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面对现实：在美国当一个职场妈妈比在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要困难。美国的福利待遇是最少的，政府对看护服务的投入是最低的，家长需要付出的时间是最长的，就业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最大的，而且美国的母亲和儿童贫困率是最高的。全世界仅有两个国家的政府不提供带薪产假，一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另一个就是美国。美国还是唯一一个没有休假和病假最低标准的工业化国家。大部分美国公司不提供任何支持员工履行看护照顾职责的政策。

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已是全国危机。美国有70%孩子未满18岁的妈妈离家去上班，其中大部分从事全职工作。 但女性仍要承担起绝大部分育儿和家务职责，这意味着妈妈们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还需要轮“第二班岗”。 她们已经疲惫不堪。关于这一点，她们的伴侣是知道的。她们的孩子们也知道。她们的同事、雇主、亲戚和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无论种族、阶层、地域和信仰，所有职场妈妈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

好消息是，她们本不必受到这样的对待。有孩子的女性所面对的、看来令人束手无策的难题确实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这本书就带着关于工作—家庭的讨论走出国门，去探讨怎样的政策能够终结妈妈们的精疲力竭。我用了五年的时间与瑞典、德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的135位职场妈妈对话，收集她们的智慧，了解在女性眼中什么能够帮助或者妨碍她们应对工作—家庭冲突。通过其他国家的正确做法以及错误经验，我希望能够帮助美国女性化解矛盾。

妈妈们的艰难困苦是这本书的核心，但这里记录下的不是绝望。她们的经历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女性遭受的工作—家庭冲突长期占据了美国媒体的发行版面和广播时段。每一轮大选都会进行支持改善工作—家庭关系的热烈讨论。但大选结束之后，美国人没有等来什么政策改革。真相是，美国的妈妈们已经快要淹死在无边的焦虑之中了。诚然，相比在危急时期也筹措不了多少资本的女性，那些财力更丰厚的妈妈们还能勉力维持着不被吞没，但没有人能完全逃离紧张和焦虑的裹挟。

这是对问题的回避：为什么美国政府为家长们提供的帮助是如此之少？真相是，这绝非偶然，也不是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这么干。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美国将个人主义视为国之根本。 时至今日，对于个人责任的信仰已经通过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深深地与国家结构融为一体。 ^[1] 我们可以将福利制度看作“政府为改变社会或市场力量而对公民社会进行的干预”。 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自由主义想法为中心，认为市场能够提供公民所需的福祉；只有在市场做不到的时候，政府才需要出手干预。这种自由市场的方式意味着政府鼓励成年人努力工作，并自己想办法解决育儿和家务问题。

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即个人责任的原则是美国社会运作的核心，也构成了这个国家社会政策的基础。美国是少数几个在宪法中没有提及“家庭”这个词语的国家之一。 与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不同，美国的联邦政府中没有一个部门专司家庭相关问题。 美国也没有明确的、国家层面的家庭政策。联邦政府没有任何惠及所有民众的工作或家庭福利，也不要求雇主提供任何相关福利。有限的现行政策（大部分是现金或实物转移项目）在美国或许是被称为福利政策，但只有最为贫困的人群才可以享受得到。

此中传达的信息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家庭，那么养家糊口是你的责任，而且仅是你一个人的责任。经济学家南希·弗波莱（Nancy Folbre）认为，美国文化将是否生育子女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就和养不养宠物差不多。如果你没有时间或金钱好好照顾你的宠物或者孩子，那么你就根本不应该拥有他们。 这种论据很好地迎合了个人主义的信条以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原则。 但是当然了，宠物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孩子会带来非常关键的效益，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工作者和纳税人。我们不会指望宠物某一天成长为我们的老师、邮局的雇员、医生或者收垃圾的工人。把孩子好好培养成人符合一个国家的最高集体利益。但是美国社会却将这个最终造福所有人的艰巨任务丢给孩子的家长，主要是妈妈们独自完成。社会学家米歇尔·布迪格（Michelle Budig）和葆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将之称为美国的“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

