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所谓开天辟地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农运动、民众的大联合、统一战线等；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革命运动由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革命胜利后，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虽历经艰难坎坷，但却开辟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为世界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大课题。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面临的国情条件及历史使命
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灾难深重的根源，简单地说，一是封建专制的统治，二是民族不独立，国家无主权。由于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西方国家纷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之时，中国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积贫积弱的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的主要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封建经济解体了，但微弱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压迫下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寻求更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迫使中国接受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到他们操纵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为了改变中国在世界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使中华民族能够真正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这样，改变腐败的社会制度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1840年以后，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包括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为此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各个阶级的努力无一例外都遭遇了失败。到20世纪初，历史的两大任务落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使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准确把握近代中国的主题。然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两大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党的三大确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统一战线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以及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导致大革命的惨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但当时还没有立即把握中国作为农业国，农民人口占大多数这一特殊国情，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条件与苏联革命条件的不同；另外，也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不能清醒认识“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
等革命规律，一味地照搬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
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被迫转向农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具有长期性等特点；认识到由于强大的敌人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却是他们统治薄弱环节的特点；同时，在观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认识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
除此之外，由于受到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影响，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弱小，盲目模仿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走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与秋收起义等不仅没有起到占领中心城市的作用，反而使中国革命的力量遭到削弱。上述种种情况和革命现实都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中国革命的新路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国情出发，联系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实际，开辟不同于俄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
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二）解放思想，突破教条是中国共产党人手中的钥匙
当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悟到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和论断，还是苏联革命经验都不能照抄照搬的时候，解放思想、突破教条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手中的钥匙。首先，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突破苏联模式和突破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一般原理的基础上开创的。20世纪3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教条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突破教条的水平。中国革命道路开辟的过程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突破教条主义束缚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与解放思想，突破教条主义束缚息息相关。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那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是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留存下来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实际，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即主张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陈云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工商联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这些思想观点都突破了苏联经验，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因为原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存在。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不存在商品、价值、货币和竞争等市场经济的必然因素。但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却并不允许我们立即使用马克思主义“本本”中的这些现成理论看问题。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突破了这些现成理论的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能够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就在于解放思想，打破教条，即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走自己的路就必须解放思想，所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形式到内容，以及开辟过程，处处体现了解放思想，突破教条的特征。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突破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已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的现实提出的。这些理论既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又内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性。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上解放思想、突破教条和大胆创新的特点。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随着这一思想的解放，不仅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且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在理论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特征，伴随中国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牢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于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理论观点，如新时代坐标的确立；对新时代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把握；根据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提出的如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战略、策略等，对于前人的思想既有继承，更有突破，同样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创新的结果。
二、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从原典到中国的典范
中国道路是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概括。所谓从原典到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过程。
（一）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道路理论——马克思主义从原典到中国的产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方案。它回答的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而使中国站起来的问题。内容包括对革命领导权、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途径、革命前途、革命战略等一系列问题的科学回答。这些理论内容处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特点。这里仅以武装斗争的具体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为案例进行分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体系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从原典到中国的典型案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照搬俄国革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模式接连遭到失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放弃对苏联革命模式的尝试，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危机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将革命的重心从城市逐步转移到乡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积蓄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使中国共产党及革命军队的力量由弱变强。伴随土地革命的开展，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发挥着革命主力军的作用，中国革命得到了蓬勃发展。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走这条道路发展和壮大了自己；解放战争时期靠走这一道路最后夺取了政权。而这条道路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从原典到中国的典范之一。
从理论上看，这条道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统治者掌握着武装力量，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用暴力对抗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暴力消灭反革命的暴力才能获得解放。也就是说，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核心要素包括武装斗争、依靠工农、夺取政权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元素。同时，它也包括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借鉴，如把握武装起义的时机、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等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典”。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无产阶级革命基本原理同样也符合中国革命规律。因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
这决定，在中国，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必须依靠武装斗争，即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总之，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首先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出发而开创的。
很显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它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关于这条道路的理论是典型的中国理论。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作为中国理论，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特殊国情：
一是体现了帝国主义间接统治造成的革命的特殊性。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分析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它只能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发生，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
而这种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和战争便为农村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存在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提出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是它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特点。
根据农民占中国人口80%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同时，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革命性，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村的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暴动，是为了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正是因为对农民革命作用的正确认识，在经历了城市暴动的失败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心必须放到农村，这是中国革命显著区别于十月革命的特点，也是决定中国革命走向最重要的现实依据。
三是它体现了城市工人力量薄弱的特点。 中国和俄国革命条件比较，虽然俄国也是落后国家，但就工业发展水平而言，近代中国显然不如俄国。中国工业发展缓慢，且伴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缺陷，因而中国的城市工人力量十分薄弱，直到五四时期，中国城市工人也只有200万人，远不如俄国城市工人队伍强大。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体现了中国国情的这一突出特点。
四是体现了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特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长期性和曲折性的特点，因而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夸大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反动统治的危机，认为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要求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企图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致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而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特点，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强大”“红军弱小”，
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决定中国革命有一个选择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长期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过程，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
总之，从中国革命具体途径观之，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又坚持了“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从原典到中国的一个典范。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原典到中国的体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其中，不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从原典到中国的产物。仅以邓小平理论为案例，即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事实上，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根本是社会主义，仅这个命题本身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原典；而其中“特色”二字的内涵自然是中国的元素。例如，初级阶段提出的依据、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路径、方式，经济发展战略，实行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都是中国特色之所在。其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伟大的理论创造，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从原典到中国的典型。
同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发展和升华，也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从原典到中国的产物。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由此可见，习近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构建也必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出发。这个理论是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取得的成果。其内容框架包括新时代历史方位的确立，新时代社会矛盾理论，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的理论。其理论创新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由此决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是从原典到中国的。例如，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新判断就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做出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个新矛盾的内涵及解决这个新矛盾的目标包含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也包含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等内容，这些显然都是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论的内容；但解决这一新矛盾的路径，包括深化改革开放；“四个全面”战略；“五位一体”布局，等等，又是根据中国实际提出的，体现的是中国特色。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逻辑就是党中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这个“的”的产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原典出发，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伟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