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了哪些矛盾与问题
*本文由我与杨林同学共同讨论完成，由杨林执笔。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问题主要有：（1）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剩，造成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失调，投资产生的供给能力无法被疲软的消费所消化，在长期形成产能过剩的风险。（2）第三产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比较不匹配，具体而言就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太低，不仅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且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低不少。（3）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过高，一方面贸易顺差形成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国内的人民币被动超发，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的方式无疑是给美国等发达国家提供了低息的资金注入，无助于改善中国的国民福利。（4）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扩大趋势并长期保持在1∶3以上，第二方面是东中西部的区域收入差距出现扩大化趋势，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无法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第三方面是垄断部门的员工收入和非垄断部门的员工收入差距很大。（5）环境和资源两个硬约束越来越紧，过去长期以来以低廉的环境成本和低廉的自然资源成本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难以为继，诸如雾霾等一系列环境危机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提醒着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已经接近社会承载的极限。因此必须对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潜力提出修正，新常态的提出就是这样的一种修正，即用相对较低的短期增长速度来换取长期可持续增长的空间。否则如果不进行这样的修正，则会导致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持续恶化，最后侵蚀掉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6）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因为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原因，进城农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还有一些本来应该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这样城市化就远远慢于工业化。工业化创造的巨大供给能力并没有被城市化创造的消费需求所吸收，多余的生产能力只能依赖外需，在美国次贷危机后外需有所下降，直接导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有时甚至不到70%。
回顾历史，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五千美元后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首先发生在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又被称为拉美陷阱，但随着后来亚洲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也出现类似的经济经过高速增长然后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现象。中等收入陷阱已经不再特指某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现象，而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收入增长陷阱。以墨西哥为例，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墨西哥保持了6.7%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为“墨西哥奇迹”，但是始于1968年的一系列社会动荡使得墨西哥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减，风光不再的墨西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无法实现经济的正常增长。回顾墨西哥的教训，主要原因是墨西哥收入分配不均衡，占总人口比例较少的高收入阶层成为“墨西哥奇迹”的主要受益者，获取了巨大的财富，相反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广大低收入群体几乎没有从“墨西哥奇迹”中获得多少经济利益而继续生活在低收入水平之中。因为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远小于低收入阶层，因此墨西哥经济出现了高收入阶层消费饱和，而低收入阶层因为无钱消费而无法启动消费的局面。对于这种因为收入分配原因造成的内需不足，墨西哥政府不是着力于改善失衡的收入分配现状以扩大国内市场，而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方式来扩大总需求，以增加政府开支并增加政府订货的手段来解决企业的产品销路问题。当然这种政府订货在短期内确实缓解了墨西哥企业的问题，但是长期而言政府不可能无限的增加政府开支，因为政府开支的持续增加需要大量的政府收入，而这种政府收入只能来源于增加税收，税收的增加会进一步打击国内的总需求，而且政府也不可能无限的增加税收。因此政府开支的增加只能是缓解国内需求不足的短期权宜之计，绝不是一种可以长期持续的政策。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和原本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的双重打击之下，墨西哥社会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不仅罢工和游行随处可见，而且暴力犯罪和毒品走私猖獗，社会持续动荡。社会不稳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本撤离，不仅原本看好墨西哥发展前景的外资纷纷撤离，就连在经济增长中获利颇丰的本国资本也纷纷撤离，社会的持续动荡严重恶化了墨西哥的投资环境，多地出现工厂被焚烧等事件。资本觉得墨西哥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投资地点，于是纷纷逃离墨西哥撤向海外，“墨西哥奇迹”戛然而止。
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是像日本、韩国一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还是像大多数国家一样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被卡在那里，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苦苦挣扎，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就是防止出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的脱钩，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的脱钩指的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民福利的增长缓慢，严重落后于经济的增长，甚至没有太大的国民福利的增长。回想2008年经济危机给中国出口部门的严重打击，可以发现如果国内的需求无法吸收国内大量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一味地依靠外需来消化过剩的产能，那么在外部需求饱和或者外部需求突然下降时，经济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下滑，长期的持续增长也便不存在可能性了。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逐步修正长期以来靠贷款维持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回归一种量入为出的生活模式时，出口外需就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爆发式增长了。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加入WTO之后持续扩大的出口需求，这种持续扩大的需求背后是欧美习以为常的借贷消费生活模式，但是这种生活模式在长期而言也是不可持续的，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之后，欧美国家的居民会逐步调整生活模式，借贷消费这种超出实际支付能力的超前消费模式会被更加量入为出的消费模式所取代。而此时中国第三产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不匹配，不仅挤压了经济增长的空间，而且成为了在长期出现通货紧缩压力的主要原因。第三产业的主要成本是人工工资，而在工业的总成本中人工工资占的比例很小，工业太多而第三产业太少会使得工人的劳动收入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太少，而因为工业使用更多的资本，使得资本在国民财富中分得的份额变得太大。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太高就成为一种经济失衡的表现，而仔细分析中国储蓄的构成会发现，居民储蓄占的比重和绝对数额其实比较稳定，真正增加速度很快的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是第三产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失衡。同样，第三产业和工业之间的发展失衡也使得收入分配失衡出现，因为这样的产业结构会使得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维持在低位甚至持续高速下降，而占人口比例较少的少部分资本拥有者独享了资本获得的收益，使得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同时垄断也成为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垄断部门的工作人员获得了垄断收益，而非垄断部门的人却要为这些垄断收益买单——不得不支付比市场均衡价格高得多的价格购买垄断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非垄断部门的就业人口是总人口中的大多数，这部分人的收入实际购买力下降预示着他们的消费能力受到打击，会削弱他们的长期消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