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

在社会福利权和同质化的共同原则下，西方工业化国家施行的福利体制可以分为好几种不同类型。在本书中，我探究了四个国家女性的生活，这是四个普遍被认为代表了不同福利体制的国家：瑞典（社会民主模式）、德国（传统模式）、意大利（家庭主义模式）以及美国（自由主义模式）。

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定义是无论经济动荡与否或公民本身的经济活动如何，政府全权负责为所有公民提供福利待遇。实施这一体制的国家包括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这些国家的联邦政府提供全民福利，凌驾于市场原则之上且有权为了推动平等而对市场进行干预。这些举措缓冲了民众在遭遇财政不确定时可能受到的打击，但也削弱了市场和生活机遇之间的关联。

传统的福利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均实施这种模式）认为政府、商业和其他机构应该分担为公民提供福利待遇的责任。在这种模式下，市场占有主导地位，但政府仍会为了保障公民免于过度依赖市场以致利益受损而出手进行干预。工作地位或家庭地位与社会权利之间有着非常牢固的关联。也就是说，能享受怎样的社会政策总的来说取决于个人的职业和收入。家庭和社区被认为是亲属照顾的主要提供者。

家庭主义的福利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政府在福利待遇方面很少有所动作。这些国家的政府主要依赖非正规的市场，尤其是大家庭，来确保公民的福利。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不完整的，而且虽然某些福利待遇相当慷慨（比如老年人的养老金），却没有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实行自由主义的福利制度。在这些国家，社会福利让位于市场，由市场来确保所有民众的安康。绝大部分福利由需求决定，而且仅在市场无法满足需求时才由政府出面干预。为家庭提供的社会支持是完全私有化的，因而所有成年人都必须融入市场之中。

不同福利制度背景下的政策不仅各不相同，而且竞争激烈、变动很快。 欧盟希望通过长期的整合和交融，有朝一日能在所有成员国中统一不同的政策体制。不同福利制度下的工作—家庭政策对职场妈妈而言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深度访谈能显示职场妈妈们如何看待这些体制：妈妈们在本国的福利制度下，通过对这些福利制度的解读去理解自己所经历的工作—家庭冲突。 而不同的理解局限了欧盟正在努力探索的政策交融。

在挖掘我将要讲述的妈妈们的故事之前，我希望大家暂时将眼光放长远，为每一个国家的妈妈们的就业状况想象一个大致的全国趋势。这些宏观层面的模式对我进行访谈的女性在微观层面的经历是有决定作用的。 在四个国家中，妈妈们的就业率迥然不同：在2014年，瑞典有83.1%的职场妈妈，德国为69%，意大利是55.2%，美国是65.5%（见图1.1）。兼职工作在德国远比在其他三个国家常见得多。美国妈妈们是最不可能兼职的，只有12.4%的美国妈妈们找到了以兼职形式安排的工作，有53.1%则全职上班。

图1.1　2014年，有至少一个孩子（年龄为0—14岁）的妈妈（年龄为15—64岁）的就业率，包括全职与兼职状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a；瑞典统计局，2014。兼职工作定义为主业工作时间每周少于30小时，全职工作定义为工作时间每周多于或等于30小时。德国数据为2013年统计（现有最新）。瑞典的母亲年龄范围为15—74岁。瑞典的儿童年龄范围为0—18岁，美国的儿童年龄范围为0—17岁。

妈妈们的劳动参与率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她们是否有伴侣（见图1.2）。在瑞典，单亲妈妈们的就业率比有伴侣的妈妈们要低（低了9.8个百分点），但在意大利情况刚好相反（单亲妈妈们的就业率比有伴侣的妈妈们高出9.8个百分点）。这些差异意味着在有些国家，比如瑞典，单亲妈妈们的生活要轻松一点，相比之下意大利的单亲妈妈们则需要工作以养家糊口。