美国的个人责任方针还加剧了雇员之间的不平等。少数高层次的雇主愿意提供有用的工作—家庭制度，但只有某些特定职工（基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高收入的雇员）才有幸获得这些帮助。如小时工这样地位最不稳固的雇员往往是最需要获得帮助的人，但他们也是最不可能获得工作—家庭福利的人群。即便在今天，只有14%的平民劳动者能够获得带薪家庭假期，而且大部分都是从事专业工作的白人男性以及受雇于大公司的管理层。 美国收入最高的人群获得带薪家庭假期的机会是最低收入人群的3.5倍。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迫在缺失工作—家庭政策的情况下勉强度日，因为他们的雇主不会提供这些福利。 如今，美国人倾向于相信工作—家庭冲突是无可避免的。而且，由于个人责任的论调，美国人认为女性能够缓解她们所遭受的压力——只要她们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达成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妈妈们遭受的工作—家庭冲突并 不应是 当代生活不可避免的特质，而且这也不是女性自己造成的过错。美国的妈妈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化解这一矛盾。考虑到种族和阶级不平等导致的社会分化，有些妈妈们或许过得相对轻松一些，但她们实际上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种让个人自己负责的模式辜负了所有养育孩子的女性，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算，这个人群的数量在2012年就已达到8540万人。

美国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认为，因为美国的不平等状况而沉溺于“抑郁、愤怒和焦虑”之中是没有意义的：“我已经受够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也不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人会觉得享受。”她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做快乐的战士。” 哈里斯议员这样应对别人的质问：“我认为，我们应该昂首挺胸地起来斗争，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在为了我们自己最好的一面而战。”

我无比赞同她的观点。我们需要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安排工作和家庭生活。我们能否想象一下，当一个国家的 所有 家长都能获得他们显然很需要的工作—家庭政策，那会是怎样的光景？我们能不能向家庭伸出援手，而不是一味地听之任之或者对妈妈们指指点点？我是乐观的。美国人正在就职场对家庭的帮扶进行思考和讨论。倡导建立工作—家庭相关法律已经在美国公众辩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21世纪刚刚到来的时候，这种话题恐怕是上不了新闻头条的。如今，政客们都在讨论这些话题了，是时候推动他们采取行动，促成真正的、持续的改变了。

但是该向女性和家庭伸出怎样的援手呢？与其为工作—家庭冲突寻求一个企业层面的解决方法，我们不如先去看看其他国家是怎样做的。美国不需要从零开始去想象一个更美好、更友善、更公平的世界。鉴于不同国家对于就业和育儿的政策支撑有着不同的历史沿革，它们已经走出了多样的路径可供我们参考。 诸如带薪产假之类的政策已经在很多欧洲国家面向所有劳动者实行了好几十年。有些美国学者已经将欧洲指认为“性别平等的乐土”，他们经常会援引那些代表“外国经验”的政策来努力提升美国女性的地位。

令人惊讶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过对于 女性自身如何看待和感受工作—家庭政策 的系统化的比较研究。当专家们在晚间的新闻节目中讨论欧洲社会政策的时候，观众对某条政策规定能够了解到的不过皮毛而已，顶多再听到少数几个妈妈们、爸爸们或者政策制定者们的一小段话。有时候，美国那些有意拓展对工作—家庭支持的人倾向于将欧洲现有的福利制度理想化，而且假设那些福利是始终如一的。有这样一种渴望，至少在大西洋的彼岸，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但我们对于欧洲的妈妈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些政策的感受缺乏了解。不了解她们的想法，我们该如何真正吸取欧洲的经验？想要改变美国女性和家庭的命运，光靠渴望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知识，是直接来自受惠者的真知灼见：我们需要欧洲 和 美国妈妈们的参与。否则，原本应该帮助妈妈们的政策可能会变得过于理想化、降格以求、缺乏成效。是什么让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都能健康和快乐？本书记录了她们自己的想法。

*　*　*

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新的社会和经济现状与存在于职场和家庭的传统性别关系之间的冲突。传统的一人挣钱／一人顾家模式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在今日的西方工业化社会中，有三分之二的妈妈们走出家门从事有偿劳动。 不同的福利制度以及多样的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共同调解着当代难题：如何分配经济生产的责任和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育儿责任。每一种不同的安排都为那些一边养育孩子一边出门去上班的妈妈们塑造出非常不一样的生存环境。

那些居住在对工作—家庭冲突和性别不平等提出了不同政策解决方案的国家的职场妈妈们，每天究竟要经历些什么？她们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包括带薪育儿假、负担得起的儿童保健和全民医疗保健、兼职或者弹性工作制、休假和病假、现金形式的家长津贴等，不一而足。比如，在德国，育儿假最长可达三年，主要由女性休，但在瑞典，育儿假则是性别中立的，长度也更为适中。女性在生育之后究竟希望休息多长时间呢？在德国，以兼职形式工作非常普遍，但在意大利或者瑞典就比较少见。这些国家的女性对于兼职工作又抱有怎样的想法呢？

