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为何在经济发展中积累了上述矛盾与问题

导致上述这些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参与，这种参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生产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长期过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生产建设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到50%之间，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远高于第二名的新加坡，新加坡生产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为25%到30%。生产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例如此之高势必会挤压福利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无法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相对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使得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动机非常强，有钱也不敢消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消费性需求。政府的生产建设性投资实际上变成了补贴工业企业的配套投资，减少了工业企业自己的实际投资成本，替代了很多本来该企业自己进行的投资，使得企业需要更少的投资就能生产出原来需要很多投资才能生产出的产品。假如一个企业每年生产一百万元的产品，在没有政府的生产建设性投资时需要企业自己出三百万元的投资，而在政府进行了大量生产建设性投资之后，工业企业自己只需要出两百万元进行投资就能实现每年一百万元的产值。这个例子虽然简单，但是却说明了政府的生产建设性的经济本质——对工业企业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补贴，减少了企业的实际成本，扩大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去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是政府的生产建设性投资很大部分需要居民来买单，一个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太高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过高的房价实际上就是居民为这种政府生产建设性投资进行买单的过程。另一个政府收入的来源就是各项税费，如果政府进行太多的生产建设性投资就会增加对居民部门的税费成本压力，降低居民的实际可支配财富。总而言之，政府过多的生产建设性投资对于居民部门的影响就是剥夺了一部分居民部门的财富去补贴工业企业，最后居民部门出现消费不足，而企业部门出现投资的过度。

政府过度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会出现一些腐败和损害居民利益的事情，政府在拆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重要角色未必会真正有利于居民福利的提高。比如我国政府长期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真正改善居民的福利，有些是政绩工程和重复建设，有些甚至仅仅是为了一些腐败分子从中渔利的没有必要的工程。一些地方刚刚建好的工程仅仅几年甚至几个月后就拆掉重新建，不仅原有建筑的拆除会污染环境，而且重新建起来的新工程也是一种公共资金的浪费。

从更深的层次看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还会给一些利益集团扩大和固化自己的利益版图提供渠道，这些利益集团可能会和政府中的重要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如原统战部长令计划的“西山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利益联盟。“西山会”中的商人丁书苗和刘志军、令计划等高级官员结盟，“西山会”至少每三个月聚会一次，联盟中的商人为联盟中的官员升迁提供资金，而联盟中的官员通过制定对这些“资助者”有利的政策来回报他们的支持。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通过其子周滨建立的联盟则范围更广，不仅囊括了石油系统和四川系统等多个行政主体的主要领导，还扩大了联盟的范围，以至于原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竟有“四川省第二组织部部长”之称，可见这种联盟干预官员任免已经到了很公开和可怕的程度了。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不准党内搞团团伙伙”，总书记口中的“团团伙伙”其实指的就是这种利益联盟，反腐败很大程度上指的也是反对这种影响政府独立性的利益联盟。很显然，能够进入这些联盟的人仅仅是社会成员中的少数，因此这些利益联盟所代表的仅仅是社会少数人的利益，不可能代表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当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涉及到这些联盟成员自身的利益时，当这些联盟成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主动游说政府并推动政府的某项政策制定和实施时，政府无疑会丧失独立性，成为这些利益联盟为自己牟利的工具。而且这种利益结盟一旦形成，利益集团就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左右政府的决策，并通过操纵政府部门的人事任免来确保自己对政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打击正直和不听话的政府官员，扶持和提升听自己话的政府官员。绑架政府使得政府的决策偏离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长远利益，让政府走到人民的对立面，让政府放弃对国家经济长远发展最有利的政策而选择对这个利益集团最优的政策。长期的结果就是持续的经济政策错误，把国家推向全国人民和全国大多数企业的对立面，也把政府引向一条不归路。过去，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是一个独立进行决策的政府，其经济政策很少被某个利益集团所绑架，甚至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会放弃一些利益集团，比如让大量国有企业破产和让大量国有企业改制就放弃了一些利益集团。过去，政府之所以能很大程度上保持独立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经济还不是很发达，一些利益集团还没有做大，他们还没有完成足够操纵政治的资金积累和能量积累，这些利益集团还没有成为非常强势的集团。但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了今天，社会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一批强势的利益集团也逐渐羽翼丰满，他们是过去改革的受益者，但却不愿意看到继续改革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很容易利用自己强势集团的经济实力在寻租过程中和政府中的一些“团团伙伙”结盟，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反腐败打击这种联盟虽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具体参与。反观这些利益联盟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这些联盟是由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中一个又一个的寻租行为逐步积累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利益联盟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来自于政府长期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同时彻底消除这种利益联盟也绝不是反腐这种治标之策能够做到的，反腐只能在短期内震慑住这些利益联盟并使之暂时偃旗息鼓，但是，一旦高压反腐的力度有所减弱，这种利益联盟则必将重新出现并继续为所欲为。因此治本的方法只能是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参与，进而减少伴随产生的寻租行为，一旦寻租行为得到遏制，这种利益联盟也就土崩瓦解了，这才是保持政府独立性的治本之策。

