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职场妈妈

为了了解不同工作—家庭体制下女性的实际经历，我深入采访了共135位职场妈妈。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女性所讲述的内容以及从这些描述中可以发现她们如何想象和感知自己的生活世界。 深度访谈使我能够将个人经历与西方国家工作—家庭政策相关的对话联系在一起，从而了解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女性的感受对于任何希望能够通过创建、呼吁（或反对）以及实施工作—家庭政策并从而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女权主义者而言都应该是最为关键的。

我对各个国家首都的女性进行了采访，包括斯德哥尔摩、柏林、罗马和华盛顿特区。由于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德国的案例被划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地区。两种不同的性别体制，即以男性挣钱养家为主的体制与双职工模式，在德国于1990年统一时合二为一。此前的40年间，作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民主德国要求所有民众都全职工作。统一之后，民主德国地区必须改行原本联邦德国的传统福利制度。时至今日，所牵动的地区的福利框架已经正式遵循传统福利制度的模式，但对于工作者和家庭而言，遗留下来的文化背景和很多在民主德国时期就开始为双职工家庭提供协助的社会机构，如房屋开发和日托班等，仍旧提供着更为便利的条件。因而，我决定在柏林走访居住在前民主德国区域的女性，到斯图加特、慕尼黑和海尔布隆与前联邦德国区域的女性进行访谈。我将在这两个地区所了解到的女性经历记录在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

在访谈中，我向女性提问，问题包括如何兼顾事业和母职、在职场如何与上司和同事交往、工作—家庭冲突、工作经历和对未来的计划、与伴侣如何就家庭照顾进行分工、对育儿的看法、如何利用工作—家庭政策及对这些政策的看法、对自己的事业与家庭的认识和理解、成功和后悔的事，以及各个国家对于职场妈妈的总体看法。

我还在本书中收录了我对被采访女性的家庭、居住社区以及职场环境的第一手观察。我经常会花些时间与她们的孩子、伴侣、亲戚、邻居和同事们相处。当妈妈们去给孩子换尿布时，我会搭把手，帮她们在炉子边搅动正在煮着的意大利面。我曾与她们在最爱的酒吧享受一杯工作完成之后的美酒。我还曾帮一个孩子洗去头发上的泡泡——她的妈妈正在做晚饭。我好几次陪着妈妈们和她们的孩子走在去找儿科医生看诊的路上。我也曾在她们的后院里，和她们的朋友们一起吃蛋糕、喝咖啡。我还曾与她们的孩子们一起在公园里玩沙子。

在每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里，我都花一整个夏天进行田野调查。而这些额外的任务使我能够在我所居住的社区参与和观察每一天日常生活的节奏。通过在街角的杂货店里采购、在上下班高峰搭乘地铁、在公园和游乐场里度过悠闲的午后、与接送小孩去日托班的家长们搭话，我认识了与我住在同一幢公寓楼以及住在同一个街区的邻居们。这些第一手的观察为我提供了很有帮助的背景知识，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在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的被采访者们的生活世界。比如，当我问一位瑞典妈妈，她是否曾考虑过休一年以上的育儿假，她笑着告诉我说那样一来就没有别的孩子和她儿子一起玩了。游乐场在白天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所有1岁以上的孩子都在日托班里，那才是“孩子们该在的地方”。真的是这样，斯德哥尔摩到处都是公园和游乐场，在工作日的白天，我只遇到过带着刚出生的婴儿的父母，不过到了下午四点之后以及整个周末，这些地方就塞满了小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妈妈。

为了进行比较，我的受访者都是中产阶级妈妈。这些女性可以让我保守地检验职场妈妈们对工作—家庭冲突做何感想，因为她们更有可能通过诸如付钱让孩子进入高质量的托儿机构等手段来缓解压力和愧疚感。因而她们的经历能够展现最好的情况或最为极端的案例。 如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所写的那样，如果手握社会和经济资源以及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以及上流社会女性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时也有困难，那么这些困难就类似于“矿工的金丝雀——一个重要的指示标志，意味着事情非常不对劲”。 对于那些收入微不足道、没怎么受过正规教育、做着没有什么回报的工作、缺乏可靠的或者根本没有阶层流动可能性的妈妈们而言，生活还要更加艰难，更别提那些没有获得所在国合法身份和居留权的人了。