这本书调查了欧洲和美国的女性在现有政策下对于母职和就业的感受和经历。我想的是，我们可以从欧洲国家那里借鉴些什么来缓解美国妈妈们的工作—家庭冲突。鉴于包括最受赞誉的北欧国家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已经真正成为性别平等的“乐土”，我也思考着欧洲国家在改进本国政策规定时还有什么可以继续向彼此学习的经验。

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虽然各国的政策路线各不相同，若是想要理解在最为主要的福利国家体制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会直接询问妈妈们本人，了解她们在不同政策环境中履行母职的感想。 聆听女性的声音，聆听她们对于每日生活的所感所想、她们最为深刻的个人挣扎，还有在她们心目中什么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为幸福健康，聆听是解决看似无法妥协的性别化的社会问题最好的方法。来自采取不同政策支持国家的妈妈们讲述了她们如何兼顾带薪工作和育儿，通过聆听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让我得以在这里展现那些为了缓解妈妈们压力而制定的工作—家庭政策所带来的希望和局限。

工作—家庭冲突是公共政策和文化态度的产物，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那么我们就无法改善妈妈们和她们所在家庭的生活。换句话说，环境是很重要的。妈妈们是无法避开、逃离或者超越她们每日身处其中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以及法律体系单独工作和育儿的。我将有孩子的女性所处的世界称之为 妈妈们的生活世界 ——这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空间，是由她们个人的经历与交际、组织和习俗形成的，女性能够为自己想象的就业与育儿的所有可能。 大到国家政策，社会对于女性、男性、家庭以及职业的主流看法，小到工作构架，每一天与伴侣、朋友、亲戚、孩子以及同事们打交道的细枝末节，妈妈们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所需要和期待的东西受限于她们的生活世界。我关注母亲，因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妈妈们历来是工作—家庭政策面向的对象，她们至今仍担负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职责；相比男性，妈妈们感受到更为尖锐的工作—家庭冲突，而且她们也比男性更经常地受制于工作—家庭相关政策。

我认为是时候放弃达成 工作—家庭平衡 的目标了。把工作—家庭冲突看作是由于无法平衡两者而导致的问题，这无异于仍旧将之视为被压力吞噬的妈妈们个人的责任，也没有考虑到制度怎样导致了她们的焦虑。作为替代，我想呼吁大家围绕 工作—家庭公平 展开行动。措辞的改变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一变化 使我们对于母亲所承受压力的理解政治化，且让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社会化 。美国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告诉妈妈们工作—家庭冲突是她们自己的错，也是她们需要自己去解决的问题，这忽视了她们生活世界之外的广义环境。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足以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将努力去平衡两者作为解决之道不仅把这个责任推给了个人，也不足以解决问题。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照顾。我们如今需要的是让这个社会承认照顾有价值，提供照顾的人也有价值。 而且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空洞地赞美承担照顾工作有多么伟大、重要和光荣：如果我们只是让国家去赞美作为国之基本的家庭，却无法为家庭提供照顾所必需的物质和经济支持，那并没有什么意义。美国之外的工业化世界已经就此达成了共识。美国远远地落后了。

捍卫工作—家庭公平需要整个美国社会的共同努力。成就 工作—家庭公平 是为了 创建一个让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和能力充分参与有偿劳动和完成家庭义务的机制 。选择公平这个词能够凸显这样一种现实，即工作—家庭冲突并非女性个人能力欠缺或者处理不善所导致的，而是植根于职场的文化态度和政策以及福利制度所造成的结果。事实上，工作—家庭冲突与一切社会问题一样，“并不能说明什么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反倒是能折射出现有的权利社会构架”。 简单来说，妈妈们并不需要平衡。她们需要的是公平。