一个独立的政府对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决策独立不和任何特定利益集团结盟的政府才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人的政府。相反，如果政府因为过多参与经济活动而有意无意地和一些利益集团结盟，就会使得政府成为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府，这样无疑会遏制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并在国家经济发展之路上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国家势必会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墨西哥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和一部分大富豪结盟的例子，墨西哥这个国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墨西哥的首富电信业巨头卡洛斯却长期超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卡洛斯致富的主要手段就是垄断，他不仅垄断了电信业还垄断了部分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墨西哥的主要行业几乎都是垄断的，这种垄断的受益者就是那些少数大富豪。这些墨西哥富豪和政府要员结成联盟，为政府要员的升迁提供资金、操纵选举和政府决策过程，使得自己在行业中永远保持垄断地位。这种垄断最终使得墨西哥创造力枯竭，经济活力受到抑制，垄断企业本身也因为缺乏竞争压力而躺在垄断利润之上坐享其成，没有进行技术进步的动力，墨西哥于是就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了。

反观少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坚持了政府的独立性，使得政府没有和一些强势集团结成利益联盟。比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9年推出了最低工资法，1960年推出了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全民年金法，企业为了适应新的法规也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和在职培训以降低员工的离职率，减少解聘员工需要支付的成本。这些政策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大企业大财团的阻挠，因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就是一种国民财富的重新分配，把一部分原来属于企业的利益分给了员工和其他社会成员，这种重新切蛋糕的行为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实际用工成本并减少资本利得。但是为了扩大日本国内的消费需求和改善国民福利，日本政府还是力排众议强行推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获得了长远的坚实基础，不仅国内需求逐渐启动而且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在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获得成功后，韩国在深入研究日本经验的基础上，在1985年也模仿日本推出了以全民医疗、国民年金制度和最低工资法案为核心的韩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此过程中也屡屡受到韩国大财团的阻挠，因为很多社会保障的成本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企业并不愿意承担这些增加的成本，因为它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回顾韩国和日本历史上的这个过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59年的日本和1985年的韩国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大约和中国现在的水平相当，也大致和1969年墨西哥的人均GDP水平相当，因此中国是否能够推行一个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显得很关键，一定程度上会决定着中国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保持政府的独立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不能让政府和少数强势集团结盟而成为仅仅代表少数人的政府，必须使政府保持独立性，成为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府。

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日本、韩国的政府没有和利益接团结盟成为代表少数人的政府，而是成为了独立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代表多数人的政府？这里就可以发现让更广泛的民主得到实施的作用了，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步实现了社会各阶层参与广泛的民主，韩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诸多政治风波也逐步实现了包容社会各阶层的民主。这种参与广泛的民主真正使得政府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诉求，而不是仅仅反映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诉求，政府真正成为了一个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政府。就中国当前的情况而言，建立一个覆盖面更广参与度更深的民主机制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的比例，另一方面以利于建立一个民生主义政府。从降低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的比例这个角度来看，更多社会阶层参与到政府政治生活中来会迫使政府从大量的投资活动中抽身而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民生领域，因为这些民生领域和很多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很多社会阶层会认为未必需要那么多的政府建设性投资，很多社会阶层也会对重复建设投反对票，传统的政府大量生产建设性的行为，获利的仅仅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居民部门并没有从这些大量的生产建设性中获得太多的实际利益。因此让更多的社会阶层参与到政府政策决策和政策实施中来，建立覆盖面更广覆盖深度更深的民主，一定会缓解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剩的经济失衡问题。从建立民生主义政府这个角度看，政府的职能如果一味地从促进生产的角度干预经济甚至直接参与到具体微观经济活动中来，无疑会挤占很多本该用于民生领域的政府公共资源，使得政府越来越成为一个生产主义政府而非民生主义政府，这样的政府会带有非常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而一般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普遍容易忽略民众福利的提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同时政府为了筹集参与到具体微观经济活动中来的资金，会想方设法进行“增收活动”，甚至出现巧取豪夺的现象，一些政府行为就或多或少地蒙上了一些营利性色彩，甚至让政府成为一种泛营利型政府，这种营利性政府很容易与民争利甚至通过剥夺民间财富的方式来获利。宋代王安石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带有非常浓重泛营利色彩的政府，王安石认为“天下之富不藏于国，则藏于民”，要想国家富有就必须剥夺一部分民间的财富，于是出现了很多与民争利的问题，激化了政府和民众的矛盾。这些行为无疑是和现代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相违背的，因此必须认识到政府过多的参与到微观经济活动中来是非常不利于居民福利的提高的，会忽略掉很多居民的福利，有时为了实现某些经济活动的目的甚至会损害居民的福利，与民争利的事件会频繁发生。事实上如果能够用扩大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减少政府对具体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参与，一定会纠正经济的失衡和改善居民的福利，长期而言就会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真正使国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