本书中妈妈们的经历也取决于她们的种族、民族以及阶级特权。她们有更大的可能性拥有可持续的职业和其他资源，而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女性以及其他很多有色人种的女性而言是非常难获得的——也恰是这部分女性最需要政策的支持。 我在欧洲共采访了103位女性，其中有98位是欧洲白种人（仅有5位不是）。我在华盛顿特区采访的女性在种族和经济水平上要比欧洲的受访者更为多元，因为我在美国招募受访者时语言和抽样的阻碍更小。我在华盛顿特区总共采访了32位女性，其中19位是白人，13位属于其他种族或少数族裔。

所有女性在我们进行访谈的当时都有工作。她们都有一个或更多的孩子，且孩子仍住在家中。我采访的中产阶级女性所从事的职业、工作时长以及家庭结构都很多样，但都对她们兼顾工作和家庭造成了影响。 在德国、瑞典和意大利，我还采访了几位非本国的女性。她们的观点是有启示作用的，因为她们能够从比较的角度去观察所在国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她们的见解能够帮助我梳理出那些本地人熟稔到视而不见的社会常态和政策支撑。在附录的方法论部分中，我列出了更多信息。

本书没有收录来自低收入、失业或受教育程度低的妈妈，不能说英语的妈妈，全职妈妈（完全脱离劳动力市场可被视为是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一种极端方式），没有孩子的女性（另一种解决工作—家庭冲突的潜在方式），以及职场爸爸们的声音。这些群体对工作—家庭冲突的体验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对父母参与育儿和就业的文化规范与工作—家庭政策相互作用，又根据种族／民族、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阶层、原籍国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了一系列预期的或预料之外的结果。 比如，低收入的妈妈们相比我采访的女性更可能感到自己缺乏政策支持，因为她们利用私有市场解决冲突的手段更受局限。相比职场妈妈，全职妈妈或失业妈妈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多少选择，也很少能感受到公共政策的支持，因为在这些国家要享受部分工作—家庭政策是以就业作为前提的。在今后的研究中，这些人群都是很有必要而且很值得关注的。

在我的所有受访者中，瑞典妈妈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最少，也是最为满足的一群人。因而我就从她们的故事开始我的讲述。随后，我们会依次前往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而美国妈妈是所有人中最焦虑不已的。本书能帮助读者理解不同国家的职场妈妈对工作以及家庭生活的渴望和期待。妈妈们身处的生活世界是被关于性别、做家长以及就业的不同规范框定的，而工作—家庭政策不过是更宏观的文化话语的一部分而已。总的来说，我所遇到的最为满意的妈妈们能够获得工作—家庭政策在各个方面的支持，而且主流文化态度也鼓励妈妈们和爸爸们兼顾有偿劳动和育儿职责。而最不满意的妈妈们必须得依靠市场提供的服务来缓解自己的工作—家庭冲突，不受到自己伴侣的支持，且所在国的文化环境认为育儿就是女性的责任。

妈妈们不应该过一种感到自己的世界分崩离析的生活。没有人应该承受这样的打击。有些妈妈们觉得有无法克服的阻碍横亘于自己和更加幸福、更有价值的生活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就会绝望——尤其是当她们因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局限而根本无法想象还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

这时，她们需要的是 不绝的希望 。希望对于女权运动和其他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付出的集体努力而言一直是非常关键的。著名作家和激进人士丽贝卡·索尔尼特提醒我们：

人们曾经宣布说女权主义已经失败了，这个推翻千年来社会安排的任务或许终将在几十年后达成最终的胜利，又或者它确实已经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女权运动不过才刚刚开始……虽然改变不一定意味着变得更好，但至少有变化，如果我们有所行动，那么我们就能对变化产生影响。希望就源于此……我们将用自己的双脚、我们的存在和我们集体的声音与憧憬去书写历史。

让我们用不绝的希望去回应妈妈们集体发出的呼救声，我们应该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变得不一样的，会变得更好、更公平，只要我们能去想象“未来的美好将会是超越现有理解的存在”。

不绝的希望或许能让我们铸造起更为坚定的集体责任感。认识到我们都互相依赖，或许能帮助我们逾越家庭是个人责任、育儿是女性本分之类非常有美国特色的顽固信念。让我们与无数前人一道，成为快乐的战士，向着工作—家庭公平这条艰难的道路继续前进。有太多的女性在今日仍旧为了兼顾工作与照顾自己所爱的人而遭遇各种本无必要的艰难困苦，是时候站起来面对这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