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主张，“当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产生伤害的社会世界中时，我们仍有能力憧憬其他没有伤害的世界”。 他将这些其他世界统称为“真正的乌托邦”——与主流习俗和社会结构截然不同，却依然可行而且解放的其他世界。赖特认为，乌托邦的愿景在恰当的状况下是有力的集体观念，能够激发政治运动。推动工作—家庭公平的运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所有我进行过采访的国家中，妈妈们有一个共同的渴望。女性想要感受到自己能够相对平等地兼顾有偿工作和育儿职责，且不会因此使自己在家或在职场处于弱势地位。妈妈们需要的是安全感和自信心，而社会支持——家庭的支持、朋友的支持、同事的支持、上司的支持、公司的支持以及政府的支持——才能赋予她们这两点。追求工作—家庭公平意味着确保每一位女性，无论她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种族、婚姻以及移民状况，都能够获得自己需要的支持。男性亦如是。这些社会政策是基本的、不难想到的。美国是时候建立起能够满足 所有 妈妈们以及她们的家庭所需要的更为强大的社会安全网（safety net）了。

*　*　*

首先让我们思考已知的政府在塑造性别关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美国，公共领域的机遇至少看起来是性别中立的。比如，无论男女都可以谋求他们心仪的工作。在法律上，没有人会因为性别关系而无法在美国晋升到级别最高的职位。从这些方面来说，美国确实走在潮流的前面。至今仍有100个国家在女性可以从事什么工作方面设限。有17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已婚女性必须依从她们的丈夫。有31个国家的法律将男性指定为一家之主。

凡事关育儿、家务或有偿劳动，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们就耳闻目睹怎样的行为对于某个性别才是“得体的”。这些信息植根于文化信仰和对于男女特质、特长、弱点与能力的刻板印象。制度本身就是这些不合理信息的主要来源：政府就是造成了性别化的起因，而做法则是向男性和女性分配不同任务、权利和保障。

通过施行不同类型的工作—家庭政策，政府表达而且强化着融入每个国家独特历史和文化的性别意识形态。 这些决定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性别体制”， 即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合乎规范的想法，代表了在面对带薪的劳动和无偿的看护时女性和男性怎样的行为才算是“正确的”和“恰当的”。 就拿休产假和育儿假来举例。意大利要求女性在孩子出生前后休五个月产假，期间可以领取原本薪水的80%。在2013年之前，意大利的爸爸们没有强制性的陪产假。直到2013年，意大利政府要求爸爸们必须休一天不扣薪水的陪产假。迄今为止，爸爸的陪产假已经翻了四倍，延长到四天。对意大利家长而言，孩子究竟“应该”由谁照顾，此中蕴含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

法律是有力的象征：法律勾画出社会对于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统一认识，也塑造着人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 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主流意见会影响个人的想法和行为。 比如，凯瑟琳·阿尔比斯顿（Catherine Albiston）教授、谢利·科雷尔（Shelley Correll）教授以及她们的同事发现，施行对家庭友好的法律以及给父母带薪家庭假等组织政策能减少在职场存在已久的性别偏见，而正是这种偏见让有了孩子的女性在职场处于劣势。 家庭假期政策向员工传达的信息是照顾别人也很重要，从而抑制对照顾者的贬低。所以说，工作—家庭政策能够塑造女性和男性的行为和举止规范，公众可以学着根据集体的文化信仰管好自己。

考虑到政府在塑造性别关系上的作用，有学者建议西方福利国家应该实行“女性友好”的政策，从而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减少性别不平等。 与此同时，也有人争论说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在削减不平等的同时造成其他意料之外的后果，即在所有人中随机地制造进步和不利条件，他们将之称为“福利悖论”。在2006年一项对22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中，豪道什·曼德尔（Hadas Mandel）和摩西·谢苗诺夫（Moshe Semyonov）发现，一方面，采取进步的社会政策的福利国家能使更多女性就业，而我们已经知道就业会提升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和强化她们在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力量。尽管这听起来令人振奋，但不好的另一方面是这些女性倾向于参与报酬较低、不受尊敬的工作。在管理层职位中少有女性身影，但在诸如教师或护士之类报酬低于需要类似技能的其他工作的“女性向”岗位上却又聚集了太多的女性从业者。 换句话说，能够促成某一方面性别平等的政策同时可能在另一个方面抑制了性别平等。曼德尔和谢苗诺夫的研究就强调了看似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政策也可能有着潜在的弱点。不过别忘了，福利国家的干预措施既可能是为了提升一个国家国民之间的平等，也可能不是。政府可能会优先考虑其他的目的，比如提升国家的生育率或就业率。