中国经济的失衡背后的原因无疑有两个，一个是部分学者观念上的误区和部分政策制定者对于改革的惰性，学术界一种非常盛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需要坚持政府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型增长的道路，必须保持GDP的高速增长，如果不能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就会出问题，所以应该放弃一切而唯GDP论。认为GDP越高越好，GDP增速越快越好，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失衡的问题可以在GDP的高速增长中自动解决，认为可以用GDP的高速增长来替代改革，即认为只要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即便不改革也没事，经济会在GDP的高速增长中从失衡自动恢复到均衡。一些政策制定者尤其希望用GDP的增长来替代改革，甚至可以不改革，仅用GDP的增长来做大蛋糕，而不改变切蛋糕的方式。这很显然是一种改革惰性的体现，因为增加GDP容易而改变切蛋糕的方式困难，而人有时往往趋易避难，只想做容易的事不想做困难的事，于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通过GDP增长来做大蛋糕就可以回避改革躲开改革。但回顾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就很容易能摒弃这种充满惰性的幼稚观点。回归中国的事实也发现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失衡不仅没有得到自动解决反而在加剧并扩大，这也基本上宣告了这种错误观念的破产。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企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决策执行部门对改革的阻挠，因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在参与具体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利益，并且和一些企业利益集团结成了隐形的利益联盟。这种利益联盟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总是有意误导政府的政策决策或者干预具体政策的执行，使之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近反腐查处的“大老虎”基本上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和强势集团结盟形成的官商集团，这个问题已经越发明显地影响到了政府的独立性，甚至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增加了政府执政的风险和难度。

从第一个原因的角度看，应该明确意识到并不是生产建设性投资越多就会越好，也不是出口和外汇储备越多越好，更不是GDP越多越好。GDP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投资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效率，出口不仅要重数量更要注重国际贸易对中国居民福利的提高。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产生的GDP是公共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低效率项目投资会阻碍产业升级，高污染项目的投资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巨额外汇储备如果仅仅用于购买外国国债就是相当于是为外国提供了非常廉价的资金，无法把这些外汇储备变成本国技术进步的资本基础。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国内消费能力的增长，不能提高居民的福利，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用低效率的投资阻碍了产业升级，财富的积累只能表现在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上面，因此产生的产能过剩和大量贸易顺差有时不仅无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并且会积累巨大的经济风险。国内投资过度带来的产能过剩虽然短期内可以靠扩大出口来消化，但是出口量终究不能无限地扩大，国外市场的容量终究是有限的，更何况像2008年国外遇到经济危机时甚至会出现出口市场严重萎缩的局面。借助于要素价格的扭曲来促进投资，靠压低各种要素价格来补贴工业化补贴投资的做法只会加剧结构性失衡并最终造成供求失衡——在很多市场上长期供过于求，一些产品只能卖“白菜价”，侵蚀掉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基础。从第二个原因的角度看，因为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的利益而行政性设立的垄断会造成一些商品或服务的长期供给不足，这种垄断利润给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带来了巨大收益，但是最后却是整个经济为此买单。垄断不仅阻碍了新增资本进入这些垄断领域投资，造成投资不足和供给不足，而且这些垄断经济部门中的企业没有竞争压力也没有进行技术进步的动力，最终会使整个经济的效率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中国单位GDP污染约为日本的7倍和美国的3倍，这无疑和垄断部门缺乏技术进步直接相关。垄断带来的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巨大差额使得寻租行为盛行，寻租和伴随而来的腐败几乎成为社会的常态。同时伴随着这些利益集团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也无疑成为更大的阻碍改革的力量，使得进一步的改革难以推进。