对于与伴侣共同生活的妈妈们而言，作为一个家庭，两人的就业模式也因所在国不同而有所区别（见图1.3）。一个家庭中的两个成年人都全职工作在瑞典（68.3%）和美国（45.2%）远比在德国（25.1%）和意大利（29.6%）更为普遍。而“挣钱养家的人有一个半”的家庭模式，即一人全职工作、另一个人兼职工作，则在德国最为常见（有39.8%的两人组成的家庭为此种模式）。这种家庭模式的比例在其他三个国家都很少，最少的是在瑞典，只有大概10%的夫妻／情侣中一人全职工作、一人兼职工作。意大利和美国只有一人工作的家庭占比最大，两个国家都有略高于三分之一的家庭属于这种模式，而在德国仅有四分之一的家庭、瑞典则仅有七分之一的家庭中只有一人工作挣钱。

在这四个国家中，孩子的年龄也会影响到妈妈们的就业率（见图1.4）。美国和德国妈妈们的就业率受孩子年龄的影响最大，跨度几乎达到20%，而在瑞典和意大利这一数据不到10%。当最小孩子的年龄在3岁或不足3岁时，美国以及德国妈妈们的就业率相对要低很多，仅有略超半数的女性在此时仍保持工作。

另一个能够展现有孩子的女性是否在职场获得足够支持的重要指征是性别导致的收入差距。在德国和美国，有孩子的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要比没有孩子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大很多，但这个差距在瑞典相对较小（见图1.5）。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孩子的女性所面对的性别收入差在2%—13%之间，而妈妈们所面对的性别收入差则在21%—25%之间，意味着母职造成了巨大的收入不公。意大利似乎没有这个问题，但原因恐怕在于有很多女性直接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了。意大利似乎少有职业性别隔离以及“玻璃天花板”效应，那是因为意大利的低收入女性相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完全离开劳动力市场。 回顾一下，意大利妈妈的就业率在四个国家中是最低的，意味着妈妈们最初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通路更为狭窄。

四个国家为家庭福利而拨出的公共开支也相差甚大（见图1.6）。瑞典政府花在家庭福利上的钱比美国政府多出三倍不止，德国和意大利则处于瑞典和美国之间。瑞典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3%花在了家庭福利上，在德国这个比例是3.05%，意大利是2.02%，美国仅为1.19%。四国政府提供的福利类型也各不相同。比如，作为去家庭化的福利国家，瑞典并不为家庭减税（取而代之的是提供服务和现金补贴），而另外三个国家都允许减免家庭税收。 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供的减税比例、服务和现金补贴水平基本相当，而美国则很少以现金形式补贴家庭。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声称某个国家对职场妈妈们最为友好。但为了解读这些数据，我们还需要了解 这些趋势在职场妈妈们的日 常生活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直接与妈妈们对话能让我们获得仅仅通过数据所不能得到的深入了解。当妈妈们的劳动参与率高时，她们遭遇的工作—家庭冲突会变多还是变少？公立托儿机构在职场妈妈们眼中意味着更多还是更少的性别平等？兼职工作的安排相比全职工作是更有压力还是更有好处？

若不能理解妈妈们的观点，那么所有对工作—家庭政策、性别和福利制度的跨国研究都将陷入僵局。美国妈妈们对于联邦德国妈妈能够获得长达三年的产假啧啧称奇，但德国妈妈们告诉我说她们普遍不赞成这项政策。作为职场妈妈她们深深感受到了歧视。有些人当面被人叫作“事业狗”。瑞典妈妈们期望自己的伴侣能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而且瑞典男性真的是这样做的，但大部分意大利女性对此一笑了之且认为自己的伴侣并没有帮忙做家事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是mammoni——不成熟的“妈宝男”。美国和意大利的妈妈们经常将家务外包给有偿的家政服务员以解决工作—家庭冲突，而瑞典和德国的妈妈们则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从文化角度，这种做法意味着女性自身缺乏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