工作—家庭政策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做出了不同的假设，而且根据实施的环境、对女性就业的文化态度以及与所在国其他政策之间的互相作用，对更宏观的性别平等项目起到了协助或者阻碍的作用。 因而，不同的政策带有不同的企图，比如，政府补贴的托儿机构有助于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而悠长的产假和可观的现金补助是为了激励妈妈们在孩子们尚且年幼的时候将主要精力投向家庭。

本书记录了女性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福利制度国家的工作—家庭政策下如何生活，探究她们的感受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政府如何利用性别化策略进行管理的认识，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政府和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女性对于这些政策的感想、她们如何利用或者抵制现有的政策，能说明政府是如何在定义和强化着女性在家庭和职场的“合适”地位这一意识形态。尽管工作—家庭冲突可能看起来是属于个人的、私底下的困难，我却要强调这些经历背后深刻的政治本质。妈妈们在工作和育儿方面所遭遇的困难是更广义的政治的一部分——一种权利的斗争。如果妈妈们艰难困苦的本质是政治的，那么理所当然地，应该用政治化的手段至少来解决她们的部分烦恼。

由于工作—家庭政策是向民众传递性别化信息的重要来源，既有可能抑制也有可能加剧性别不平等（或两者兼备），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政策对于妈妈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影响。过去的十年里有一大批关注工作—家庭政策的跨国量化研究，因为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国内的生育率和女性的就业率。 这些研究展示了工作—家庭政策对于女性而言既是帮手也是障碍。诸如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缩减工作时间等政策能鼓励妈妈们继续参与有偿劳动，因为完全离开职场显然会失去很多好处。这种劳动力的连续性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能防止女性走“下坡路”，即由于家庭责任的拖累而放弃工作。 公立或由政府补贴的托儿机构、照顾病患儿的带薪假、兼职工作也可享受全部福利待遇、带薪产假等措施，则在很多国家让女性更容易地维持就业状态。

然而，社会学家杰里·雅各布斯（Jerry Jacobs）和凯瑟琳·格尔森（Kathleen Gerson）提醒我们，很多这样的政策“恐怕会让以往的性别不平等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 我们已经知道在儿童福利较为全面的地方、在已婚夫妇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申报个税的体制下（在共同申报制度下，仅有一人挣钱的家庭模式获利更多，而一旦家庭中出现第二笔收入——基本来源于女性——他们则需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金），妈妈们的就业率相对较低。 当女性利用诸如减少工作时间、悠长的产假等政策时，她们需要更多地承担起包括清洁、烹饪、洗衣、育儿等家庭责任的可能性也变大了。 施行工作—家庭政策也可能导致工作经验积累不足、工作时长缩短、职业轨迹中断、薪资减少等后果，而所有这一切都会让女性的毕生收入和职业成就低于男性。

一项在20个西方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那些使用了包括产假等福利的女性有时候会被认为对自己的工作不够上心，上级主管在面对需要进行大量培训的岗位、有资历要求的岗位以及更为重要的管理层岗位时，会尽量避免招聘或者提拔这样的女性。这也意味着女性在这些高收入的职位面前相较男性竞争力更低。 另一项在21个工业化国家进行的跨国研究中，社会学家贝姬·佩蒂特（Becky Pettit）和珍妮弗·胡克（Jennifer Hook）发现，兼职工作——使用这项福利的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女性——能够促进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但也会降低她们的职业流动率且扩大由于性别导致的收入差距，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此前提到的福利悖论并非虚言。 其他的家庭友好政策，如弹性工作制、在家办公等，都意味着女性会减少在办公室中“露脸”的实际面会时间，这经常会导致她们的职位被认为是“妈妈岗”，在职场里，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职场环境更欢迎能够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员工。 这些政策或许因而成为一柄双刃剑，它们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其实施的背景和职场妈妈们使用的环境。

这些对工作—家庭政策的国际比较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政策机制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这类研究几乎全都以调查或者人口普查为基础。没有了职场妈妈们的声音意味着我们缺少了一部分关键信息。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些政策对妈妈们的生活世界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我将展现这些政策并不一定能够达成它们预期的目的，因为这其中还有一个间接过程。妈妈们使用政策、抗拒政策、应付或者试图通融政策，她们的做法是政策的制定者们无法完全预料到的。我调查了职场妈妈们如何按自己认为可能的选择来安排生活，以及这些政策对她们而言为何既是约束又是机遇。

*　*　*

让我们暂时回到美国背景下，有大量访谈和民族志方面的研究记录下了职场妈妈们在努力达成工作中和家庭中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标准时陷入了独木难支的困境。 关于母职的社会意识形态源自“文化图式”，即我们通过共有的文化模式来见证、理解和评价我们的社会现实。这些图式塑造了女性的意见和行为。 美国妈妈们备受压力的原因是“密集母职”，即认为成为母亲以及婚姻是女性首要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这种文化理念唆使女性相信她们的丈夫和子女是脆弱的、需要母爱的，而她们的照料是有意义的、创造性的、能够带来满足感的。爸爸们则天生缺乏关爱别人所必需的技能，因而无法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几十年来，这种理念意味着社会要求女性，尤其是白人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家庭主妇。但是，非裔、其他种族／少数族裔的女性不仅需要出门挣钱，也得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美国仍有奴隶制的遗风，意味着非洲裔的美国女性其实一直都得离家去工作挣钱。 社会学家道恩·唐（Dawn Dow）在对有工作的中产阶级以及中上阶层的非裔美国妈妈们的采访中发现，成为职场妈妈被认为是正常且自然的选择，待在家里反倒是背离了社会的文化期待。 而密集母职的模式，又称“家庭奉献图式” “协作培养” 或“推崇幸福家庭” ，倾向于认为白人、中产阶级、有孩子的异性恋夫妇更高人一等。

家庭奉献图式还有一个几乎同样顽固的对手：工作奉献图式。 这种图式也被叫作“理想员工”模式， 即员工在情感上和时间上都应该将忠于自己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并由此获得独立、地位和满足感作为回报。这种理想员工的信仰遍及当今职场，且一步一步使得男性在职场更占优势、女性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在美国，职场上最为主流的约束力与家庭生活造成的限制刚好是矛盾的。帕梅拉·斯通（Pamela Stone）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妈妈群体中进行的“退出革命”研究表明，巨大的文化压力敦促妈妈们努力扮演出理想员工的样子，这为她们造成了沉重且持续的焦虑。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大批原本身居高位的女性离开职场，且相比责备她们的雇主，这些女性更倾向于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足，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 斯通的研究澄清了女性“主动选择”离职的错误观念。她认为，这些女性事实上是因为刻板的政策、制度障碍，以及一个对待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女性不进行奖励反倒实施惩罚的体制而被迫离开职场的。

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Mary Blair-Loy）将这种压力称为“竞争的奉献”。 那些花了太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奉献图式，而那些避开家庭责任或者将家庭责任委托给他人的女性则违背了家庭奉献图式。这种困境是妈妈们工作—家庭冲突的源头。贫穷的女性也会遭遇工作—家庭冲突，但相比中产阶级或者上流社会的女性，她们手头可以运用的资源更少，调整工作安排以应对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日常的不可预料”的能力也更弱。

尽管工作—家庭冲突看似私人或女性个人的困境，布莱尔-洛伊认为事实上这是由背后更为深层的道德和文化理念造成的，这种理念预先设定了好员工和好母亲的标准以及人生价值。 规范性决策的冲突给妈妈们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境。这种冲突决定了家庭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职场中的时间安排、企业意识形态、晋升模式和评价标准。 但无论女性决定工作还是全职在家，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女性的就业决定都是从家庭角度出发的。事实上，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将如何对自己的家庭最为有利作为工作抉择的前提。

这些研究关注了女性本身，从而描绘了职场妈妈所面对的重重困难。但这些研究仅在美国一地进行。最近几十年里，全球各地都对职场妈妈进行了访谈式的研究，这些研究告诉我们无论身处哪个国家，职场妈妈们的生活都有艰辛的一面。 不过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有些国家的妈妈们似乎比另一些地方的妈妈们过着更加美好、轻松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吗？很难有个确切的回答，因为大部分以此为主题的研究都只在一个国家之内展开。我们需要 跨越 国界去对比妈妈们的感受。比较使我们得以调查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这些理想员工、密集母职的文化图式是否影响以及怎样影响着她们的生活。进行跨国比较能够通过调查在不同的背景下职场妈妈们的经历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并由此拓展我们对于性别平等以及工作—家庭政策的了解。我展现了在那些施行了折射出对于理想员工和完美妈妈不同标准政策的国家，美国文献中所描述的工作—家庭冲突将会如何得到缓和或变得更为严重。

---

[1] ．关于美国政府干预复杂历史的分析，见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的著作《过剩之地》（ Land of Too Much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